吃了一惊问：“他是什么时候找的你？什么时候？”她见了我的神态，也紧张起来说：“怎么了，他是上个月找到我家，给我看了一个计划，初步的论证都有了。”我一拍桌子说：“天下它偏有这样的人！”杯子里的茶都溢出来了。
我把两个月前匡开平到我家，把我的研究提纲看了的事说了。许小曼说：“你见了老同学就说实话，太老实了。你明年只管报来，你有前期成果，他没有。他想弄成？那不可能，不可能，他成了精怪都不可能。”我说：“明天还有一个聚餐，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见面。”她说：“这就是你要进步的地方了，他都不怕，你怕？是谁做了贼呢？没这点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能在圈子里混？”我苦笑说：“我就是如此地无用，幸亏当年——不然连你也会给害了。”她望我好一会，像要把我看透似的，幽幽地说：“那也不一定。”在昏暗的灯光下，许小曼的眼神有点变了，我装作看不懂，心里有了点不知所措。她说：“你以为我现在很幸福吗？”我说：“看上去还不错，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吧。能活到这种境界，满世界也就那么几个人。”她说：“那也不一定。”
第二天大家聚餐，许小曼把我拉到匡开平那一桌坐了。酒至半酣，许小曼接过一个同学的话头，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说：“池大为你说你明年要报一个课题，是哪方面的？”我没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手，简直不敢抬起头来，装着吃菜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是中药现代分类方面的吧。”我把眼珠轮上去，瞟一眼匡开平，他脸色都变了，拿起一杯啤酒遮了脸，仰头喝下。许小曼说：“这个选题听起来还不错。”又转了话题。下午许小曼要送我去车站，我挡住了她。她给我一个信封说：“票在里面。”到车站我拆开信封，卧铺票溜了出来，订票的二百块钱还在里面。
按照部里的布置，要组织新一次的全省血吸虫抽样调查。我闲着没事，就把我调去了。
一共下去十个人，分成五个小组，我和血防办的江主任在一个组，去华源、东源两个县。丁小槐具体分管这件事。出发的前一天江主任召集几个人最后一次开了会。马厅长说：“这次调查，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希望大家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工作负责，也对厅里负责的态度，把工作搞好，不能有半点马虎。我们需要的是准确的数据，数据是下一步工作的依据。大家知道，这几年我省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下了大力气的，成绩是很大的，省里部里都一再给予了肯定。我们要珍惜成绩，珍惜厅里的荣誉。”江主任说：“大家要更多从工作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各自为政。”马厅长站起来，丁小槐像装了弹簧似的跳了起来，站在门口侧着身子让马厅长出去，再送到外面，马上又转了回来，喉咙里哼哼几声，徐徐坐下，缓缓地环视大家一周，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翻着手中的笔记本，喉咙里再哼哼几声说：“大家有什么想法，”顿了一顿，“谈一谈，困难嘛，也谈一谈。”一个刚分来的大学生说：“厅里的意思，是不是有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有个……”又比划了一下，“比如说，有个指标？”丁小槐说：“什么指标？”我轻笑了一声，几个人都微微笑了。丁小槐说：“具体的指标是没有的，带指标下去还搞什么调查？实事求事是我们的一贯作风，对不对？”我说：“怎么都行吧，到时候江主任作具体的指示，我们跟着走，大家高兴就好。”
第二天搭车去华源，坐在汽车上我想着自己昨天随口说出“怎么都行”，“高兴就好”这几个字，这可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机智，一种聪明，又是一种圆滑，一种无耻。人人都是如此，谁来认真？
到了华源县，县卫生局请我和江主任吃中午饭，卫局长也来了。上了桌，县血防办苏主任致了欢迎词。上来的第一个菜是清炖水鱼，开了一瓶茅台酒。江主任说：“大家随便点好，我们也不是来一天两天。”卫局长说：“省里的客人平时请都请不到，都来到家门口了还不请那么一请？”我说：“吃鱼吧，草鱼也就可以了，酒吧，秦池也就可以了，你们经费紧张，我和江主任也不怎么沾白酒。”苏主任说：“紧张也不在乎这一顿吧，有朋友来就是发达的象征，没人来那才真的是死火了。”吃了一个多小时，卫局长到县政府开会去了，苏主任去结了账，摇摇晃晃过来，我跑上去扶他在沙发上坐了，我说：“这一顿花了好几百吧，酒都快五百了。”他说：“吃是吃不穷的，不吃也富不了。”我说：“经常来人这么招待，你们受得了？”他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总不会出在狗身上吧。”我说：“不是说专款专用吗？”他在我肩上拍一下说：“池同志你也不是外国来的，中国的国情你不知道？”我说：“照这样杀起来，几十万的专款能杀几刀？”他说：“来了人不接待，以后还办事不？规格低了，双方都没面子，客人心里还有气呢，看不起他！钱硬是要花。中国的事，你知道的。”散了席办事员塞给我和江主任一人一个塑料袋，我看见里面是两条红塔山烟。我见江主任接了，就没推辞。回到招待所我说：“以后接待就随便点吧，我跟苏主任说。”他说：“我们也不提怎么样，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吧。难道我们自己还主动把规格降低？好歹我们也是省里来的人啊。吃什么喝什么其实无所谓，面子不能不要，面子问题！我们不能自贬身价，身价不是一句话，要体现在餐桌上，酒的品牌是最重要的。我不怎么喝酒，但今天真拿秦池上来就等于打我一个耳光，比打个耳光还难受，他们眼里你只有那点分量！看来卫局长还是个做局长的材料。别小看酒，这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需要！”江主任好歹也是个主任，他的想法就是不同。我不能说他说的不是实话，可那些血吸虫病患者就倒霉了。
下午苏主任带两个人来招待所说：“汇报一下工作？”江主任不做声，徐徐地坐下来，缓缓地环视着几个人，悠悠地点着头，慢慢地拿笔记本，哼哼几声说：“大家谈谈。”又对我说：“小池你记录。”苏主任把基本情况介绍了，然后说：“这两年我们这里涨了大水，湖水漫过了大堤，把钉螺带过来了，这样发病率就提高了，基本上是慢性，一时半会不要紧，可长期降不下来，也是问题！要降下来，还是要靠省里支持。”江主任笑了笑说：“每次说到工作就少不了讨价还价，血防药物专营，有的省已经开放了，我们给你们顶住了，这就是最大的支持。钱每年也按时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病率还有所提高，那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开展的？”苏主任说：“发病率确实提高了，原来的指标，我们按厅里的精神，已经压了好多了，卫局长的意思，今年还是要实事求是，内部掌握一个数据，争取省里更大的支持。”江主任说：“什么内部掌握？那不是公开弄虚作假，那还了得！”我说：“你们估计一下现在的发病率？”苏主任说：“百分之六左右。”我吓了一跳，这不比上次统计高了近一倍吗？江主任马上变了脸色说：“你们作了详细调查没有，说出这么个数据出来，那就是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不说省里，部里都要惊动。”苏主任搓着双手说：“工作没做好，没做好，主要是去年涨了水，在沿湖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才退，钉螺都过来了。”江主任说：“如果你刚才说的数据是真的，我想厅里马上会引起高度重视，恐怕审计处会来人，看看你们的经费是怎么开支的。”
我觉得好笑，怎么开支的，两条高级烟还在江主任你提包里吧，居然也可以如此义正辞严地说话。什么叫演戏？苏主任慌了说：“我倒是没作普查，可能是夸大了，夸大了。”。”苏主任走了，江主任对着苏主任的背影耸一耸鼻子说：“一个小小的股长，放到厅里去办公桌都不一定有他一张，我客气叫他一声主任，他还要跟我讨价还价。”我听了很不是滋味，我连个股长都不是呢。我说：“这几年洪水多，发病率提高了可能是真的。数字报上去可能会把上面吓一跳，领导的面子上不好看，不报上去吃亏的是老百姓。”他只是个科长，在厅里也不直接管我，我说话也没太多顾忌。他忿忿地说：“我当了省血防办主任，说起来是一粒绿豆官，想做点好事的心情还是有的吧，心还不那么黑吧。可谁叫我在厅里坐了这张椅子。把椅子一抽，砰地就摔倒了，让你摔一跤那理由一定是很充分的，苦是诉不出来的。只是摔一跤就别想爬起来了。我四十岁的人了还敢摔那么一跤？”我说：“说起来你也没选择，我也没有选择，苏主任他也没有选择，每个人扮演什么角色，早就被预设好了。”
调查了一个星期，江主任家里来电话，说他女儿病了，就匆匆回去了。他一走苏主任说：“想不想跟我到长港乡去看看？”我就跟他去了。长港乡被芦苇包围着，现在是枯水季节，芦苇也已经割了，地里钉螺随处可见，我走着脚跟都发软。碰见一个大肚子病人，带着他十三四岁的女儿从湖里回来。我说：“你恐怕有血吸虫病，应该去检查一下。”他苦笑说：“还检查什么，都十多年了。她也有，我也没办法，哪里有那么多钱看病？县里几年发一次药，不管用的。”苏主任说：“这样的人不少，省里要考虑实际情况，多拨点钱才好。”我说：“多拨多少也没有多少落到他们身上。”他说：“是倒也是，总有这样那样非用钱不可的事。你回去跟厅里反映一下，你都看到了。”我说：“有人喝茅台我也看到了。”
在华源县呆了十多天，搞完了调查，结论是发病率为百分之三点六二。但是据我估计，苏主任说的百分之六是一个比较可靠的数字。我说：“如果是要这个数字，其实我们不下来也可以，辛苦了这么久，又花这么多钱。”江主任说：“部里布置的工作总要完成的。”我说：“这里老百姓太穷了。”他说：“天下这么多事，纷纷多如牛毛，上帝也只能管一条腿，何况我们也不是上帝。我们搞调查就是搞调查。”他这么一说，我安心了点，说：“有办法的人就是有办法，办法送到他跟前来，没办法的人就是没办法，碰得头破血流还是没办法。”离开的那天卫局长又设宴为我们送行，我吃了一碗饭，推说头疼，就回招待所了。我把那两条烟交给服务员，说自己不抽烟的，浪费了，请她转交苏主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
董卉的女儿满月，请我们去王府酒家吃中午饭。董柳跟别人换了班，一波也就没去幼儿园。吃完饭董柳去了医院，岳母带一波回家，我就上班去了。快下班的时候，楼下有人在喊：“池大为，池大为！你家里出事了！”我心中一惊，头发一下就立了起来。跑回家一看一波坐在门口的地上哭，指着自己的脚叫着：“爸爸，爸爸！”我在一波的脚后跟处轻轻一摸，一块皮就掉了下来。一波痛得直叫：“爸爸，爸爸！”我抱起一波就跑。医生看了说：“要住院。”收费的人说：“两千。”我似乎没听懂，直了眼望着他。他说：“两千。”我这才明白过来，说：“我是卫生厅的，一时没带那么多钱，等会补交，补交。”他不理我说：“下一个。”我把仅有的两百多块钱塞进去，他把我的手推了出来。我说：“我是卫生厅的，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没听说过。下一个。”我把窗口占住了说：“中医学会，池大为！”他说：“叫什么，公共场所，你叫什么叫！”
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先交钱是规定，我也不能违反。你去找科室的郭主任，看他怎么说？”我说：“先救救人吧，我的儿子，是个人啊，是个人啊！我是厅里的人，中医学会，池大为，池大为。”他说：“不认识，没办法。”我上蹿下跳找了几间房没看见郭主任，就站在外面大声呼喊：“郭主任，皮肤科郭振华主任！”郭主任来了沉着脸说：“谁在这里喊什么喊的！”我上去深深鞠了个躬，抱了拳作揖打躬，又双膝弯下去，几乎着地，反复几次，把事情讲了。他说：“厅里的领导你认识谁？”我说：“马 厅长，孙副厅长。”他带我去打电话，都不在。他说：“看你还认识谁？”他桌子上那张表上没有中医学会，说：“你来看看这上面你还认识谁。”我看了说：“袁震海和丁小槐我都认识。”他说：“袁处长，丁处长，都行。”就打了药政处的电话，上帝保佑，丁小槐居然还在办公室，把事情讲了，又把话筒给郭主任。他说：“丁处长开了口我还说什么，马上就给池同志办。”放下电话带我到缴费处，在住院单上签了字，办好了手续。
一波躺在病床上，我在外面疯跑一阵，在病室尽头的窗前站下了。我看着外面，一根指头指指点点，好像那看不见的远处，有着我仇恨的什么东西。我双手撑着墙，弓着身子，把头在墙上撞了几下。脑袋中嗡嗡地响着，口中喃喃地说：“看老子碰不死你！”
到了傍晚董柳来了，像个幽灵似的飘进病房。我说：“董柳，一波睡了。”董柳一声不吭，揭开被子看一看一波的腿，就坐在床头，傻了似的发呆。她的神态让我害怕，她哭出来就好了。一会任志强董卉和岳母都来了。岳母语无伦次，说了好半天才说明白，是一壶水刚烧开放在案板上，不知怎么就掉下来了。我说：“一波呢，有多动症，到处乱摸。”董柳说：“那你的意思是还要怪他？今天不出事，明天也要出事，楼道里黑咕隆咚旧社会，谁看得清？几年了一间厨房都没有。”她一说我恍然大悟，这事不怪别人，只能怪我，怪我自己！我猛地蹲下去，双手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一定要连头皮都拔下来，我才解恨！我右手抓着一撮头发，放在眼前仔细打量着，忽然大笑起来“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任志强买了盒饭来，我没有饥饿的感觉，有我也不会吃，我渴望找到一种极端的方式惩罚自己，这样才能平衡一下对儿子的歉意。后来我渴了，想喝水了，马上发现只有让自己这么一直渴下，才是自我惩罚的最好方式，用饥饿来惩罚那是太轻描淡写了。整个晚上我都这么忍着，在极难忍耐的焦渴中感到了痛苦的快意。到第二天早上我的嗓子开始嘶哑，连唾液也没有了。我走到街上，忽然下起了雨，想不到冬天还会下这么大的雨。我毫无感觉地走着，一直往前走，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雨水顺着头发流下来，我双眼都模糊了，就把衣服撩了起来，在脸上抹了一把，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我在不觉中进了一条小巷，走到尽头发现是一条死巷，就在一个台阶上坐下来。屋檐上的水成串地落在我身上，我冻得发抖，自言自语地说：“好，好，好。”就扭着身子，仰起脸迎着那水，让水泻在我的脸上，又溅开去，突然我忍不住张开嘴，把那水大口地吞了下去。真解渴啊，水原来是这么好喝的一种东西。嘴边停着一点什么，我用舌头一卷，是一片腐叶，发出一种腥臭。我用力嚼碎，咽了下去。
一波在医院住了十七天，就出了院。
儿子出院后家里冷得像个冰窖。董柳沉默着，连儿子也沉默了许多，总是坐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转悠追随着大人的行动。我嚷嚷着跟一波说话：“来来来，爸爸给你讲葫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