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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从不讳言他小说中的人物是从真实生活取材的，所以我的这点考证……如果并没有被别人发现的话……并不足奇；问题倒是为什么毛姆挑中维特根斯坦这样一个人作为他小说的主角。《刀锋》出版于一九四四年，是他一九四○年来美国后的第一部小说。人们可以想象得出在他流寓美国期间，盘算和估量……特别是从大西洋彼岸……他所经历的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以他阅历之深，接触面之广，而选择了维特根斯坦，一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拉里这个人确是一次大战的产物，而他反映的时代……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黄昏时代。在这个时期，世界文化中心虽则仍在欧洲，而欧洲的文化中心，在毛姆看来，无疑在法国，但它已经不能给来此寻求人生真谛的人以满意的回答了。拉里在巴黎博览群书，学会了几种语言，但是，巴黎和法国只成为他的中途岛；他最后带回去的，既不是恩夏姆神甫要把他当迷途羔羊圈回去的天主教，也不是他想从波兰矿工考斯第口中探听的神秘主义，而是印度的吠陀经哲学。小说中无一语涉及纳粹的兴起，但是，小说反映的欧洲的精神空虚，已足够说明为什么纳粹主义能够乘虚而入了。
小说不是历史，不需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其中的人物，必须给人以真实感，不能只是影子。有时候，由于文学修养差，欣赏不了作家所创造的人物，这情形是有的。我当学生时，对莎士比亚的黎耶王形象就不能欣赏，后来读了A．C．布雷德利的《莎士比亚悲剧》才发现自己的文学修养不足。但是，有些名家笔下的人物，如最近我读到的狄更斯的《小杜丽》，就只能说是概念的产物了。毛姆的《刀锋》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两次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一个人物画廊。
周煦良
一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作者：＇英＇毛姆
翻译：周煦良
第一章（一）
一
我以前写小说从没有象写这一本更感到惶惑过。我叫它做小说，只是因为除了小说以外，想不出能叫它做什么。故事是几乎没有可述的，结局既不是死，也不是结婚。死是一切的了结，所以是一个故事的总收场，但是，用结婚来结束也很合适；那些世俗的所谓大团圆，自命风雅的人也犯不着加以鄙弃。普通人有一种本能，总相信这么一来，一切该交代的都交代了。男的女的，不论经过怎样的悲欢离合，终于被撮合在一起，两性的生物功能已经完成，兴趣也就转移到未来的一代上去。可是，我写到末尾，还是使读者摸不着边际。我这本书只是追叙我过去认识的一个人，这人虽则和我非常接近，却要隔开很长的时间才碰一次面；他中间的经历我几乎毫无所知。要我杜撰些情节来补足这些脱漏，使故事读起来更加连贯，固然可以，可是，我无意于这样做。我只打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记下来而已。
多年前，我写过一本小说叫《月亮和六便士》；在那本书里，我挑选了一个名画家保罗·高更 ；关于这位法国艺术家的生平我知道得很少，只是倚仗一点事实的启示，使用小说家的权限，炮制了若干故事来写我创造的人物。在本书里，我一点不打算这样做。这里面丝毫没有杜撰。书中角色的姓氏全都改过，并且务必写得使人认不出是谁，免得那些还活在世上的人看了不安。我写的这人并不出名；也许他永远不会出名；也许他的生命一朝结束之后，这一生留在世界上的痕迹并不比石子投入河中留在水面上的痕迹为多。那时候，我这书倘使还有人读的话，就是由于它本身可能引起的兴趣了。但是，也许他替自己挑选的生活方式，和他性格里面所特有的坚定和驯良，在他同类中间的影响会日益加深，这样，可能在他去世长远以后，有人会恍悟这时代里曾经生活过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人们就会看出我这本书写的是谁了，而那些想要稍微知道一点他早年身世的人，当可在书中找到些他们想要找的东西。我觉得这书虽有如我所说的种种不足之处，对于替我朋友作传的人，将不失为一本可资征引的书。
书中的谈话，我并不要假充是逐字逐句的记载。在这类或其他场合下，人家的谈话我从不记录下来；可是与我有关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所以，虽则是我写的，敢说很能忠实反映他们的谈话。适才说过，我丝毫没有杜撰；现在这句话要改正一下。就象希罗多德 以来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也有擅自增入的部分；故事里角色的谈话有些是我没有亲耳听见，而且也不可能听见的。我这种从权的理由和那些历史学家的理由一样，因为有些场合若只是重述一下，就会毫无生气，加进谈话要生动得多，真切得多。我要有人读我的书，所以只要写得人读得下去，我认为总可以做得。至于哪些地方是擅自增人的，明眼的读者自会一望而知，他要摈弃这些不读，完全听他自由。
另一个理由使我从事这部作品时感到疑惧的，是这里面的主要人物都是美国人。了解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一个人除掉他本国人以外，很难说真正了解什么人。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你非得和那些人生活过。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这些。正由于你离开观察不能了解一个对于你是异域的人，要在书中刻划得真切就难了。连亨利·詹姆斯 那样一个精细的观察家，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没有能创造出一个十足英国气的英国人来。至于我，几篇短篇小说除外，从没有打算写过本国以外的人；短篇小说里敢于写外国人的缘故，是因为短篇的人物只要一点粗枝大叶；你写个轮廓，细微的地方全可以由读者自己去补充。也许有人要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变做一个英国人，这本书里的人物为什么不可以照做。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不能。那一来，他们就不成其为他们那样的人了。我并不作为他们是美国人眼中的美国人；他们是一个英国人眼中的美国人，连他们的语言特点我都没有打算仿效。英国作家在这方面闯的乱子和美国作家打算模仿英国人说的英语时闯的乱子一样多。俚语是最坑人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在他的英国故事里经常要用俚语，可是总不象一个英国人说的那样，因此不但不能取得他所企求的俚低效果，反而时常使英国人读来感到突兀和怪不舒服。
二
一九一九那一年，我起身到远东去，路过芝加哥；为了某种和本书无关的原因，在那边住了有两三个星期之久。不久以前，我出版了一部成功的小说，所以在当时也算是新闻人物，一到芝加哥，就有记者来访问。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我去接电话。
〃我是艾略特·谈波登。〃
〃艾略特，我还以为你在巴黎呢。〃
〃不，我回来看看家姐的。我们找你今天来玩。跟我们一起吃午饭。〃
〃好极了。〃
他把时间和地址告诉我。
我认识艾略特：谈波登已经有十五年。他这时已是将近六旬的人，一表人才i高个儿，眉目清秀，鬈发又多又乌，微带花白，恰好衬出他那堂堂的仪表。他穿着一直考究，普通的买自夏费商店，可是衣服鞋帽总要在伦敦买。在巴黎塞纳河南岸时髦的圣纪劳姆街上有一所公寓。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古董客人，可是这是诬蔑，他极其痛恨。他有眼光，又有学问，也不否认在已往的年头他刚在巴黎住下时，曾经帮助那些要买画的收藏家出过主意；后来在他的交游中听到有些中落的英法贵族想要卖掉一张精品，碰巧他知道美国博物馆的某某理事正在访求这类大画家的优秀作品时，自然乐得给双方拉拢一下。法国有许多旧家，英国也有些，有时迫于境遇，不得不把一口比尔 签名的橱柜或者一张奇彭代尔 手制的书桌割爱，但是不愿意声张出去，碰到他这样博雅而彬彬有礼的人能够把事情办得一点不露痕迹，正是求之不得。听到这话的人自然而然想到艾略特会在这些交易上捞些好处，但都是深有教养的人，谁也不愿意提。刻薄的人硬说他公寓里的东西全都是出售的，说他每次名酒好莱请美国阔佬们吃一顿午饭之后，他那些值钱的画总有一两张不见了，不然就是一口细工精嵌的橱柜换成一口漆的。等到有人问他怎么某一件东西不见了，他就花言巧语地说，那个他觉得还不上品，因此拿去换了一件更好的。接着又说，尽瞧见一样东西真腻味。
〃Nons autres americians，他先调一句法文，〃我们美国人就欢喜换花样。这既是我们的短处，也是我们强过人的地方。〃
巴黎的有些美国太太，自称晓得他的底细的，说他的家道原来很穷，所以起居能够那样阔绰，只是由于他为人非常精明的缘故。我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钱，可是那位公爵头衔的房东在他这所公寓上却着实收他一笔房租。公寓里的陈设又是那样名贵：墙壁上挂的都是法国大画家的作品，瓦托 啊，弗拉戈纳尔 啊，克洛德·洛兰 啊，等等；镶木地板上炫耀着萨冯内里埃和奥比松 的地毯；客厅里摆了一套路易十五时代精工细雕的家具，制作之精，如他自称的，说不定就是当年蓬帕杜夫人 的香闺中物。反正他并不用设法赚钱，就能生活起居有他认为上流人士应有的那种派头。至于他过去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样，你假如是明白人的话，最好还是别提，除非你有意要和他断绝往来。他既然在物质上不用操心，就一心一意追求他一生中最大的愿望起来，换句话说，社会交际。他初到欧洲时，还是个拿着介绍信去见名流的年轻人，后来和英国法国那些中落的大家发生商业关系，这就奠定了他先前取得的社会地位。本人在弗吉尼亚州原是旧家，母系方面还可以追溯到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署过名的祖先，这点家世使他拿着信去见那些有头衔的美国太太时，很受人看得起。人缘好，人又神气，跳舞跳得不错，打枪不算坏，网球很好，什么宴会里都少不了他。鲜花和高价钱的大盒巧克力，任意买来送人；虽则很少请客，请起客来，倒也别致有趣。那些阔太太们被他带着上一趟苏荷区的异国情调饭馆，或者拉丁区的小酒店，都觉得很好玩。替人效劳，随时随地都来；你要是请他做一件事，不管多么厌烦，没有不高高兴兴替你做的。碰到年纪大点的女人，总是曲尽心意去博她们的欢心，所以不久在许多豪贵人家都渴得很熟。为人实在太好讲话了，假如有人失约，你临时拉他来凑数，他毫不介意就来，而且让他坐在一位顶讨厌的老太婆旁边，保管还会替你敷衍得有说有笑。
两三年工夫，在伦敦和巴黎，所有一个年轻美国人攀得上的朋友，他都攀上了；巴黎他是长住，伦敦是每年游宴季末期去，还有就是在初秋时拜访一转乡间别墅。那些早先把他引进社交界的太太们，看到他的交游竟如此广，很觉得诧异。感想是分两方面：一方面是高兴她们抬举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居然有偌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有点着恼，怎么和他混得很熟的人，和自己的交情只是一点浮面。虽则他对待她们照旧很客气，很肯效劳，这些人总不好受，觉得他利用她们做了社交上的垫脚石。她们担心他是个势利鬼，当然他是个势利鬼，他是个大大的势利鬼，他势利得毫不顾旁人齿冷。哪一家请客，他想厕身被请之列，或是哪一位大名鼎鼎但是有名难缠的老阔寡妇，他想拉拢点关系，就什么都做得出来：钉子照碰，冷言冷语照吃，下不了面子的地方照下得去。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不屈不挠。只要眼睛落在什么上面，他就象植物学家寻求一株异种兰花一样，洪水、地震、瘴热、敌意的土人，什么危险都去冒，非弄到手不肯罢休。一九一四年的大战给他提供最后的机会；战事一爆发，他就去参加一个救护队，先后在佛兰德 和阿尔良战区都服务过；一年后回来，佩起一枚红勋章，在巴黎红十字会弄了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