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表达人世和自然相融基础上的诗意链接，深刻再现了“内咏性”诗歌向外部世界的借鉴于试探行为。冯至的“存在主义”抒情方式，是对现实人生或伟大或平凡事物的歌咏。由于诗意的自然渗透，形成了强大的诗性空间。相继而来的是“九叶诗人”——郑敏（女）、袁可嘉、穆旦（查良铮）、辛迪（王馨迪）、陈敬蓉（女）、杜运燮、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克蕃）和唐扬和。他们注重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象征与联想的互动，把现实的存在意义通过更为活泼和生动的语言形式进行加密加厚，并赋予这种存在性一定的韧性和弹性。而这时期与之呼应的还有另一重要诗群“七月”（以曾卓为代表），承接了象征主义的内核，形成两条不同的现代诗歌河系。
无疑的，诗歌结构的完整与格式的严谨以及语言的精粹构成了“九叶诗人”明显的创作标志。而诗运的衍变，使得“九叶诗人”成为四十年代诗群的象征。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野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
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郑敏《金黄的稻束》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语言所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穆旦《诗八首》第四首
在高雅、纯洁的表述中，智性话语的从隐伏到凸现的不断更迭，造成诗歌内在律动的波形曲线。而更多的哲学意味则融入自然与人性的对视中。这时候，蕴籍含蓄的意念传达不断通过自我拷问的深入而无比诗意：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推波助澜，一方面西学思想乘风破浪而至。在高度统一的主旨下完成诗意的完整合围。
但沉迷的，低隐的，智性的诗歌仍然掩饰不住自身心理的褴褛，在四十年代大众注意力分解的作用下，诗歌的身份仍然是盲流或流民。
从现代诗歌的源起“旧诗新意境”到四十年代的诗歌“内在感动”，尽管一个世界有许多声音不断响起。但诗歌是寂寞的。它在做着一个自己无法抵达的梦。
“世界上有哪一个梦，是有人伴着我们做的呢？”（郑敏《寂寞》）
就这样站着吧。站成现代诗歌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秩序。
2004。1。25——26于深圳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第三篇：文化裹足及悲剧现象
论文化的“裹足现象”及诗歌的“悲剧意识”
文/烽烟
生命存在于文字之中。文字是一种不断创造奇迹的行为。“它们是人类的光明——也是人类的黑暗。”（《英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的文化史，从某一角度来说，属于奴才抗争的历史。从《史记》中列入《游侠列传》开始，到后来由于文网稍疏产生的《红线传》、《聂隐娘》、《昆仑奴》、《虬髯客传》等侠义小说，均从开放型的时代特征中觅到文人的抗争性意识。最后出现了《水浒》、《西游记》达到抗争的高潮。建立在一种主观上的虚假的前提下的存在意识，这类文字的普遍意义在于：它们作的仅仅是客观上的一种精神反击。
包括李白、杜甫。包括一切仗剑行走的诗人。他们最终都将回到这个虚假的前提，变成文字的奴才，生发出悲剧意识。
而一部中国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是一部诗的历史。文化与诗除了有一种土壤和植被的关系外，它们之间还存在有另一种契约，一种感应，一种相互适应对方的性格。当然，还有一种强烈的融汇于对方之中的愿望。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诗人注重的不是天人的对立、冲突，而是天人的渗透、协调。这种偏重于人格的自觉和道德的追求，形成诗人主体对外界的感性认识。重阐释，轻认识。造成诗歌大面积的技术化、实用化、经验化倾向。中国古代的诗人之间的竞技，更多着力于机智、才气和学问，而缺少认知讨论。庞大的诗人群沉醉于“风雅”之中，忽略了对自然与社会本质的深究与叩问。在一种隐逸的追求中，在技巧的沧浪里，淹没了自己的全部价值。
中国文化只是在诗歌中才表现出自己的活力，但最终也许会让人哀叹。相对来说，诗歌的审美、教化、认识三种功能中，以认识功能为弱。比起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容量的，作为“人生科学”的小说、戏剧，诗歌的认识功能就更弱。在人格与道德的交织催化中，诗人表达着主体性和经验性的东西，最终完成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教化作用。
“中国缺乏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朱自清语）这时候，诗歌作为一位“形象代言人”传递一种“心灵密码”。
在使命感的百般折腾中，痛苦的中国文化的先锋者，注定要孤独。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诗句
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完成他的爱情传奇。一位是“使君有妇”，一位是“罗敷有夫”，浓妆淡抹的西子湖畔，诗是美的。但诗终归是诗，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终究锁住了胡适“圣人”的面孔和姑娘无限的惆怅。
这种情况下，诗歌沾满了道德的脂气，道德渲染着诗歌的悲剧性。作为文化的核心中坚，诗歌以“穴居”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存在使命。而这种穴居的方式决定着诗人的极度隐忍性——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悲剧。
“坚决无情地或者把思想发挥到光辉的顶点，或者把它归结为廖误。”（金岳霖语）不可否认的是，诗歌的极限美感在于一“隐”字。美而隐，隐而美。基于生活场景中的“避难性”行为，诗人领悟到“隐”的重要性。但“隐”不是裹足而足不出户，它存在一种乖巧的探望（类似推窗问月的行为）。
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有“空框结构”的特质。欣赏者可以从容地在空框中填入感受、理解、联想等。如果阅读者找不到这空框，“隐”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但协调、整饬这种复杂的关系，必然会导致伦理至上主义。而诗歌一直都是在试图拒绝所有主义的介入。构筑在一种强烈化的忍耐与观照上的诗歌自觉意识，是诗歌对文化的自然反馈和暗示。参预、补充，甚至修改着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在这样的不断变动中，诗歌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一种文化面临变革、发展的关头，总需要有一个对比参照系。也许，只有将内与外的参照移到未来与传统的参照上，一种文化才能自觉自愿地向着新生命走去。而这过程中，诗歌必将排斥某些共过患难又失去意义、完成使命的精神产品。
“兴奋源自错觉——云层是最后的札记
卸下三十年的固执溶入自然
皱巴巴的脚印，是一种签名习惯
合上日子，测量久违的炊烟
你将再次去远方潜伏卧底，并捎回早夭的涛声”——
摘于自选诗《先行者》
“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元好问句）“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可者为物。”（王国维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文言传》）追求“无人无隔”之境的中国诗人们，虽然因社会与历史的原因，试图达到盎然生命及自然生机的契合与同流。但诗歌的价值并非仅仅体现于此，它有着更深更广的社会包容性与历史使命感。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李煜《浪淘沙》
破碎的人生需要有取舍的描述，需要有取舍的想象。技术的存在类似一位德高望重的责任编辑，他将对一切复杂的描述作重新组版或裁剪。诗歌在这种看似简单的线性排列中捕捉历史的哀婉和虚无的诺言。
“犹之说没有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学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及其渲化，恐怕宋代的学术也不是那个样子。”（汤用彤语）正是基于文化的奇特承接性和包容性，诗歌作为文化的代表与核心，应该理所当然地坦然扛起大旗，不管有多少文化冲突、争鸣，不管自身发展如何多元，都该露出自己的精神面貌与气质。
“想与人相似是真的与人相似的开始。我们将据以为己的词正是早已回荡在我们心灵中的词。”（莫瑞斯。弗雷德曼《否认虚无》）
“小心弄碎慈眉善目的保护
灯光为你穿上制服
你守候一种秩序
孤寂地观察世界的荒芜”——
摘于自选诗《书签》
诗人“兼济天下”的宏志是诗歌“入世”的根本原因。
入世未果，落笔有霜。诗人在大悲大喜大痛大乐的爆发临界点，寻找属于自己的风趣。那里有遁逃，也有征服；有豁达，也有绝望。
2003。3。1于深圳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第四篇：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临屏感悟）说说诗歌的非自觉时代
◎烽烟
生活中能够出现的所有现象，包括情感，都将在语言的精心谋划下，必然摒弃原形状态，安然指向并最终回到语言。这里触及到一个问题：诗和语言是否为一腹之胎？
讨论这个问题是复杂的。诗和语言的单独性和共融性其实一直处于一种手和手势的状态。语言本身是有实质性的、循环的存在，而诗却是游离的、不可确定的。它们的最终交汇使诗的不确定性变为行为可能。交汇所激起的不同〃亮光，成为诗歌多元化的源泉。值得指出的是：诗人更注意〃亮光的眩目性，而诗论者偏重于亮光的来源。语言仅仅是一种代码。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构成诗的内质。有一些网络写手的大量先锋性、探索性的〃诗，很大情况下只是停留于语言的回环、转换之间。缺乏语言以外的精神实质的大指向、大深入、大彻悟。即：形而上的伪诗。大量语言堆砌的肤浅，诗的美学的涣散，造成了诗歌的紊乱与无序。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多数诗歌写手仍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的缘故。
强烈的急功近利思想误导诗歌写手走向诗歌创作的边缘地带。这是十分令人扼腕沉痛的。网络上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充满才气的写手正慢慢地同化并盲目地纠结于这个边缘地带，他们可能会形成矮小的丛林，但他们个体究竟想做什么？
从诗歌八十年代的亢奋到九十年代的沉默过程，我想问一问：诗友们，你们正在扛的是一面什么样的诗歌大旗？
〃下半身和口语化〃的出现，不可否认地为诗歌系上了一条腰带。但它们的存在也的确为诗歌运气发功创造了客观上的条件。我们应该看到：当一个诗歌写手在创作的具体过程中，他首先会忽略了自我的存在，而全然不顾地用一种下意识的状态运用语言；接着他会把这种语言粗加工然后细化，并分工对接；而最终的修改则是回到自觉状态的正常行为。这涉及到一种非自觉行为和自觉行为的链接问题。而诗歌的读者却是看不到这个过程的，他们只凭诗歌的存在方式作诗性辩认和判别（这是完全自觉的行为）。我个人的看法是：不管是下半身还是口语化，它只是诗歌发展的一个过程。必将被更具包容性和美学意识的完整性的诗歌所代替。
毕竟，诗歌所具有的大众意识还未完全成熟。
2002。10。27于深圳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文/烽烟
让我们忘记诗歌版块所谓的“两岸三地”之说，让我们绕过“商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颓废与文化沉寂，轻巧地拨动女性写手剩余的弦音。
常常的，诗和诗人所能关注和书写的只是“诗”的历史、人类已经存在和将要存在的精神文化故址，这样更多地显示出：诗人所要面对并描述和阐释的是一个多么浩大的精神整合工程。这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人性关怀、诗性对接、相研相倾全然不顾的创作状态只能让诗歌走向个人极端。这是痛苦的，也是容易模糊的、危险的。诗所承担的，不仅是个体的命运，而更多地应该承担起时代荣衰、文化传承、世界变革等使命的终极关怀。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的创作群体中，一部分来源于古典韵律的现代诗歌女性写手，她们从古典诗情中提炼出的那种宁静而悠然自得的诗境，不仅有助于现代诗歌的审美价值的定位，而且还极大促进了现代诗歌摒弃杂念、完整传递诗性的价值取向的尽快完成；另一部分女性写手则醉心于现代氛围的营造，她们选取近代诗歌的种子入土种植，借用自然之河的水质，悄悄地培，静静地灌。她们具自然的唯美色彩，缺乏人生拷问的积极意义；还有极少的女性写手在完成“世纪交替”之后，大胆借鉴国外优秀作品的创作方式和自由暗示的旋律，开始成为现代生活的搬运工。
当我们试图越过诗歌的所谓“民间”和“官办”的矛盾泥淖，准备推开诗歌虚掩的门时，我们是否应该问一问：有多少人还在热爱着诗歌？还保持着创作热情？——而这时候，我们所能看到的也许只是诗歌审美价值的紊乱和狭促的境况。诗歌不能也不应该只是“极少数人”的事，它应该具有大众意识和抗大众文化冲击的能力。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何持续推进现代诗运并使之溶入时代？
而女性部落的存在，让我们看到她们忘记自身而对诗歌的全然默化与关注，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深研的问题。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理论与诗评局限于：忘记了她们的温存和偶尔的激情；忘记了她们对乡情的拥抱和神思渺远的情怀；忘记了她们复苏的智慧和柔软的理性；甚至忘记了她们的苦心孤诣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深切关怀。而她们的局限在于：缺乏集体创研的条件，松散、零星。无论是创作阵容还是心理素质、艺术资源都在逐渐减弱，这是令人痛心的。
只有在我读到她们勇敢剖白自己内心的荒芜的作品时，我才感到稍有安慰。
毕竟，女性诗歌的存在将面对勇于接受新的挑战，追求新形式的实验的考验。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耐心去关注她们完成这个考验的心愿。
2002。10。30夜于深圳
注：仅以此文祝贺广东第二届女性诗歌创研会的圆满成功。
卷八 生命镜像
第五篇：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说说女性诗歌的荣耀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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