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产生了另外的文本意义：“对于社会公道与自由之经常的关切”。籍此，拜伦的乱伦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理解。
从这个角度来说，拜伦的存在，就像另一些颇有浪漫情怀的诗人一样，不仅是对人性道德的质疑，同时还为个人欲望的衍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基于乱伦的社会性，虽然无须多加渲染，但也不必耿耿。
二、莎士比亚的性
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与现款。”这同样是一种颇有些小资的腔调。让人感觉正在参加一场关于人类生活共同体之中重要物品的拍卖会。的确，这世间有许多东西都可以拍卖，比如女人的微笑和性。而且还不用备好地点，也无须公证人。男人都喜欢在女人身上不断举牌投标。经过一番竞争，一锤定音之后，中标者洋洋自得，女人则暗自窃笑。其实这窃笑才是女人的极品存货，却卖不得的。
性则随意多了。就像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的描写。
过去，一位著名的伊利沙白文学专家在伦敦泰晤士报上说“莎士比亚是最富于性的描述的英文伟大作家。他毫不费力的，很自然的，每个汗毛孔里都淌着性。”这位六十七岁的英国学者劳斯又说：“在莎氏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他集中注意力于女人身上。所以他创造出一系列的动人的文学中的女性。”这个陈述很有意思，因为它本身不但把性艺术化，而且还提供了性艺术化的理由——莎士比亚用笔在女人身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感受到了女人浑身散发的玫瑰香水味，以致毛孔扩张。
我把这个陈述换了一种说法。它就显得正常化了。
莎氏传记作者牛津大学的劳斯博士曾说，莎士比亚“从每一个汗毛孔淌出色情”。劳斯引述《莎士比亚的猥亵文字》作者帕特立芝（EricPatridgc）的话，说莎氏是“一位极有学识的色情主义者，渊博的行家，非常善于谈情说爱的能手，大可以对奥维德予以教益哩。”
但是专家们又说，如果要把莎士比亚文中的淫秽部分发掘出来并非是件容易事。因为：莎士比亚的色情描述通常是隐隐约约的，使用文字游戏来表达，需具有精通伊利沙白英文能力的学者才能欣赏。
这倒颇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了。我们不妨直接看看莎翁的作品可能更有趣些：
“肉欲的满足乃是精力之可耻的浪费；
在未满足之前，肉欲是狡诈而有祸害，
血腥的，而且充满了罪，
粗野无礼，穷凶极恶，不可信赖，
刚刚一满足，立即觉得可鄙；
猎取时如醉如狂；一旦得到，
竟又悔又恨，像是有人故意，
布下了钓饵被你吞掉：
追求时有如疯癫，得到时也一样；
已得，正在得，尚未得，都太极端；
享受时恍若天堂；事过后是懊丧；
这一切无人不知；但无人懂得彻底，
对这引人下地狱的天堂加以规避。”
“看了以上两段报导文字，不禁诧异一般人对莎士比亚的认识是这样的浅薄。戏剧里含有猥亵成分是很平常的事，中外皆然。尤其是在从前，编戏的人不算是文学作家，剧本不算是文学作品，剧本是剧团所有的一项资产；剧本不是为读的，是为演的；剧本经常被人改动有所增损；剧本的内容要受观众的影响。所以，剧本里含有猥亵之处，不足为奇。看戏的人，从前都是以男人为限，而且是各阶层的男人。什么事情能比色情更能博取各色人等的会心一笑呢？不要以为只有贩夫走卒才欣赏大荤笑话，缙绅阶级的人一样的欢迎那件人人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事。平素处在礼法道德的拘束之下的人，多所忌讳，一旦在戏院里听到平素听不到的色情描写，焉能不有一种解放的满足而哄然大笑？我们中国的评剧，在从前观众没有女性参加的时候，有几出戏丑角插科打诨之中，猥亵成分特多，当时称之为“粉戏”，以后在“风化”的大题目之下逐渐删汰了比较大胆的色情点缀。”（梁实秋语）
我更同意梁先生对莎翁作品的理解。莎翁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诗歌）之中流露出来的对性的描述，更多情况下属一种较为“生态”的境况。之中，存在许多文学意义上的作者对现实社会和人类本性的理解。性可以是浅薄的，当你的身体需要它的时候；性也可以艺术化的，当它成为文字的时候。性之于我们，就像莎翁之于戏剧。比如人年轻的时候，脚下像是装了两根弹簧；中年的时候，脚下像是备着一张滑梯；老年的时候，脚下像是候着一把椅子。性成为人类生存期的依附品。将生与死紧紧攥着，像个不断絮叨着的惹人厌的朋友。
性是无须规避的。生时擦着墙走，死时扶着棺木。各人自得其乐。
2004/12/24于深圳退笔堂
第八篇：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第八篇：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烽烟
尼采说：上帝死了。
北岛说：我不相信！
不管相不相信，文化现象中已经出现了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观。从形式的翻身开始到技巧裸露的空洞，都流露出个体对于周围及社会的伤痕和疾病的大面积漠视，毁坏一切的信念成了倨傲不驯的理由。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振臂疾呼：“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到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创作观发出了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现代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
崇高精神和道德的持续衰落和解体，使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这基本成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这将“导致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
这个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文艺批评，无论其过激与否，至少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让文化归于平衡，归于秩序。这个愿望之中有一启示闪了一下：变化与平衡是否矛盾？
论及中国文化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并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权政不断进行过合谋。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文化以其渗透力的强度成为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变化的磁场。
应该看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同道家、墨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派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并且，儒家常遇到道家的攻讦和讥嘲，孔子的政治主张在游说列国四处碰壁之后终告失败。然而，经过秦王朝及汉初高、惠、文、景数世变迁后，统治阶级很快意识到儒家的“特殊亲和力”给统治地位带来的重要性。汉武帝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让儒家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理论。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的承压能力不但得到加强，而且成为权政的温室，直接孵化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这里折射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国”的孤独影子。长期建立在“仁”“礼”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下的儒家文化，就在这漫长的历史沧浪里制造出无数的文化漩涡。
“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卓吾语）。无疑的，孔子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但更多地呈现出国家的“家”的淳厚。
然而，宋代开始的政权起伏，使这“国”与“家”的黄金组合忽离忽聚，形成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历史景观。这“国”与“家”的身份开始变成盲流。
似乎基于某种潜在的压力，“五四”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文化强国之路的梦想中恍若掺杂进了异质之音。对文化自觉和非自觉的扬弃，使中国国家的性格特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剥离——“家”与“国”之间横亘着中国文化左冲右突的声音。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及后，毛泽东“文革”中意味深长的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直接论证了梁公上述言说。
革命使“国”终于稳定，但不断的变革使中国文化中“孝”“仁”“义”“忠”轰然倒塌，让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萎缩。广义上的“家”的消解之后，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结构的瓦解。“孔府宴酒，让人想家”平凡的一句广告词，却深刻地再现了国人对“家”的温情的久违之意。
或许，这是文化最后触摸“家”的契机？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觉。正如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
我想，人生意义的逐渐虚无将阻碍文化的演绎之路，为免于沦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思想启迪，清醒地从文化废墟中走出。让那些迫不及待的“文化喧闹”和自编自演的“革命忠字舞”，流放到一座更为新奇的精神疾病的岛屿上。
梦想仍在。文化的贪婪也在。在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上海到乌鲁木齐的东方快车上，索尔仁尼琴的嘲讽早已远离月光下的站台。他用微笑收购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美的平衡。他将继续用这微笑收购别的国家的文化共鸣。
敢问路在何方？一切归于岑寂。
我想起了斯坦因装满中国文化瑰宝的箱子。那一队队牛车正缓缓经过莫高窟。
2004/9/21于深圳
卷二 千年密室
第八篇：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中国文化：敢问路在何方
◎烽烟
尼采说：上帝死了。
北岛说：我不相信！
不管相不相信，文化现象中已经出现了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观。从形式的翻身开始到技巧裸露的空洞，都流露出个体对于周围及社会的伤痕和疾病的大面积漠视，毁坏一切的信念成了倨傲不驯的理由。
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获得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振臂疾呼：“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到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创作观发出了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现代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从而造成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
崇高精神和道德的持续衰落和解体，使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这基本成为一种文化发展的趋势，这将“导致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
这个带有明显个性色彩的文艺批评，无论其过激与否，至少都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让文化归于平衡，归于秩序。这个愿望之中有一启示闪了一下：变化与平衡是否矛盾？
论及中国文化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儒家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占据着中国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并且与中国历史上的权政不断进行过合谋。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儒家文化以其渗透力的强度成为正统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变化，就是中国文化变化的磁场。
应该看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同道家、墨家等“百家争鸣”的学派一样，只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存在。并且，儒家常遇到道家的攻讦和讥嘲，孔子的政治主张在游说列国四处碰壁之后终告失败。然而，经过秦王朝及汉初高、惠、文、景数世变迁后，统治阶级很快意识到儒家的“特殊亲和力”给统治地位带来的重要性。汉武帝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让儒家文化正式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理论。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变迁，儒家文化的承压能力不但得到加强，而且成为权政的温室，直接孵化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等级制。这里折射出了一个关于国家的“国”的孤独影子。长期建立在“仁”“礼”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下的儒家文化，就在这漫长的历史沧浪里制造出无数的文化漩涡。
“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卓吾语）。无疑的，孔子成为一个国家的形象大使，但更多地呈现出国家的“家”的淳厚。
然而，宋代开始的政权起伏，使这“国”与“家”的黄金组合忽离忽聚，形成中国文化中独特的历史景观。这“国”与“家”的身份开始变成盲流。
似乎基于某种潜在的压力，“五四”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国文化强国之路的梦想中恍若掺杂进了异质之音。对文化自觉和非自觉的扬弃，使中国国家的性格特征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剥离——“家”与“国”之间横亘着中国文化左冲右突的声音。
梁启超先生早就指出过：内乱者，最不详物也。凡内乱频仍之国，必无优美纯洁之民。内乱时，民生六种恶性：侥幸性、残忍性、倾轧性、狡伪性、凉薄性、苟且性；内乱后，亦生两种恶性：恐怖性、浮动性。及后，毛泽东“文革”中意味深长的名言：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直接论证了梁公上述言说。
革命使“国”终于稳定，但不断的变革使中国文化中“孝”“仁”“义”“忠”轰然倒塌，让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萎缩。广义上的“家”的消解之后，同时也造成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结构的瓦解。“孔府宴酒，让人想家”平凡的一句广告词，却深刻地再现了国人对“家”的温情的久违之意。
或许，这是文化最后触摸“家”的契机？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觉。正如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
我想，人生意义的逐渐虚无将阻碍文化的演绎之路，为免于沦落，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思想启迪，清醒地从文化废墟中走出。让那些迫不及待的“文化喧闹”和自编自演的“革命忠字舞”，流放到一座更为新奇的精神疾病的岛屿上。
梦想仍在。文化的贪婪也在。在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上海到乌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