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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掌柜听得点头称是。
“说到马湘兰，她虽然谈不上是诗画名家，但她的兰花图和兰花诗却堪称一绝，是当时文人雅士争相收藏的宠物。马湘兰之所以能把兰花描绘得出神入化，栩栩如生，全赖于她的爱兰、知兰，她将院宅里种满各色兰花，日日勤加灌护，凭着自己的兰心蕙质，能深悟兰花清灵清雅的气韵，所以才能将兰花的品态展现于画笺和诗笺上，一个烟花女子，能有此等才气，殊为难得啊，虽为歌妓，其绘画才能在中国画史上属可圈可点之列。”
罗教授谈得兴起，还吟了一阕马湘兰所作的《蝶恋花》：
阵阵残花红作雨，人在高楼，绿水斜阳暮，新燕营巢导旧垒，湘烟剪破来时路，肠断萧郎纸上句！三月莺花，撩乱无心绪，默默此情谁共语？暗香飘向罗裙去！
罗教授谈兴正浓，陈掌柜却懒得再听了，他不大关心这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他关心的是这幅画儿的价值，既然“翠云轩”售出蓝瑛的《石荷图》是大洋两千元，那这幅《兰竹图》也不能低于一千五百元。马湘兰和蓝瑛当属同时代画家，虽然在中国画史上马湘兰没有蓝瑛名气大，但马湘兰的特殊身份却是个大卖点，对于某些有特殊嗜好的收藏家来说，十个文徵明也比不上一个秦淮歌妓。陈掌柜琢磨，他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在需要防备的倒是这个罗教授，他太了解这个罗教授了，此人极易冲动，他看上的东西是不借倾家荡产也要弄到手。问题是，在陈掌柜眼里，罗教授早就离倾家荡产不远了，一个每到月底就要惜钱吃饭的人，无论如何不该再有别的奢望。罗教授每月挣二百五十块大洋，一般人听着能吓一跳，可外人哪知道，罗教授上个月买了块田黄石就花了二百块大洋，这么个造法，别说是每月二百五十块，就是两千五百块也剩不下。再说了，陈掌柜平时在文物鉴定方面没少请罗教授帮忙，彼此间都有个面子，熟人之间谈生意是最尴尬的，开价低了自己吃亏，开价高了又伤面子，陈掌柜宁可和洋人做生意也不愿和熟人做。
陈掌柜估计得没错，罗教授滔滔不绝地评论完马湘兰，就开始提起这幅画儿的出让问题：“陈老板，这幅《兰竹图》我非常喜欢，您能让给我吗？价格可以商量。”
陈掌柜做出推心置腹的表情：“罗先生，不瞒您说，我也真喜欢这幅画儿，卖主儿一开口就是一千五百大洋，少一个子儿不卖。这年头儿字画生意不好做，小店有一个月没开张了，柜上的流动资金不多，我考虑再三还是一咬牙买了下来，现钱不够还向朋友借了些，罗先生，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幅画儿我暂时还不想卖，您看是不是这样？关于出让的事儿咱们过些日子再说。”
罗教授有些吃惊：“购进就是一千五百大洋？贵了，太贵了，董其昌的作品也不过如此……”
“说的是呢，我也觉得贵了，可谁让我喜欢呢，您罗先生当年为一幅石涛的《梅竹图》，不是还把宅子卖了吗？”
“这倒也是，艺术品本来就是无价的，卖主儿说多少就是多少，不过……陈老板，凭你我的交情，如果将来有一天你想转让这幅《兰竹图》，请第一个通知我。”
“这是自然，您放心，我的罗大教授……”陈掌柜忙不迭地应着。
注释：①野鹰被捕获后，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驯，野鹰便被驯服，可以按主人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鹰绝不染指猎物。
②爱新觉罗。溥侗（1877—1950），字后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父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曾孙，过继于道光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总理大臣。自幼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精于治印，酷爱剧艺。特别对昆曲、京剧更为爱好，爱新觉罗。溥侗为民国时期名流，世人尊称“侗五爷”。
③“棒槌”为北方方言，意为容易受骗的人，或叫“冤大头”。
第三章
文三儿没想到上次在酒馆里挨打居然打出了这么多好处，从那天起，陈掌柜用车的次数明显减少，每天除了去“聚宝阁”打个来回，其余时间文三儿爱去哪儿去哪儿，从不多问。连平时一贯和文三儿作对的老侯也从那天起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老侯见着文三儿脸上就堆满了笑容，一再向文三儿表示，有什么用得着自己的地方尽管言语，千万别客气，咱哥俩儿谁跟谁？
连做饭的张寡妇都对文三儿露出了笑脸，有一次吃肉包子，文三儿外出没赶回来，张寡妇还特地给文三儿留了几个。有一次文三儿见左右无人，便大着胆子在张寡妇的手上捏了一把，张寡妇硬是红着脸没吭声，文三儿感到很是欢欣鼓舞，这事儿要搁在过去，这小娘们儿早寻死觅活地闹将起来。
这天早上文三儿刚把陈掌柜拉到“聚宝阁”，还没来得及走，就见两个人从一辆汽车上下来跟着陈掌柜进了店门。走在前边的那位穿着一身铁灰色的西服，系花领带，分头油亮，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后面的那位身材粗壮，留着寸头，短短的头发楂子像钢针一样竖起，他穿着黑色的日本和服，脚上登着木屐，还没说话眼珠子就瞪起来，显得很蛮横。
陈掌柜一看就明白了，穿和服的是日本人，穿西服的是翻译，一大早儿就来堵门儿，看来今儿个店里该开张了。近来城里的日本侨民越来越多，净是些开洋行的商人，听说是通州以东二十多个县都成立了什么“自治政府”，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蒋委员长的号令管不到那儿，由一个叫殷汝耕的人管着，这姓殷的也就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主事，他的顶头上司还是日本人。难怪街上的日本洋行越开越多，那些包装得花花绿绿的日本货又漂亮又便宜，一时把国货挤对得够呛，燕京大学的一群学生在街上满世地宣传抵制日货，还喊口号，说是“华北危机，日本人已经到了大门口”。
陈掌柜可不管这些，日本人爱来不来，那是政府的事儿，他管不着，他是生意人，谁来了他都照样做生意。陈掌柜对外国人没有恶感，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他们都是陈掌柜的顾客，换句话说，这些洋人有钱，也好蒙，真货假货全靠你一张嘴，你先给他讲段儿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掌故，再拿出一件青铜器，愣告诉他这是商纣王当年存点心用的家伙，算起来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洋人听了这些没几个不被说晕的。总的来说，古玩这行，外国人比中国人好蒙，没有这些洋人，琉璃厂的一半铺子都得关张。当然，洋人里也有少数懂行的，碰上这种洋人可就不能连蒙带唬了。
陈掌柜习惯性地向客人哈哈腰，自来熟地打招呼：“您二位来啦，想看点儿什么？”
穿西服的翻译说：“我是日本笠原商社的翻译张金泉，介绍一下，这位是佐藤英夫先生，笠原商社的总经理，今天来贵店是想看看字画。”
“噢，佐藤先生喜欢字画？那您算是找对人啦，小店还真有几幅好画儿，就是价钱高点儿……”
张金泉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陈掌柜，你不用兜圈子，明说吧，我们就是为那幅《兰竹图》来的，佐藤先生对别的没兴趣。”
“哎哟，这您二位都知道？”
“琉璃厂谁不知道？陈掌柜，佐藤先生很忙，不想在这里耽误时间，我们希望能尽快见到这幅画。”
陈掌柜不敢怠慢，连忙到后面的保险柜里取出《兰竹图》，当着客人的面展开画轴……
佐藤不动声色地拿起放大镜，眯起眼睛在画面上一寸一寸地检视，嘴里还叽里咕噜地用日语和翻译说着什么。
陈掌柜在一旁漫不经心地用鸡毛掸子拂去桌上的浮尘，他心里明白，这个日本人是个行家，对行家最好少说话，他既然大早上就来堵门儿，说明这位佐藤对《兰竹图》志在必得，有这么个迫不及待的买主儿，陈掌柜大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架势。此时需要盘算的倒是价格，本来他为《兰竹图》定出的价格是一千五百元至两千元，能以这种价格卖出已经是创纪录了，但自从这位佐藤进了门，陈掌柜就改变了主意，三千大洋，少一个子儿都不卖。至于他答应罗教授的事儿，这会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生意人毕竟是生意人。
“陈掌柜，佐藤先生说，这幅画他要了，请您开价。”翻译说。
陈掌柜伸出三个指头，干脆地说：“一口价儿，三千元，否则免谈。”
佐藤和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不高兴地对陈掌柜说：“佐藤先生认为，您开的价格毫无诚意，据佐藤先生所知，贵国明末清初的画家中，像仇英、徐渭、文震亨等名家的作品不过是两千至三千元，而马湘兰的画无论如何不能比同时代的名家之作还要贵，请陈掌柜解释。”
陈掌柜不慌不忙地回答：“此话不假，佐藤先生不愧是行家，陈某佩服，但佐藤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此画并不是马湘兰个人的作品，而是和王稚登合作完成的，王稚登的名气想必佐藤先生是知道的，这一对才子佳人的恋情在明末清初被传为佳话，影响甚广，此画的价值就在这里。另外，还有件事不足为外人道，这幅画我本是不想出手的，因为燕京大学的罗云轩教授再三恳请，愿出三千元买下此画，只是罗教授一时凑不起这么多钱，希望我为他保留一个月时间，鄙人和罗教授是多年的朋友了，所以……”
佐藤点了点头，突然说出一口纯正的中国话：“陈掌柜，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那位罗云轩教授我听说过，他是个有学问的人，我很尊敬这位罗教授，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和他认识，但是贵国有一句话叫‘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既然罗教授一时还凑不起钱，那么这幅画就应该卖给出得起钱的人，陈掌柜，你我可以成交了，我出三千元。”
“佐藤先生，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罗教授那里我没法交代呀……”
那翻译有些不耐烦了：“行啦，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佐藤先生会打发人来送钱，这就算成交了，不过佐藤先生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这幅画有些残破，需要请高手修补一下，请你三天以后把修补好的画送到煤市街笠原商社去。”
陈掌柜极力压住心头的狂喜，一口应承下来。这幅画以五十元购进，转手就翻了几十倍，如今这年头儿做什么生意能有如此之暴利？真应了古玩行那句行话：“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文三儿受陈掌柜指派，到朱茅胡同去接“裱糊王”于庆同。这个于庆同也是琉璃厂响当当的人物，他自己不开铺子，也不受雇于任何铺子，谁要是裱画得上门去请，还得看他高兴不高兴，若是不高兴，给多少钱也不干。这位爷有睡懒觉的毛病，每天上午十点才起床，这时请他去揭裱字画的人已经等在门口了，其实裱画是于庆同的副业，他真正的本事是修补古画，就凭这手绝活儿，于庆同在琉璃厂成了爷，他的工钱比同行要高出三倍，就这样，还不见得能请到他。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丝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根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轶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驯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这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一良策，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榴弹计算，一千只鹰可携带两千枚手榴弹，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决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
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记者，玩的就是花鸟虫鱼、养鸽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