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宿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路倒儿”①，那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儿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可以既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是汗地走进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儿搭在肩上，进了门儿先用小褂儿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
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我先走了。”
陆中庸笑道：“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儿就想走？跟我逗闷子是不是？”
文三儿嘻皮笑脸地回答：“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陆中庸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哎哟，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文三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
“陆爷，您太小瞧我了，我文三儿虽说穷，可面儿上的规矩还懂，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儿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吭地又放上一块银元。
“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陆中庸站起来：“文三儿，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我教你一招儿，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儿，一只蛐蛐儿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儿，十只‘老西子’②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这么多废话。”陆中庸说着便收起桌上的钱。
文三儿按住了陆中庸的手：“别价，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爷吃蚂蚱——大小是个荤腥……”
陆中庸手一松，钱到了文三儿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文三儿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还什么‘面儿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耗子啃茶壶——满嘴是瓷（词）。”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的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文三儿到于庆同家时，这位爷刚刚起床，文三儿在院门口等了足足一个小时，于庆同才洗漱梳妆完毕，磨磨蹭蹭地坐上文三儿的车，这还得说是陈掌柜有面子，若换了别人，于庆同还不准去呢。
文三儿拉着于庆同快走到“聚宝阁”时，碰上了《京城晚报》的记者陆中庸，陆中庸留着小分头，穿着件很旧的蓝布长衫，胳肢窝里夹着个皮包，一副落魄文人的模样。他见了文三儿就亲热地喊起来：“文三儿，我正找你呢，你吃了吗？”
文三儿说：“陆爷，您问的是早饭还是午饭？要是问早饭我吃了，要是问午饭我还没吃呢，怎么着陆爷，瞧这意思您是要请客？”
陆中庸笑道：“你当我请不起？这样吧，中午我在‘会仙居’等你，请你吃炒肝儿怎么样？”
“哎哟，您没犯病吧，一个大记者平白无故请我吃炒肝儿？我怎么觉着不踏实呀，陆爷，您还是有事儿说事儿吧，别吓着我。”
“文三儿啊，你小子可真是螺丝的屁股——弯拐多。我好心好意请你吃饭，你倒觉得我在算计你，你小子有什么可算计的？光棍儿一根儿，就这么辆洋车，还不是自己的。”
“这倒也是，我一条光棍儿怕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一不留神让人拐卖到窑子里，您陆大记者要真有那能耐，就把我卖给相公堂子，我觉着卖屁股都比拉车强。”
“那咱说定了，中午‘会仙居’见。”
《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记者陆中庸是个杂家，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不精。《京城晚报》是个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其办报宗旨是不谈政治，以社会新闻为主，只报道些明星绯闻、梨园轶事、男盗女娼、无名尸体等。《京城晚报》的娱乐版还根据北平市民的爱好，撰写一些关于花鸟虫鱼、养鸽驯鹰类的常识和评论。陆中庸是娱乐版记者，他整日混迹于街头巷尾，结交三教九流，似乎和谁都认识，又和谁都不太熟。他是个颇为敬业的记者，笔下时有风雷，语不惊人死不休。民国十八年“中东路事变”，张学良的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交战失利，陆中庸坐在北平的茶馆里大笔一挥，写出了一篇军事评论，文章中写道：东北军之所以失利是因为空军不如俄国人，我国的飞机少，向外国买又没这么多银子，怎么办？鄙人向少帅献一良策，政府应紧急向民间征集大批经过训练之老鹰，以每只鹰爪携带两枚手榴弹计算，一千只鹰可携带两千枚手榴弹，鹰群于敌方阵地上空投弹，其效果决不亚于轰炸机群。据鄙人考证，训练动物参战的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最远可追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此次大战中，虎豹与大象都参加了战斗……
陆中庸不愧是娱乐版记者，玩的就是花鸟虫鱼、养鸽驯鹰，三句话不离本行，于细微之处乃见军国大义。
中国的记者写文章喜欢两边拿稿费，这种恶习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报纸时就存在了，若是记者写文章吹捧了某个人，这人就得向记者意思意思，给多给少您看着办，否则下次的文章吹捧就变成了诋毁。陆中庸先生当然也免不了俗，谁跟钱有仇呢？《京城晚报》的娱乐版上经常出现陆中庸自相矛盾的文章，譬如他写某公子有只骁勇异常的蛐蛐儿，经常与公鸡相斗，而且常胜不败，以至公鸡见了蛐蛐儿就落荒而逃，此乃蟋蟀极品也，云云……不到一个星期，陆中庸的口气又变了，说是经本报记者探访，某公子的蛐蛐儿原来是一只“油葫芦”冒充的，现在这只冒充蛐蛐儿的“油葫芦”已经葬身鸡腹……这种自相矛盾的报道，行里人都明白，只怨那公子没给陆中庸送稿费。
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里的“会仙居”是个门脸儿不大的小饭馆，寒酸得根本上不得台面，唯独以卖炒肝而闻名于京城，犹如豆汁、爆肚、炒疙瘩等大众化食品一样，京城人好这一口儿。炒肝既无肝，也无须炒，而是用猪大肠切成段儿卤煮，然后用口蘑汤勾芡，制成所谓炒肝，这是典型的穷人食品，不过一些美食家和文人雅士却把它列入京城名小吃之列。
炒肝这类食品还堂而皇之地进了歇后语，旧时有“猪八戒吃炒肝——自残骨肉”的说法。
陆中庸坐在“会仙居”饭馆里等文三儿，他先要了一碗炒肝吃起来，他觉得请一个臭拉车的吃饭，炒肝足矣，关键是便宜。这年头儿当个小报记者也真不容易，你得自己去找新闻，没有新闻就没有稿费，没有稿费吃什么？问题是，哪儿来这么多新闻？比如昨夜刮了一宿西北风，某人早上起来发现天桥躺着几个“路倒儿”①，那叫新闻吗？谁会在意几个乞丐的死活？除非这死者是某位著名的交际花，这才有文章做。陆中庸觉得这个世道实在是乱得不够，他巴不得天天有电影明星、京剧名角儿遭到绑票，绑匪最好还和他认识，这样他可以既当调解人，又可以写出第一手报道，弄好了两边拿钱。陆中庸认为自己是个怀才不遇的人，缺的只是机会而已。
中午十二点半了，文三儿才满头是汗地走进饭馆，他光着脊梁，小褂儿搭在肩上，进了门儿先用小褂儿擦擦脸上的汗，然后坐下吩咐道：“陆大记者，给我来两碗炒肝，四个火烧。”文三儿可不傻，他知道陆中庸不会平白无故请他一个臭拉车的吃饭，若不是有求于他，这孙子就是在街上碰上文三儿也会装不认识。
文三儿用了不到五分钟，两碗炒肝加上四个火烧就进了肚子，陆中庸在一边吸着香烟一声不响地看着他。文三儿松了松裤腰带说：“陆爷，饭吃完了，您还有事儿吗？要没事儿我先走了。”
陆中庸笑道：“文三儿，你行啊，吃饱喝足了一抹嘴儿就想走？跟我逗闷子是不是？”
文三儿嘻皮笑脸地回答：“我说这世上也没白吃的饭，陆爷，您说吧，到底有什么事儿？”
陆中庸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问：“我想知道你们陈掌柜把《兰竹图》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
“哎哟，陆爷，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这辈子除了在炕上画过图，哪知道别的什么图？我说陆爷，我这人您知道，吃饱了饭就不认大铁勺，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您别忘了，我在陈府只是个拉包月的，又不是陈家大少爷。”
“文三儿，你少来这一套，你看看这个，看仔细了。”陆中庸不慌不忙地将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
“陆爷，您太小瞧我了，我文三儿虽说穷，可面儿上的规矩还懂，再说陈掌柜平时也待我不薄，我不能不讲义气吧。”
陆中庸听也不听，只把文三儿的话当放屁，他一声不吭地又放上一块银元。
“陆爷，不是我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还真不能说……”
陆中庸站起来：“文三儿，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做买卖的料，钱摆在那儿你都挣不上，我教你一招儿，你听仔细了，世上凡事都有大有小，都有个价儿，一只蛐蛐儿再好也卖不出鹰的价儿，十只‘老西子’②也顶不上一只‘百灵’。我要问你的事儿只值两块钱，多一个子儿没有，你要不想挣这两块钱就明说，我扭身就走，别说这么多废话。”陆中庸说着便收起桌上的钱。
文三儿按住了陆中庸的手：“别价，陆爷，两块钱就两块钱，土地爷吃蚂蚱——大小是个荤腥……”
陆中庸手一松，钱到了文三儿手里，他重新坐下，嘴里骂道：“文三儿啊，以后你他妈少跟我来这一套，还什么‘面儿上的规矩’，‘不能不讲义气’，真他妈的耗子啃茶壶——满嘴是瓷（词）。”
“裱糊王”于庆同花了三天时间才把《兰竹图》修补好，当然，他也没便宜了陈掌柜，这三天工钱是一百块大洋。陈掌柜很满意，于庆同不愧是“裱糊王”，贵是贵了些，可手艺真是没挑，画儿一展开，你就是拿放大镜找也看不出半点儿修补过的痕迹。陈掌柜用电话和笠原商社的佐藤联系好，说好第二天上午亲自把画儿送过去。
那天晚上陈掌柜和几个朋友打了几圈儿麻将，不知怎么回事，那天夜里他手气出奇的好，怎么打怎么赢，打到最后陈掌柜赢得都不好意思了，真有心输几把，不成，想输都输不了。他想收手不打了，也不成，朋友们都说陈兄你怎么不懂规矩，麻将桌上赢钱的主儿没资格先提退场，谁让你老赢呢，总得给别人捞本儿的机会吧？陈掌柜没办法，只好陪朋友们一圈儿一圈儿地打下去，直到凌晨三点才散局。
文三儿正想得心灰意冷，却突然想起个女人，怎么把她给忘了？做饭的张寡妇。照理说这娘们儿三十多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身边又没个男人，难道她是木头做的？就算她是木头做的，那木头不就是干柴吗？文三儿认为自己就是一团火，得嘞，干柴遇见烈火会出现什么情景他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文三儿觉得张寡妇对自己似乎也有那么点儿意思，上次吃包子张寡妇还特意给他留了几个，要是这娘们儿没什么想法，怎么会惦记着自己呢？以文三儿的眼光看，张寡妇虽说长得一般了点儿，可眼下要是没有更好的，也只好暂时将就一下了。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文三儿的酒劲还没过去，胆气正壮，连敲张寡妇房门时都没注意避讳别人，硬是把房门擂得山响，吓得张寡妇连问都没敢问，赶紧把门打开，在张寡妇的记忆中，这种擂门的豪气似乎只有衙门里的差人才有，常人一般没这胆子。文三儿进了门就很利索地把房门反扣上，嘴里喷着酒气直眉瞪眼地盯着张寡妇，他不知道别的男人要把女人弄上床时该说些什么，反正文三儿此时是想不出什么话，按他的想法，这娘们儿又不是没沾过男人，难道还需要他说什么吗，装什么傻？她应该明白文三儿想干什么。
张寡妇是过来人，她当然明白文三儿来的目的，问题在于她和文三儿的想法正好拧着，她认为自己在陈家的地位固然属于底层，但决不是最底层，因为还有文三儿给她垫底儿呢，无论如何，一个厨娘总比个臭拉车的身份要高点儿，况且她从来也没把文三儿当成个男人。张寡妇守寡后，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很艰难，不是没有动过再嫁的念头，可她觉得就算是世上的男人都死绝了也轮不上文三儿动这个念头。此时张寡妇的感觉很复杂，除了觉得文三儿的想法很可笑，更多的则是一种愤怒，他怎么敢动这种念头？连想想都是不可饶恕的。
想是这么想，但张寡妇说话还是挺客气：“是文三儿呀，你有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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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哟，这可不成，陈家这么多人，你看谁都行，就是不能上我屋里来，我一个寡妇，没事儿还有人背后编排你，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深更半夜敲我的门儿，我可怕别人戳脊梁骨，你赶紧走。”
张寡妇的表白在文三儿听来纯粹是种为抬高身份表现出来的半推半就，娘们儿都是这样，就是心里愿意嘴上也要意思一下，别来这套，他懂。文三儿不准备和她废话，都是下人，谁也不是什么王公贵族，王八对绿豆，看上眼了就上床办事儿，哪儿这么多说的？文三儿想到这里，二话不说突然抱起张寡妇“嗵”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