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维在这一刻开始慢慢复苏。
中午的时候，我吃了妈妈给我做的瘦肉皮蛋粥，我说还想要咸菜，妈妈便笑着给我端上了鱼泉榨菜，并说：“早给你准备好了。”
爱吃咸菜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那年月好吃的东西不多，但家住军事学院时，食堂大师傅把咸菜做得花样翻新，味道也极可口，还有馒头，白口吃都香甜得不得了。家迁到苇城后，没有食堂可以就餐了，我每天上学，妈妈都会给我几分钱或一毛钱吃早点，我便常常买一小兜朝鲜小菜或辣萝卜条当饭吃。盐的摄入太多，免不了浮肿，妈妈为此不知数落了我多少回。可是，爱吃咸菜的习惯就是改不了。对于吃，我的偏好有点穷命相，不吃牛羊肉，不喝牛奶，但喜欢棒子面粥和面疙瘩汤之类。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能保障孩子每天一杯牛奶，那是很奢侈的事。妈妈自然是不舍得吃，但我每天无一例外地都要把牛奶弄翻为止，这好像是我俩之间必然的战争。直到今天，妈妈还认为我身体不好跟这点有关，只是她已无可奈何了。
现在，我病着的时候，她的要求很低，只要是我肯吃，她就心安、高兴。我输着液，但好好地把饭吃了，妈和哥都觉得这是我恢复的迹象，于是也便放心了。
惑 48（3）
他们终于能够去休息一会儿了，我也闭上眼睛想打个盹。但是，三天来卧床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脑子停顿着的时候也让我太觉荒废，这时便抑制不住地不停想事。想到那天的工作会，想到之后的“求援”，想到无奈而衰竭的精神，想到朋友，最后又想回到远野的信上来。
远野似乎像是我偏食的习惯，执着而可心，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形成，会在我心里有如此固执的需要。不过，这也让我有一种异样的难受，毕竟不是吃饭，可以完全凭好恶选择。我回味着他信后所讲的“生活状况”，心里就莫名地郁闷。平心而论，我并不嫉妒他的妻，她是一个客观存在，也一定有着存在的客观。但是，爱这种东西强烈地夹杂在里面，又让我难以面对或顺其天性地占有。远野说不要我“乱猜”，更不要我“误读误解”，我何尝不理解他的用意，又何尝体会不到他小心的表白。只是正像远野说自己“了解她的恐惧”一样，我也知道她不断折腾远野，是想留住他，至少要留住他的人。我能理解这样一个女人的这样一种悲哀，其实，有几次我偶尔问及远野，他也被迫地谈到，wife曾坚持要他回答到底爱不爱她。
我了解，远野的个性是从不无故伤人的，更何况是与其生活过多少年的妻。但是，他也不能说违心话，甚至连息事宁人的敷衍也做不到。所以，wife便会有时刻紧绷的恐惧，会有不断的折腾。我怎么来面对这样一种情与事呢，我无法对wife的“策略”不留同情与怜悯，我做不到冷冷地说：“我要！”……
最终，还是女儿的电话把我又拽回到病的话题上来，这两天她随时都打电话来，口气有时严峻得活像我是她女儿，有时那关切的语调又让我疑惑她真是我妈。知道我好起来了，她快乐了。提到Uncle的信，她说：“Uncle就是厉害，能让我妈起死回生！”之后，像曾经沧海似的劝慰我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说人一生中能有一份好感觉已经非常难得，许多人恐怕一辈子都没有真正爱过的幸运。
女儿的话，让我觉得超出了她年龄该有的领悟。我想，这代人真是特别，虽说时常会显露出极端与偏激的倾向，但也常常很透彻。我默默地思忖着，不管是生存还是情感，让它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还是远野说得到家，“生活中凡是有抱持的人，其实都会在他生存的时代有自己与其牵扯不断的苦痛，这大约是这一类人的命运吧”……
我想，我能做的，便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面对。
惑 49（1）
2003…4…14 咄咄逼人
今天不顾妈妈的反对，还是坚持到单位去上班。
上周大起大落的心态转合，虽说已基本复位，但身体还是虚弱。不过，在太温情的家里沉溺着，心情和意志也就都是软软的，所以执意到办公室里去感受那应有的气氛。
看来这两天大家是都知道了局工作会的情况，很明显，人们的反应大不相同。趾高气扬的有，打蔫的也有，钱大公子最是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弄得几个室主任说不出地窝火。刘世荣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见人就摆一副谦恭相了，窃窃得意的神情连眼睛都放出光来，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胡威一向张扬，现在更是大张旗鼓地在腾屋子、谈话、招兵买马，为他的新教辅室忙活。
大约11点来钟，人事科长敲我办公室的门，探进身子来，说：“林总，两位副总让你到书记的办公室去看一眼来面试的人。”
“什么意思？”我一下没明白过来，招招手把人事科长叫进了屋。
人事科长告诉我，自上周末，刘、胡二位副总已经在大量引进“人才”，新科室的头也已物色好了。
其实，早晨一进办公楼我就注意到了今天满眼的“活跃”景象，美编室主任陈亦庭见到我时，颇有意味地说了句：“你可来了。”我知道，这言下之意是有人作妖。不过，我心里早有所料，知道握了上方宝剑的人不弄出点动静是不会甘心的，只是没料到事做得这么迅疾而不加掩饰。
如此的空气，足以压制那些按以往思路做事的人了。早上，原打算去北京与联系好的独立策划人会面的张智到我办公室打了一晃，说：“听说了局工作会的精神，这两天你又病着，我把去北京的事又给推了。林总，后面还做不做？”
我回了句：“先看看吧。”
在我卧床的这三天，应该说终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后面再按原定计划操作显然是不可能了。那么，所有事做与不做、怎么做，都要先征求了陆成杰的意见再说。近日，虽说我与他之间做过多次审慎的沟通，但这一次的急风暴雨，难免不再引起他一波三折的态度反弹。所以还要看他究竟是怎么一种心气。假若他能更睿智地权衡自己陷在风华社这片泥淖中难以脱身的现实，并能从大的方面着眼，智慧地挨过最低谷的这段日子，那么在未来局势向好之时，他不但能实实在在给自己加上一分，对风华社也算功德无量。但是，这并不是可预期的，虽说他的聪明足以令他明智地决断，但如此气势下的现实，将导引出怎样微妙的变化，谁又能说得准呢！
陆成杰不可能不考虑这其中的利弊得失，在这场不看好的赌局中，尽管出版产业改革的大势不可不见，但是地方的军阀割据又岂是上面可切实掌控的？像陆成杰这样的副局长，恐怕更多要看身边领导的脸色。我觉得，我已不能再按之前陆成杰对做事的允诺来判断事物的走向，而必须先将节奏放慢下来。
事情的反差就是这么大。我这儿打算着要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了，另一边却是开始了大举进攻和围剿。我知道，这一举动来势不小。刘世荣和胡威显然也早做好了打算，在这一轮的较量中，想切实地稳固住自己的势力并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工作会之后，便一不做二不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从进人开始下手了。
要说眼下的情况，社里大量进人显然是不明智的。众所周知，经过多年的积淀，大多国有出版社在只能进不能出的体制制约下，几乎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人浮于事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我多年来的态度，是拾遗补阙，进人取适量原则。因此，这些年风华社人员数量的控制比较好，比身边某些社的负担要小许多。在我看来，即使在加强或削弱某块的指令下，当前也依然以内部调整为宜。但是，刘、胡显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不愿“新瓶装旧酒”，感到若是这样还会有“离心离德”的危机。所以，借局长“加强教材教辅力量”的大势，便加紧了自己的战略部署。
惑 49（2）
我问：“招聘的卷面考试做过了吗？”
人事科长说：“这次没统一考。今天他们二位通知了我一声，说是已经定了。”
我琢磨着这个味道，了解他们遣人事科长叫我到书记办公室“看一眼来面试的人”，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正式地考核，履行程序，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借这个过场来公开地向我示威。
我对人事科长说：“知道了。你先去吧。”
人事科长走后，刘世荣看我半天没到场，中间又一脸作秀相地来“邀请”了我一回。他皮笑肉不笑地打着哈哈：“林总，我们可都等你呢。你不在，这事没法定啊。”
我看了一眼刘世荣不无得意的脸，说：“你们定吧。”
刘世荣怀着胜利感笑着出去了，而我终是没在“面试”的现场露面。
此时，陆成杰那儿也没得消停，他正在办公室被钱大公子死死地缠着。显然，他不敢怠慢这个大少，必须把他当一回事。一把手说他还没有他了解的情况多，那还有什么疑问吗？除了刘世荣和胡威，就是这个大少，他在家的一句话便能顶他十句。他清楚，要是大少想歪嘴，他根本就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此刻，大少坐在他的对面，口气非常坚决地说：“我打算把社办公室的人重新分工，把原有的规定废除并出台一些新的规定。社领导用车也要重新规范一下。社里固定资产的采买我准备全部收归办公室统一办理”。接着，他又说财务的某人必须调出，可以放到发行去，以及新的编辑室由谁来任主任比较合适等等，完全是一副主宰的味道。
看着大少以社长助理、办公室主任、三产经理和总编办副主任的多重身份，对社里的事做着全面的“安排”，我不知道陆成杰此刻在怎么想，也不知他心中的感受，倒是我两次进到他的办公室，却都被这个目中无人的大少挡在无法插话的尴尬地步。我只能放弃与陆成杰谈事的想法。
刚上班不久，其实就有人先后到我办公室说这些事了。其中版权信息室主任陈尘一肚子愤怒，说：“这还懂不懂规矩，狗屁不通还要把计算机的采买也揽过去，他知道计算机故障的认定以及是否需要报废、更换的尺度吗？”编辑室的人则告诉我，大少说了，以后出差及一切费用的报销都要先填申请表，由他签字后再交陆局签，否则财务退回。言外之意，就是社里执行了多年的业务费用由主管领导签字的权力也不再作数。财务科的梅洁更是哭着就进了我办公室，她是两年多前调入的，到目前为止也是社里唯一具有会计师资格的人。但是大少嫌她碍眼，一直以为是当初谢社长和我安插进财务的一颗钉子，所以要“请”出去。
更早的时候，杨子在接我上班的途中，也告诉我，他以后不再享受副科待遇了，车管也不让他做了。他说：“主任说，以后出车必须先跟他请示。我问，林总用车也要先跟你请示吗？回答是谁都一样！我说领导外出司机无权过问领导去哪、干什么，这是规矩。他大发雷霆，喊着说就是要改改这个臭毛病！”
一切都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一个少爷羔子竟然决定着该由社领导班子决定的全部事务，领导班子还算什么！
我不知道陆成杰在这样的无理面前会拿出怎样的一种姿态，颇有些血性和脾气的陆成杰是否能忍下这种比傀儡还傀儡的作弄呢？
陆成杰把编辑部进人的事完全抛下了，他显然已顾不得再管与让他陷入不堪相比不那么当紧的事。据说刘世荣和胡威此前是“请示”过他的，韦建超说，是陆局讲“不能绕过林总，业务进人，总编辑不知道怎么行”？所以，刘世荣、胡威才不得不找我去看看，但同时他们却也趁势演了一台联手戏。
病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就在这样一些事的烦扰下度过了。之前曾想把心态放得更平和一些，不去理会得失，反正一切慢慢来，最终也总能让事情再回归到正常路数上来的。于是，默念毛泽东那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话，用以开解自己。不过，当眼睛看到玻璃板底下压着的那帧“事虽难，做则必成；路虽远，行则必至”的字时，倏忽间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脑中滑过———那曾是我喜欢的一句话，记不得出处了，但还是让陈亦庭专门写了并置于眼前———感到人类可触可及的睿识和思想，在身边不可测不可知的纷乱事象面前，竟有种被蔑视的无力。我用力晃动了一下头，用手重重地按压了一会眼睛，让自己恍惚的神经迅速复位。回过神后，拿出笔记本，我开始梳理近日在做和要继续做的事。毕竟，经过了周末的精神调理后，我此刻应该有心平气和看待眼前一切的理智。我这样告诉着自己，也努力地让头脑冷静下来。
惑 49（3）
收缩战线———总原则，固本之防卫策略
沟通———做事前提，最大努力地争取
北京合作———突破口，立锥之地，志在必得
中国编辑学会年会———近日要事，全力组织落实
写完了上面这些话后，我起身，去给自己续一杯水。再回头时，看见办公桌上的笔记本正被从窗户吹进的小风任意地翻动着纸页，像陈年的记忆在随意间闪动、流逝着。
刚才，连续抽了几枝烟，本想换换空气，可这个不愿退出冬季最后恃强逞威的气候，风还是比较硬，我不得不再把窗子关上。
回来重新坐定在办公桌前，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映入了我的眼帘：“郑总电话，劝我调京。”这句多少天前随手记在本子上的话，本不起眼，此刻在风的翻动下，竟突兀地跳显出来，有了加重、放大的醒目。我的脑子开始在这处笔迹上流连踟躇，想原本被自己搁置了的邀约重又莫名地呈现，难道是天意吗？
那大约是一周前，为了几本书宣传的事，我给郑鸣打过电话。借着那个因由，郑鸣再次问及我的决定：“怎么样，想好了么？别再犹豫了，北京还是天高地广，窝囚在苇城，你想做事恐怕也很难做出什么了。”
他耳尖目灵，信息来源的渠道很多。我清楚他对我的事了如指掌，便开诚布公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再给我一段时间吧。”
郑鸣于是说：“那我就先作为备选方案列上议事日程了！”他话的口气中带着一种坚决。
我思量着，在病着的时候，我曾对彤非说过似乎到了考虑离开的时候了。那一刻，我的心情应该是无奈多于本意，悲观多于理性考虑的。但是，离开，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正确的选择呢？
在远野告诉我“我们还是做自己”的时候，我就曾想到过，或许积极的面对也包括必要的战略转移吧。恰当的场合做恰当的事，这是理性前提下的正确决断，至少它可以保障意图的有效实施。但是，它会不会算一种逃避的行为和给自己的借口呢？还有，就是手下的一群人，他们是那么信任我，甚至是依赖，我的另谋出路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什么样的感触？
看看刚才写在笔记本上的那些字，分明带着困境的危机痕迹，但也有着一种突围的决绝意志，而这能否成为一种选择离开与否的绝对参照值呢……
我知道，自己此刻是把两件事搅在一起了，摇了摇头，不想再用这样一个成了命题似的问题苦恼自己。
下班前，韦建超的司机打来电话，说杨子被大少支走干别的事了，让我别急，他送走书记后再来接我。
我说：“不用了，你不顺道。我打车走吧。”
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一声叹息。少顷，是劝慰：“林总，你别往心里去……”
惑 50（1）
2003…4…15 朋友，早安！
将近十天来我与简志峰的通邮虽还正常，但不是那么顺畅。邮箱依旧固执着延迟的毛病，而其中有两三天空缺着，没有任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