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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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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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地去做点什么。   
惑 03(5)   
回到自己的环境后,偶然想起言语的冒失,觉得自己心态不好。其实何必要无的放失地发无名火呢。一种道歉的心情,借着“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名片之由,发了一封邮件。 
回过头想想,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难道那也叫道歉? 
出于诚意,今天及时回了年轻局长大人的信。 
彤非读过这最先的两篇日记,觉得林黎的心情虽算平和却也是郁结、压抑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超出了自己想象。她虽说知道林黎绝大部分的事,知道江川和她离异的不幸,知道林叔叔去世对她的打击,知道工作不顺困惑着她,但是没想到,首先“爱”与“懂”这种最抽象的东西,会让她思考“活”的意义和价值。林黎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总爱躲在自己的角落舔拭疗伤。在承受巨大压力与冲击时,她通常都是以一种善解人意的方式去理解周遭的事物并排遣自己的情绪。不抱怨,也不让人感知。但这一刻,读着这样的文字,彤非忽然有了一丝愧疚,因为,毕竟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号称能感知她的心情,可事实上却不真的知道她心中经历过怎样的一种复杂与挣扎。她有些自责,轻叹了一口气。 
让她略感安慰的是,林黎总算愿意敞开心扉与自己对话了,像她所言,这是个好的开始。读出林黎的一份努力,彤非觉得,也让自己似握住了以后解开她心结的一把钥匙。 
彤非不再迟疑,接下来又快速地读了两篇。 
临近傍晚的时候,她对林黎说:“明天有篇稿子急着发,我今晚先回去。过后我陪你几天吧!” 
林黎问:“那儿子和陈滔怎么办?” 
彤非说:“他们正巴不得我不在家呢!这爷俩有得是自己的玩法,我在家还嫌碍事。” 
林黎没再坚持。   
惑 04(1)   
昨天中午发出的mail,当晚简局长做了回复,时间23点49。 
面对一个诚意接受交谈的人,我多少还是感到了意外。在给他的mail中,我谈到了良心问题,也隐隐透露了一种想法,即出版界的希望在于掌权又有愿望做事的官员身上(我不知道自己诚恳的语气中是否有着一点嘲讽的意味)。联系现实,我说到这些年来许多人为出版付出,但严格讲收效不大。究其根本,不取决于单个人怎么想、怎么做,而在一种体制。最后,又做了这样一种表达:“不过,这不是值得抱怨的地方,人重要的是能活得像自己,尽力而为吧。”———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给自己开脱或解嘲的意味,似乎不加此注解,容易令人产生怨天尤人的误解。 
其实,何必要寻得一个陌生人的理解呢?也许,他第一封mail中那种不故意矜持、做作的风格,多少对我产生了一点影响吧。 
少壮派局长的名字叫简志峰,字面看来带着点精干的味道。在复函中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关于出版体制问题的那种期望,而是说,谈到出版,他对我所说的有同感,以后可能会有许多话题可进行探讨。他讲了自己三年前做社长时的一种感受,说那时真刀真枪地干,是一种充满激情的工作,不像坐在上面隔靴搔痒。我理解,他似乎感知了我心中那点阴郁的情绪,所以在给我传达着一种事在人为的讯息。不过,那个“隔靴搔痒”是不是也透露了一种无奈呢?我其实不乏对客观的这种理解力,置身“江湖”,一种庞大的体系织就的巨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哪层没有哪层需要面对的问题呢?还是他后面所说的话,对我情绪有着一种缓冲作用。他说,“关于出版的话题,我们才刚刚开始。顺便告诉你一个使人高兴的事,我们省即将成立出版集团,我有可能会去”。 
说到集团,这是一个当今最为敏感和微妙的触点。多少年来经济改革的深化,始终未触及到出版领域。因为出版作为意识形态的范畴,没人可以随意介入。虽说对出版社身份的认定一直解释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但“企业”的成分只存在于自收自支,也就是说国家不负担你的生计,你要像企业一样为自己刨食、为国家纳税,不像政府机关一样享受旱涝保收的公务员待遇;而“事业”的成分,则是党的领导、国家审批的准入制度。换句话说,是有限的市场和无限的垄断。由此,前两年一些省份成立出版集团,事实上完成的是一次政府官员的权力再分配,是一种政府行为的“物理性”组阁,丝毫没有触及到现代企业制度这一体制转换的神经,不是真正意义上以资产为纽带进行的市场化重组与媾合。 
集团与政府还是一回事,权与钱还在一个锅里。所以,当今存在着的集团,无一不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集体弱智”现象。然而,加入WTO的事实,让客观充当了一回助推改革的外力,因为市场规则一体化的要求,对外要逐步开放图书市场,不管你是否愿意,出版业都再不能保持真空式的国家垄断了。所以,这在客观上就绷紧了做一次像样调整以求发展的弦。现在,上面加紧了这方面的调研与探索,这样,简志峰所言的“集团”才变成了一件有“高兴”成分的事。而他有可能去,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充满激情”大业的序幕将从此拉开。 
我似乎感到了他心中那种男儿血性的兴奋,由此反观自己,之前的“情绪”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想到这些,心中暗暗一笑,好像受到了他一点情绪的感染,久积的闷气便随之消去许多。 
我不知道我们的谈话怎么会一下就切入了这样一种主题,似乎原本该有的那些门槛,竟没有横在该设置的地方,甚至“无心插柳”的交谈,竟换来了一种语意上熟识的感觉。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两天来忙的事情有点乱,主要是头绪纷繁。情感揪扯的事原已淡去,却又突然被提起;一些很外围的工作也是一筹莫展,有点麻烦。总之,严肃有余。   
惑 04(2)   
昨天接到顾卓的电话,他谈起了江川。自从我和江川分开后,顾卓恐怕是唯一同我俩都保持着联系的人。不过,顾卓与我似有着一种默契,那就是隔长不短打个电话,或逢年过节问候一声,但从不碰触我与江川的伤心事。然而,昨天他突然提到了这个话头,告诉我,江川现在情况不很好,生意虽然在做,但喝醉酒后就会变得很伤感。他说,近来江川一直和他谈起我,一直在问,“林黎为什么非要和我分开……” 
我不知该说什么,这个太漫长的故事怎么简单面对呢? 
许久,我对顾卓说:“我们之间的许多事你都知道,还需要我解释吗?” 
顾卓一笑,语气中却流露着无奈:“不用。” 
…… 
放不下的心乱,被一封来自北京商询能否两个月后借苇城召开一次全国编辑学研讨会的信函截断了。 
这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全国会议想在地方开,本是一件好事。许多地方都争着主办这样的会议,因为它能带来会议本身和会议之外的一些影响,更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但会议由“学会”召集,问题就来了。众所周知,中国的行业协会或学会,不像国外属一种真正的行业权威机构。人员的构成也不同,没有像样的经济支撑。所以,我作为地方编辑学会的会长,如何调动资金给会议以支持呢?从名义上讲,我兼职的这个“机构”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摆设,既无权也无钱,在官员们心里实际上可有可无,干多了嫌你多事,干少了也没人想起,充其量作为一种“存在”的名称符号而已。这次,北京主动提议,让我觉出了两难。 
回绝无疑是非理性的一种选择,倘若某一天领导们因某种因由勾起了这个话题,他会觉得你丢了他们的“脸面”,这么“大”的事不请示就敢自作主张,缺少一种“政治”敏感和规矩;而正常请示,他们又不定多烦,认为你是在没事找事———一些大的方面还等着钱用呢,你弄点不相干的事来干吗! 
不过,我没有选择,请教了一下老局长闻汉声。他退休后受聘一家咨询公司做老总,但还挂着编辑学会名誉会长的头衔。再说,他也是我一直心悦诚服的领导。在他的建议下,决定通过出版协会联合给局里打报告。我心里期盼着,但愿事情能有个说得过去的结果。 
今天,总算把报告呈递上去了,给北京也回了话。对北京当然是从正面意义上,讲一种程序的执行情况,同时表达一种承办的意向,这恐怕是一种必要的交代吧。 
干完这件事,心里其实并不平顺。这两年苇城出版界业务气氛越来越淡,官场气氛越来越浓,和领导的沟通越来越不得要领,以致所有的事情不知该如何决断与选择,我的困惑越来越多。怎么会变成了这样,我不谙其义。只知道自己在不得已中,已放弃了对风华社发展的一种主张,放弃了关于出版市场化的一种理念,放弃了一种前瞻性的运作尝试,至于后面还将放弃什么?我不知道。 
在一个最需要探讨尝试的变革时期,我不断放弃着一种置身其中的“存在与作为”的意义。我想,自己是否也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下自己,比如像面对自己的情感一样,去做一个守身如玉的旁观者呢? 
想得有点烦。午休我第一次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不打算再接待任何人。多少年来,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喜欢社里的上上下下有事随时可以推我的门,他们也知道我从无午休的习惯,所以不分时候有事就进。有人说,到我办公室好像进出集市似的,没什么顾忌。我倒也乐不得的,毕竟是同事,尽管是上下级也不必弄出那么多的界限,办公室何需非弄得跟衙门似的?大家跟着我这些年,除了吃苦受累没得什么好。不过,今天我想静一静,近一时期来,我的苦恼其实也影响着身边的许多人,尽管我不说什么,但一件件事情难度的增加和夭折,干着事的人怎么会无所感知? 
电脑上玩了几把按常规排列组合的纸牌游戏,这种最简单的换脑方式正适合我。不必太动脑子,只要注意力集中,偶尔来点大胆的切换腾挪,一般都过得去,没什么难度。但今天怪了,连续失败,索性关了程序。想想,不知做什么好,便打开邮箱,琢磨着干脆回那个简局长的邮件吧。他在mail中所说“教育出版”的话题,还值得一聊。   
惑 04(3)   
这两天来,他始终是有应有答。昨天说在郊区开了一整天会,没时间交流,但晚上还是发来邮件。谈到对风华这类教育出版社的看法,他说,就全国出版社系统而言,教育社是受计划保护最多、日子普遍最好过的出版社,所以,一般都缺乏开拓意识,出版理念落后,管理混乱,见不到什么好书,而自我感觉却很好。这就形成了他的一种成见,有“一竿子打一船人”的味道。但是,北京见面时,听到我的想法和情况介绍,让他有点暗暗吃惊,觉得教育社“出了个异类,想干事,能干事,有想法,有激情,甚至还有点偏激”,他说“这在教育出版社的人中,实属罕见”,这句话他用括号括着,是注解前一句的。我看着有点受刺激,心想,这个局长真够刁的,话虽不错,但还是“一竿子”打了“一船人”。不过,他提出的关于按新课程标准争取试验教材立项的事,倒是个值得说道的问题。 
我写了这样的看法:各地情况不同,不必非挤独木桥不可。这件事的关键要权衡自身的实际和可能性。目前各地都在为此玩命,甚至孤注一掷。关乎各自利益嘛,群雄争霸自是无可厚非。但是,市场是否容得下那么多个版本呢? 
我还对他说,据自己了解,一些教育大省在投入了上千万后,有的已感吃不消,后面还面临投入培训的巨大资金需求的压力,作为有实力的教育出版社也是难以招架的。当然更不必说混战中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上不上项目,上什么项目,一切都要视自身的实力与资本积累而定。依我看,目前情况下,若非觅得金刚钻,避开太热的门类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取向,这样有利于形成差异互补,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建立“比较优势”。借着说教材建设思路,我后面还谈了些关于出版社建立多元经济格局,即通过资金、人力、智慧多重合作趋利避害的想法,以及关于远虑与近忧的思考。 
二月这最后一天,想来真够累的。   
惑 05(1)   
昨天临离开林黎家最后读到的两篇日记,给彤非两大印象:一是简志峰,二是工作。简志峰对她而言是个刚冒出来的人物,以前没听林黎说到过。但是,林黎似在此投入进太多的重视,笔墨几乎都与其人有关,让彤非觉得有些“个别”。 
昨晚回到家后,和陈滔说起了林黎,之后就怎么也睡不踏实了。夜里,四周安然静谧,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彤非听不到别的声音。静谧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在那样的时刻,一丝诡异的念头划过了她的大脑。心想,林黎不会因为这个官场中的“新生代”而生出这些天来的烦恼吧?他会是这本日记的主角吗?这念头一闪即逝,她想了想,一笑,自己摇了下头,说不会的,否则林黎也就太奇怪了。 
至于工作,彤非倒是有些看法。要说林黎,真叫没治了。她怎么能始终执迷于伤心处而不知退缩,尽想些与己无关的“国家大事”,难不成还真想在旋涡的中心耗尽自己的一生吗?真是的,可怜可怜自己吧!彤非在心里说。 
今天处理完报社的事情后,她径直就到了林黎家。林黎这几天以来一直在家休息,她的身体也真叫差,动不动就会发烧,这两天倒是没有老毛病复发,但精神差得比生病还严重。她打算今天依然把林黎带出她的屋子,哪怕透透空气都好。 
陪林黎在周围走了一会儿,之后把她带到了一家熟悉的西餐馆。那是她俩曾经一起坐过的地方,记得也就是在3月中下旬的一天吧,彤非感觉到林黎内心的压抑,便找她聊天吃饭。她了解这位大小姐,她是那种越有心事越会轻描淡写的人,便打算开导她一番。 
正赶上这家面积不大却极有味道的店开业不多日,彤非说:“可见着天气转暖了,外面阳光灿烂的,猫在家里干吗,我带你去个好地儿吃一顿!” 
当时林黎并不大想出门,便对彤非说:“干吗非到外面去吃,还是回我妈那儿吧。” 
彤非在她家吃饭那是太家常便饭的事了,几乎打小就如此,黎阿姨早不把她当外人了。但是,彤非有自己的目的,便坚持一定要出去,还说那家店是一个新朋友开的,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情调,说老板会做很多种风味的大餐,而尤其墨西哥口味极其地道,没比了!她说林黎一定喜欢,这样,林黎就被彤非死拉硬拽地总算劝出了门。 
不过,那一次她俩其实是并没吃好。今天彤非想,这回什么都不说了,就让她找种吃的感觉,只要忘了眼下的心情就行。 
她们散着步,不多时也就到了。这家店着实离林黎家不远,但上一次是彤非开车来的,林黎更是觉得没几步道,一转眼的工夫而已。为此林黎还笑彤非是故弄玄虚,但彤非就这样,个性张扬,想起一出是一出,她说懒得走,有车为何偏要步行?还说,既是离你家这么近,你都没发现多出这么一家幽雅的好餐馆,你也够孤陋寡闻的了。这次就算教育教育你,让你知道日子不是你那么个过法,不能只认识你的那个风华出版社! 
这一次她们坐定下来,老板热情地亲自过来招呼了。其实从那次后,林黎自己也来过几回,因为她确实喜欢这个地方。她这人有一种偏执,喜欢上什么就会很长一段时间都认定它,有时甚至是多年如一日,经久不改。老板自动地就取来了彤非存在这儿的酒,还奉上自家做的一碟西式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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