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情况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职务分析，致使员工工作量过重，对此只需重新做出正确的职务分析即可。第二种情况则是在浪费纳税人所交纳的税款，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改变其组织文化。如果依然出现这种现象，应该严厉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应解除该公务员的职位。为了国家利益，公务员应该自动离职”。另外，他指出“真正的竞争力与工作时间长短并没有太多内在联系，最关键的是工作的质量如何”、“造成韩国竞争力低的原因，是由于过去采用低薪、延长上班时间的方法来解决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却忽视了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的低效率或浪费因素”。
接着，又有人指出“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不能依靠延长职员上班时间的方法来处理积压的业务，而应当把上班时间看作是不可变动的固定因素，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因素，向提高职员业务处理能力的方向发展”。
其他的公务员也指出，“在加班过程中，存在很多舞弊现象。例如，有些人在加班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却利用晚饭时间去喝酒，在酒足饭饱后又回来签名；还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只工作一小时，却在加班记录单上写上工作到深夜12点，等等。所以，不如取消加班补贴制度，将那部分补贴金有效利用在其他的地方。事实上，若要彻底追查，浪费国民所交税款的现象又何止这一处？”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某位公务员哭诉道：“我们这些在防灾部门任职的人员，一年四季都在忙于工作。一旦发生台风、暴风雨等各种意外事故，我们甚至连休假也要放弃。所以，一般加班时，除了提供晚饭以外，即使辛苦一整晚也得不到相应补偿，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补偿，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加班补贴而已”。
另外，还有一位公务员反问到“有谁不想和家人在家中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呢？又有谁不想下班后立刻回到家中陪爱人和孩子共享天伦呢？我想谁也不愿意为了那微不足道的补贴放弃这些吧”、“即使有人冒领、舞弊，也不能因为那一部分人就取消加班补贴吧！”
另一位公务员则谈到“在市、郡、区或邑、面、洞工作的公务员，每天都要直接面对公众，所以即便出现一点差池，国民就会怨声载道。另外，不知那些主张取消加班补贴的人，是否曾在凌晨四点钟被电话声吵醒，在被暴雪堵住的路段参加清理工作？从11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了预防山火，我们平均两至三天就要加班到夜里10点钟，而每周日则要从上午十点加班到下午十点。另外，即使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2小时，却只能算做四小时的加班时间。所以，我主张政府应推广‘加班补贴’。”
还有人发表评论说“加班补贴是与近期准备引进的计件工资制度相关联的。计件工资是‘产出、成果’等以结果为主的薪酬体系，而加班补贴则是以“投入”这种过程为中心的薪酬体系。并非任何事情，其过程和结果都成正比。有时，无论你怎样认真工作，由于周边环境、条件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会出现负面结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认为加班补贴应该存在。虽然这不是以结果为中心的计件工资，但是可以说是广义上的绩效工资。”
不过，从“加班补贴”能够改善低薪公务员待遇的角度出发，这种制度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这也是现代劳动法精神的产物。但是，由于公务员的补贴体系十分复杂，并且从IMF危机以后要节减各种行政经费的层面上考虑，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核。目前，为了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案。
围绕“加班补贴”而展开争论的重点，并不是“废除”或“保留”，而是在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管理上，“今天做不完，明天继续做”的业务处理方式，直接降低了韩国的竞争力。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部分不诚实的公务员获得加班补贴，而是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否得到提高。
这一制度最终能否正常运营，将与公务员的“口袋”存在直接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务员能否严于律己，保持其应有的信赖度和品位。不过我认为，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改善，行政部门意识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将逐一得到解决
“自杀特工队”（1）
就职初期，我与本部门事务官以上级别的14名女公务员共进午餐，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其中一人当场向我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建议：“部长的随行秘书一直都是男性，您是否应该提拔一下女性公务员呢？我认为女公务员也可以胜任随行秘书的工作吧。为什么男性公务员根本没有给女性公务员任何试验的机会，就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行呢？”
在我国，每三名公务员中就有一名是女性。从1997年末至今，韩国的女公务员总数为26万5千多名，占全部公务员总数的。
不过，行政部门的组织文化是以男性为主的。近日，行政自治部以“行政部门的女性政策和男女平等”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
首先，我们对聘用、任职、升职等人事管理方面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只有4％的男性表示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相反，80％的女性则认为除了聘用方面以外，男性公务员对女性公务员在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歧视。
而且，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女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男性公务员存在较大偏见。他们认为，女公务员“在组织内部，纽带感不强”、“业务本身不适合于女性”、“只喜欢做简单、舒适的工作”。
对于行政部门为何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男女公务员认识差异非常明显。男性指出“社会习惯和身体结构不同（42％）”、“女公务员的能力和努力不足（32％）”。相反，女性则认为“行政部门的惯例和保守（）”、“管理者差别对待的女性观”（％）。
在关于是否有过性骚扰的问题上，的女性指出“曾遭受过轻视女性的侮辱性语言”。而大部分男性公务员回答“没有性骚扰”，两者的答复迥然不同。
一直以来，女性问题应由全社会共同解决的意识并没有被认知，而只将其当做“为女性争取利益”的浅薄主题。另外，大部分针对女性政策展开的讨论，只局限于男女问题、性问题等极其主观的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政策性、客观性的接近。
女性问题真的仅仅是局限于女性的问题吗？以此类推，老人问题和儿童问题，就该被视为局限于老人和儿童的问题。女性问题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乃至是我们的妻子、女儿、儿熄、孙子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组成了家庭，进而又组成了“社会”这样一个大家庭。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行政自治部网站中；有一个可供提交与女性政策相关意见的“平等爱心屋”栏目。通过对该栏目中讨论的女性问题的观察，我发现大众看待这一问题的水平仍停留在男女之间情感对立和争论的微观角度上，并没有上升到“女性问题应由整个社会共同解决”的高度上来。
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安保环境下，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已结束兵役者，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应聘民间企业时，将为其增加一定量的分数。例如，在参加六级以下公务员考核时，服役两年以上者加分5％，不足两年者加分3％。
但是，这一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成为引发女性与被免服役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最近随着与退伍军人支援措施相关的法律施行令修改成功，遂又成为争议的焦点。“平等爱心屋”中每天都会收到几十项与之相关的意见。
“自杀特工队”（2）
“采取军人加分的措施并非缘于性别歧视。因为加分制不适用于所有男性，而只是针对退伍军人制定的策略。当然，退伍女性也可以获得予以加分的机会，但前提是，女性应该提出‘为何只要求男人参军，女性也该服役’的主张。不过，女性会为了得到加分机会而去参军吗？只有经历过军履生涯的人才清楚，如果可以不去参军，我们宁愿不要这种加分”
“男人并不是为了得到加分才去参军。我倒认为，将这些分数改做“加薪”更实在些。并且，在我看来，很多人已经将国防义务和兵役义务混为一谈。要知道，全体国民都要承担国防义务，但承担兵役义务的却只有男人。请不要忘记这种前提，别在一味地做毫无意义的争论。”
“我认为，不如同时废除退伍军人加分制和女性聘用目标制。如果以退伍军人加分制会给女性带来不公平待遇为由，引进以扩大女性公职任职机会为目标的女性聘用目标制，这种做法似乎带有‘打一个嘴巴给甜枣吃’的意味。”
“应该为女性提供义务服役的机会。服役一直被视作男人的专利，但是，如今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军队内部的某些领域，女性要比男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终，针对“退伍军人加分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向认真讨论其动机是否合理、对不适用该制度的人担任公职机会造成多大侵害、应对此采取怎样的现实性解决方法等方向发展，而是站在支持这一制度的男性或持反对意见的女性立场上，形成正反两论针锋相对的局面。
不过，“退伍军人加分制”与“女性聘用目标制”在引进宗旨及意义上有所不同。这些制度，并不是为给予男性或女性某种利益而制定的，亦不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对应政策出现的。所以，在确立这两种制度原有宗旨及不损害他人进入行政部门机会的前提下，我们将继续谋求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名女职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表了一个《女职员的自身看法》的帖子。通过这篇文章，使我对女职员的一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将附属室（局长级以上干部的秘书室）的女职员安排到普通科室中，然后再将因为长期从事文字处理工作而导致身体不适，或在业务繁重部门工作的女职员调任到附属室工作。这种方法如何？‘做一次秘书，就可以做一辈子’的想法，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
有些女职员的运气总是很好。因为她在有权势的职能部门工作，就可以以‘特别录用’的名目被授予特殊的职位，前往市或道工作。从公平性和提高职员士气的角度考虑，我希望行政部门不要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至少我认为，应该给予每个人均等的机会。恳请部长仔细考虑一下诸多女职员这种无言的沉默”。
由于附属室女职员的工作非常清闲舒适，所以在具体业务部门工作的女职员似乎对此持有很大意见。不过，普通秘书与高层公务员之间具有人际关系、在人事问题上得以受益的现象确实存在。
我们接受了这些建议，在与部内100名技能型女职员沟通后，采纳众意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并且将在附属室工作时间达到三年以上的女职员全部更换。
有些人说，女职员的人事调动要比局长级别的人事调动更难以应付。不过，我认为，在“公平、公正”的人事原则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例外。
新政府执政的同时，包括行政自治部在内的五个部门中，出现了“女性担当官办公室”。它是与“总统直属女性特别委员会”共同设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政府对于女性的优待和重视。
但是，即使不设立负责女性权益或提高其地位的专属组织，政府也应该在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每一步要尽量体现女性的立场。因此，据说，新设立的“女性担当官办公室”职员自称为“自杀特工队”。
我期待在她们的努力和献身精神的作用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能够出现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以良好的伙伴关系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希望这种愿望可以早日实现。那时，我们再以愉悦的心情讨论关于撤消“女性担当官办公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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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与媒体的“接触”
在公务员社会，公务员与记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近又不可远”的。其意思为不能与之走得太近，但也不能过于疏远。如果与记者间的关系过近，疏忽之下会将行政部门内部消息泄露出去，为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反之，如若相距过远，在每次发布新政策等必要时刻，将很难借助媒体的作用。
不过，我发现公务员对媒体似乎并不欢迎。一位公务员在行政自治部网站的“畅所欲言”栏目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请撤消政府办公厅记者室”的文贴。公开要求撤销记者室的主张，是在行政部门结构调整开始后，媒体描述公务员工作是“铁饭碗”时被提出的。
自称“铁饭碗”的这个公务员在其发贴中写到：
“我工作20年才享受的薪资待遇，与社会上中级公司只有四年工龄的职员一样。而且，在今年减薪以后，工资只比其具有三年工龄的员工略多一点。”他强烈要求“将公务员全部谩骂成‘铁饭碗’的报社和记者应该公开道歉。”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媒体对于行政部门的错误认识、在办公室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为记者无偿提供宽敞的记者室、高层公务员面对记者时姿态过低等诸多问题，都成为批评的对象。
一位发帖者写道：“在以前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曾提出过撤消媒体的方案，并赢得了国民的赞同”，要求对媒体进行强力的整顿。另外，也有人提出了“随时掌握媒体记者在行政机关记者室的动向，及时发现他们挑起问题的真相并加以解决”的建议。
但是，对于这种过激的主张，也有人持反对态度。一位公务员指出“政府办公厅的记者室可以说是国民快速了解行政信息的一个渠道”，所以他认为“在高呼公开行政、透明行政的今天，如果撤销政府办公厅记者室，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误解，请三思而行”。
我认为，行政部门与媒体的关系应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行政部门通过媒体向国民正确地阐述政策宗旨，并期待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而媒体则要准确、客观地反映国民的意向，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
“通过媒体，形成舆论”是*主义的立足之本，处于市场经济最顶端、在任何领域禁止垄断及严格遵守公平交易原则的美国，一直在积极支持媒体产业。美国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为了得到媒体的袒护或是希望媒体成为权力的随从，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主义国家，美国知道媒体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媒体不存在，必然无法形成各种舆论。如此一来，将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韩国，媒体被视为继立法部、司法部、行政部之后的“第四部”或“无冕之王”，享有极大的权限。但是，随着各类媒体事业的发展及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性提高，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终将无法立足。将来，媒体在社会上将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国民社会形成公论的广厦。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消除强大的中央舆论与环境恶劣的地方舆论这种两极分化严重的陈旧结构，媒体才能够得以正常发展。正如部分公务员所提及的那般，越是下级地方行政机关，就越会陷入“经营难”的地方小报的纠缠。
将来，与地方自治时代一同来临的，还会有“地方舆论时代”。因此，媒体应该立即停止围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