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话的职员第一句话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洞事务所都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饭了，有事情你快点说”。但是没容我多言几句（事实上正题还没有阐述），那边只说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将电话挂断了。我一阵呆愣，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真想对他说“难道你的工资比我高吗？看你的样子，一无所有”。这究竟是什么态度啊，即便是我问错了，也不至于如此过分吧！
还有一位公务员提出：“有许多地方公务员就‘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一问题产生了共鸣，从而引发无数人的访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足以说明韩国行政部门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
我也从一位曾经在内务部上班、后经过自治团体锻炼再到行政自治部复职的一名公务员口中听过此类事情。他对我说道：“在地方自治团体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接内务部的电话。在和内务部通过电话后，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郁闷。”
这是对行政自治部的严厉指责，指责者并非普通国民，而是公务员。这一点更令我的内心感到痛苦。韩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已经到了必需进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务员的行为以及态度都要得到彻底改变。另外，我认为组织内部的自我批评，正是这次漫长争论结下的果实，这再次坚定了我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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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调教部长（1）
部长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茶山丁若镛先生 亦曾在其着作《牧民心书》的“吏典六条”中点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这一点对于我这种政治家出身、担任部长一职的人而言犹为如此。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副部长以下的所有公务员联合起来在威逼部长。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部长过客论”呢。
首次领教公务员社会的威力是在政府宣布组阁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届大选前后组成的总统任职交接委员会中，担任政务分科委员会干事一职。报纸上经常报道我有可能成为下届部长的候选人。最初的猜测是我将到靑瓦台担任政务首席，随后又猜测将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或海洋水产部部长。
发布组阁消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国民会议高层负责人通过车载电话，事先将我进入内阁的消息透漏给我。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产部的一名干部首先给我打来电话。他祝贺我“到海洋水产部担任部长职务”，随后又要求到我汝矣岛的个人办公室做业务报告。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接到青瓦台的任何通知，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过来。
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如此说来，这种迅疾反应是否意味着是对国民心血的浪费呢。
官僚集团是反应力和观察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呈报文件时，公务员首先会观察部长当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认定部长心情不佳，就会将需要报批的文件延后一、两天再呈报。反之如果秘书室内的气氛融洽，则说明部长心情舒畅，这样更容易获得批准。
我所经历的代表性事例，是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我在担任交接委员会干事时，对于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首先，我担心因此会引发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另外，这项工程需要投入约二千七百亿韩元的政府预算，如果包括安装感应器等民间部门的费用，则共需约六千到七千亿韩元的巨额投资。因此，在财政状况极其困难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 下，对于是否真的需要紧急推进这一项目，我一直举棋不定。 。 想看书来
官僚调教部长（2）
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所以在我面前他们谁也不提及电子身份卡一事。在彼此逐渐熟悉之后，当断定我心情好时，才会逐步向我灌输推进这一项目的必要性。利用诸如“如果不引进它，我们部门的行政改革程序项目会出现问题”、“这是必须推进的国家事业，不能进行将非常可惜”等极具说服力的话语，把我的思路引向他们设定的路子上去。有时，这些话语还会通过与我关系比较亲近、并且能够对我产生影响力的亲信传达到我耳中。
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发现公务员在揣摩部长心理状态，设法实现他们有所求的一面，可谓异常机敏。
下面，我将为读者讲述另外一件事情。我在某个时事周刊看到一篇以“调教部长”为标题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官到任后一般会遇到的三种陷阱：
第一，日程安排陷阱。官僚们为部长安排紧凑繁忙的日程，使其异常忙碌，从而没有闲暇时间考虑政策方案。当你忙碌得毫无思绪时，官僚们会突然呈出已经在其手中保留一到两周的政策方案，要求部长审批，并催促说向青瓦台报告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此一来，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后，部长会习惯性地说出“看一下，明天有什么安排”之类的话。部长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主持工作，反而会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官僚们。因此，在缺少充足的时间进行外部咨询或听取外部舆论意见的情况下，部长便会草率发布一些政策方案，从而遭到媒体或其他部长的抨击。
第二，访客陷阱。一般情况下，访问部长的访客数量很多。其中一部分访客是与部长有预约的，但是更多人则是无约而至。后者并非前来指出某位部长的缺点或政策上所存在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说些中听的话语取悦于你。通常，前来提出问题的访客，不会无约而至。长此以往，经常与这一类人相见，也就只能听到一面之词。
第三，自我陶醉的陷阱。面对忙碌的日程、不间断的会谈，通常感觉到自己对待工作已经非常认真。所以，对给自己提出批评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反感。同时，心中慢慢滋生出“这工作并不是很难做”的自满情绪。当其认识到这些自身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离职之后。只可惜，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与之较为相似的事情。在新官到任以后，老练的高级公务员一般会暗示给部长两个建议：
第一，要经常与总统单独会面。他们会向部长暗示“我们会为您创造单独会面、取得信任的机会，您只须竭力与之相见即可，只有如此才能长期确保您的职位”。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为本部门争取预算，只要时机成熟一定要提出这一问题。当务之急便是竭尽全力确保自己所管辖的部门预算，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一个部长的能力。”这样的话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重复说，似乎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部长出谋划策。
到任后不久，你有可能会听到“部长的能力不行，有可能被调迁”一类的传言。这种传言本身也许就是公务员内心不平、不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可以理解为对部长不能充分维护、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及不能最大限度实现部门利己主义的不满情绪。
部长若想确保在自己领域的位置，正常运行业务程序，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计划，避免出现执行具体政策的官僚常见的偏见及错误。
其次，要具有说服力。部长为了能够彻底贯彻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方针，必要时需要说服其他部门、国会和执政党、媒体、相关团体及企业、国民甚至是具有任免权的总统采纳自己的意见。
最后，要具有领导能力。部长只有能够具体、准确地掌握业务流程，才能获得下属职员的信任及其响应，进而才能够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部长所处的位置是“政治”与“行政”的交叉点。部长一般可以分为尽职尽责推进业务的行政型部长和致力于引进新政策的政治型部长两类。我则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部长，最为重要的是要对部门的运营状况持有坚定的信念，并且能够准确洞察行政部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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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没有避风港
“古代曾有一位将军在上战场之前，将家人全部杀死。这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卑屈地被敌人屠杀。这是因为，在抵达战场之前他已经想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并且预想到家人的结局会是怎样。
但是，在IMF这种管理体制下，我想通过裁减公务员的方式获取战争的胜利，是否不太现实。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需要时随便选出人来培训几天，就可以胜任的。通过裁减部分公务员的方式以换取国民的理解，这种想法非常危险。难道因为IMF改革就要使其子女挨饿、辍学吗？请不要忘记公务员及其家庭成员也是韩国国民。
我真的开始有些怀疑部长您是不是我们的‘父亲’？倘若没有‘子女’存在，‘家庭’的存亡还有什么意义？日后，您也将从如今的位置上退居下来，您的照片也将会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成为一段历史。希望您能给行政自治部留下美好的回忆。”
“许多公务员在忍受着微薄薪资、人员过剩、国民的误解、责怪的目光以及‘我们被公司炒了，你们公务员也得被炒’式的所谓“水怪逻辑”等种种压力下默默地工作。但是，即使在100名公务员中，只有一名公务员犯下错误，普通国民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部门。对待国民的这种批评，难道你能够以‘称职的公务员比不称职的公务员多’为理由进行反驳吗？
因IMF导致的国家经济危机，远比公务员们的想象更为严重。我曾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睡过一晚，目的是为了了解媒体上所报导的失业人群的具体数量及其想法。结果竟是，在经历八年公务员生活之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作为一名公务员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并且，深深感受到行政部门也不能够成为结构调整的例外。”
以上是两位公务员发表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的文章。此二人对行政部门改革的看法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也许尚有许多公务员对前者的看法持有同感。很多人指责行政部门没有跟进整个社会的改革步伐，状态依然如故。新政府内阁上台后，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但公务员的状况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因此，国民对于改革没有弹性这点怨言颇多。
改革步骤尚没有正式实施，但很多人只是听到口号，就误以为改革措施大部分已经实现。此外，道德散漫的风气四处蔓延。在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竟然有人公然要求特殊的人事安排，而高层官员退休后去下属部门任职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与其在做事之后要承担责任、倒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想法正在蔓延，“安于现状、不作为”的思维方式重见苗头。
创意氛围消失殆尽。大部分人均在察言观色，等待上司安排工作。另外，那些认为因朝野间的政权更迭而失去了既得利益、遭受冷落的犬儒主义势力亦不可忽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一定要进行变革。
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变化的漩涡之中。因此，需要对盲目扩张的大企业以及因不良经营导致外强中干的金融业、劳资纠纷不断的产业现场等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改革。
其中，对行政部门的改革是克服国家危机的首要步骤。因为在整个社会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仅让行政部门成为避风港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权威主义政权、官商勾结和政府管理金融、贪污*、全球化的失败等因素导致IMF管理体制和国家危机的指责，整个行政部门应深刻地进行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已不只是公务员个人或政权层面上的改革，而已经成为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能够放弃“既得利益”的心态作为出发点，进行广泛、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只是徒劳无功，实现改革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进行民间部门的结构调整之前，如果公共部门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则很难实现有效的体制改善和对外信任度的改善。所以，公务员应舍弃“每次换届时上任者都会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时间久了总统和部长都会感到疲劳”等等贪图安逸的想法，作为改革的主体行政部门理应走在改革的最前方。
我自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裁减了18％的总部职员。因自身能力或意志力薄弱没有得到任职机会而面临失业危机的职员达到100多名。这与目前总部800余名职员人数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另外，我还下令各地方政府至2002年期间精减30％的人员。这个措施遭到公务员的反对和抱怨，其间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职员们都在抱怨“其他部门都按兵不动，为什么只有我们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不过，我认为我们作为负责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应该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在民间部门，伴随着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失业者人数不断增多。对此，媒体方面指责行政部门没有深入开展改革，公务员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考虑到国民的情绪问题，我认为，本应走在改革最前沿的行政部门，却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诚心进行改革，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欠妥。
行政部门的改革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合适的名义推进改革，则很难获得成功。在担任部长之初，我强烈地感到“没有可行的，也没有不可行的组织就是公务员社会”的感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公务员组织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具有能力，且训练有素、等级观念极强。所以，我确信只要总统和部长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一些不满政府改革速度的人，主张采取引进外部专家、给予市民团体监督权等做法向政府施压，以加速改革步伐。但是，我则认为不依靠外部力量，而是通过我们公务员自身的变化推进改革进程方为上策。
“恶婆婆”——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