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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2）
而跨国企业能够确保的有利因素是什么呢？首先，跨国企业拥有本地企业无法拥有的特殊资产，如可口可乐及耐克的商标，或者IBM的技术及经营秘密等都属于特殊资产。另外，在本地进行生产的方式，要比以产品出口的方式进入该地市场更为有利。跨国企业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本地生产，可在躲避关税或配额的同时，节减大额的运费和其他生产费用。
韩国成功引进跨国企业、使其进行直接投资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外国人在国内开展事业时所要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如果工作方式、税收体系、法律结构等因素不利于投资，那么外国企业在国内投资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如果政府在政策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消除招商引资带来的各种危险因素，外国人也不会继续在韩国投资。
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有朝一日韩国被世界企业评价为“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那么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为了将韩国建设成为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都在共同努力，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行政自治部也是如此。为了使自治团体能够有效引进国外投资，行政自治部对于那些准备进军国内的外国企业，根据对其投资额的大小或创造就业机会、出口贡献度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给予长期出租工厂用地或者根据具体情况全免租费等各种支持方案。
例如，韩国对于那些投资额在30亿美元以上，或者将建立雇用人数在1；000名以上大型工厂的跨国企业，将无偿提供工厂用地。此外，对于那些投资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的风险企业、平均每天雇用人员达到500～1；000名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政府将减免50％的公地出售金。
这些政策与过去相比，确实改进了很多。但是，政府要想取得更好的可视性效果，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目前，对跨国企业的作用进行综合评价为时尚早。有人认为，跨国企业的特点是巧妙地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漏洞，深入到对企业活动有利的地区发展。还有人则指责跨国企业是为了雇用廉价劳动力，才将雇佣机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
而且，跨国企业的存在使世界经济的变动性加大。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加大及深化。对于对那些总部设在美国和欧洲的跨国企业，以美国和欧洲为轴心并企图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批评，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关注。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做出如此评价：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中，正确发挥了其有效分配资本的衍生体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跨国企业以雄厚的资本和深远的影响力为基础，终于走上与国家同等的地位。今后，矛盾结构将会演变成为国家与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三角结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呢？关于跨国企业活动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回到了肯定性的一面。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目前已有极大的差异。
尤其是那些南美国家，更是将跨国企业视为威胁国家政治、经济独立的危险产物。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相比，韩国也更为喜欢贷款的形式。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担心逐渐被“因为实用而接近”的态度所取代，并随着 “投资质量”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各国开始关注起国际直接投资真正能够给国内带来的经济价值和雇用效果。
行政服务是对跨国企业进军国内市场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生产因素。只有行政服务竞争力得到保证，企业才能确保自己的竞争力。
政府不是企业活动的监管部门，而是一个能够生产出企业活动中间投入物的行政服务工厂。不良的行政服务态度应彻底消除，即便是1％的次品率，也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率为零的行政服务工厂，才是IMF时代所需要的政府形象，这也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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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软件为中心的改革（1）
我们正逢世纪交替的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世纪，也是一个新千年（Millenium）的开始。即将到来的21世纪，在普及全球标准（global standards）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能够显现知识、文化、信息所蕴含价值的时代。
在政治上，我们将摘去“世界上唯一分裂国家”的帽子，完成国家统一，并继续实现*化，国与国的竞争和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在经济上，随着世界经济模式的变化，我们将迎来知识经济时代，同时，环保问题将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在社会发展方面，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及信息化的趋势，社会关系将迎来质的变化。另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各种社会、文化设施的扩充将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更加活跃。
在新的世纪，公平性、分配公正、人的尊严、生活的质量及国民的责任等等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
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OECD）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将国家竞争力的提高看作是21世纪的生存战略。他们以果断的政府改革为基础，努力增强民间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若想保证国家竞争力，就应从行政部门中赶走低效率和贪污*的不正之风，建立起将国民放在第一位的行政服务体系，并以全球化的标准整顿国家的框架，使政府成为创造性的知识政府。
在这世纪交替时期，我们遭受IMF危机，举国陷入了困境。然而有一句话却说：危机就是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筑起新世纪基石的心态，将政府和民间联合起来，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为新世纪的发展准备飞跃的跳板。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政府应该消除过去那种以控制为主的官僚主义，成为像企业一样灵活应对变化的新政府，政府的作用也应由原来的直接生产者转变为作市场经济后盾的间接创造者。
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政府将成为促进型政府、小政府、市场志向型政府、企业家型政府、分权型政府及成果志向型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规模将被缩减，其执行功能大部分将移交给地方政府或特别行政机关、民间，而中央政府的职能则侧重于激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综合性、联系性。另外将信息技术和各种民间经营方法扩大应用于行政方面并实现机构之间的整合。这样，中央政府虽然规模缩小，但其调节能力将会提高。
我所担心的是，人们误以为行政部门的改革无非是精减内部人员、缩小组织规模。其实这只不过是改革的手段而已。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在改革初期缩小政府规模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迄今为止，我们只侧重于结构调整。每次换届时，部门都以行政精简化、步骤合理化、行政*化等为目的，推进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是，整个政府系统的变化却很小，仅限于机构、人员的精减上。因此，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机构改组和人员精减就是政府改革的全部内容。
国民政府的改革要有所变化，这样才能行得通。改革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被政治、官僚利害关系缠绕的物理的、机械的模式，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政府的功能和整体事业，在分析整个政府体系之后，开始进行向花费少、提高效率的方向努力的改组工作。即要改变行政的“软件”。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以软件为中心的改革（2）
到目前为止，行政自治部引进的措施仅仅是改变整个“软件”的开始。例如，行政机关以组织和个人的业绩为基础引进的责任经营制和目标管理制；从根本上改变公务员人员管理框架的公务员总定员制；为确保公务员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而引进的分数制，及约定向国民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国民宪章制等。
当然，这些制度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非常顺利地实行。到制度彻底稳定下来，不知道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今后，政府应该持续进行弥补及改善制度的工作，为达到制度的原有目的而努力。
引进制度虽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这种制度的成功运营制定长期的战略并进行管理。无论引进多么完善的制度，倘若没有依照引进时的宗旨运营下去，那么还能有什么效用呢？。
但是，比制度更为重要的则是人的指导思想。再完美的制度，由于运营人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应该意识到，在21世纪时，世界上一流的国家都需要创造型人才。如果过去公务员受组织保护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组织，日后则应通过与组织外部进行积极的交流及挑战、学习，独立处理自身业务。另外，对于组织外部的人才，政府应该时刻开放大门，将其吸纳进来。
公务员团体应从大部分普通的行政家，蜕变成为少数精锐的行政专家。过去，他们一直采用只需具备基本的业务能力，技术是现用现学的做法。然而，从现在开始，如果不共享新的知识、技术、信息并加以创新，他们将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今后，中央部门作为开发政策的首脑机关，应全力促进体制改革。另外，地方自治团体或外厅应有效灵活地促进政策业务，竭尽全力为国民提供便利，要与国民走得更近。
伴随着国民政府的上台，中央部门从以前的21个合并为现在的17个。并且，我们还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分阶段精减的公务员（警察和教师除外）。政府的第一次改革，只是政府整体改革的一个开端。为了弥补政府组织第一次改组中存在的不足，政府决定让民间会计公司、经营诊断机关等外部民间专业机关参与进来，以17个前中央部门和16个前外厅及4个示范地方自治团体为对象，包括组织和人事在内，实施全方面的综合性诊断。预计到1999年2月，以这些工作为基础，为了实现21世纪新的行政环境这一目标，政府采用对中央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和功能进行重组等措施，加快了政府改革的步伐。
但是，政府改革的成败与否与公务员是否积极参与，和以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参与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只有处理政府业务的公务员，才比任何人更明白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
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在改变公务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但是，不能以谁改变谁的方式进行。不能让掌握权力的政界人士责备公务员并迫使其改革，而应是让公务员自身成为解决问题和推行改革的主体。目前，公务员迫切需要转变错误观念，认识到自己不是政府改革的受害者，而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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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伦理读本（1）
最近，我读了一本由日本人事院出版的小册子《公务员伦理读本》。这本书以类似于韩国行政考试的日本国家一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者为对象制作而成，是公务员在初任研修过程中所使用的伦理教程。
日本的官僚社会一直以清廉、刚硬、专业性强的精英集团形象面向世人，深受国民的尊敬。但是，随着一系列渎职事件的揭发，日本公务员的伪善行为被公诸于天下。
原厚生省事务次官冈光序治收贿事件首次被揭露出来时，日本国民的震惊和受到的打击绝不亚于阪神大地震。不过，日本官僚社会有一点与众不同，当国民对政府的信任降低时，政府就放低姿态用彻底的反省态度表明已改正过错。《公务员伦理读本》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这本书中，引起我关注的，是为了预防公务员渎职事件的发生，列举具体的事例做出说明的那一部分。据该书称，在讲座时间，大家一起对前几年发生的厚生省次官收贿事件、大藏省官僚收受金钱及招待事件等具体事件，进行讨论。
好像在验证《公务员伦理读本》似的，日本的行政部门刮起了一股旋风。接二连三的产业、金融政策的失败，对泡沫经济的预测不足等责任，都被认为是官僚社会的僵化带来的。另外，人们在渎职事件发生后，对仍在埋怨社会惯例的高层官员，表现了无比的失望和愤怒。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如今的经济大国，官僚的作用不容小觑。日本的官僚制度是在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日本一直是凭借官僚制度发展经济的。所以，称日本为“官僚的国家”并不过分。
在战前，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的官僚远离政治，制定了全力发展产业、超越西方国家的单一目标，并且在这一目标下发挥了牵引日本近代化的火车头作用。在战后，日本的官僚们以国民的公仆自居，又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下制定政策、管理国家。在这官僚带头、产业界只要跟随就可的时代，他们就产生了“舍我其谁”的自信。
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日本的官僚共计420万名，而日本总人口不过1亿2千万，公务员人均服务对象为28名。与韩国公务员相比，人均服务对象大概是韩国的两倍，公务员的绝对数大约是韩国的倍。
在日本，省厅的公务员采用终身雇用制，官僚在被聘用后，从事该工作直至退休。官僚对所属省厅的归属感叫“本家意识”，呈现出一生在一起工作的倾向。所以，在这种终身雇用惯例的背景下，被某个省厅聘用之后，公务员几乎不会再更换工作单位。
一般来说，各省厅职员的录用、升职、转补等人事权应该由各省厅的负责人掌握。但是，实际上行使人事权的却是各省厅的事务次官。而事务次官也并不是独自决定人事安排的，而是在与其内部组织成员进行多次协商后才行使人事权。这是日本特有的人事惯例，为此曾出现过政治无法控制行政的现象。
在退休前，不能逃避“年功序列”中落选命运的公务员，可在政府投资机关等下属相关团体中重新担任干部。由此，整个公共组织呈现出一种由职业官僚支配的关系链形态。所以，人们批评日本不是以国民为中心的*主义，而是以官僚为中心的官僚主义，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日本也和韩国一样，围绕行政部门进行了改革，使其周边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时代的结束，以前过于膨胀的经济结构虽然已经进入调整时期，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的迹象。
公务员伦理读本（2）
在财政赤字积累、金融萧条成为经济发展巨大障碍的敏感时期，官僚和银行干部的贿赂丑闻却频繁传出。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牵制和压力也不小。
面对国内外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本政府在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教育等六大领域进行了改革。其中，行政领域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因为，日本认识到如果要重新构筑国家的框架，行政系统的改革将最为重要。
日本行政改革的重点是缩减组织，以求打破所谓的官治主义。为此，日本政府把目前的22省厅改组为1部12省厅，国务委员将从20名减到15至17名，中央部门的局、科人员也精减了20％。而在今后的十年期间，将国家公务员人数精减10％。
另外，为了保证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日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