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政府应改正以往高居民众之上的态度，将政府功能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服务体系。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不仅需要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更需要让所有国民都“满意”。
例如，政府今后要在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其行政服务标准的宪章。这是一种与英国的国民宪章、美国的服务标准、欧洲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似的行政规范，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大部分会员国都采用了这种规范。
以地铁部门为例，制定“售票员的态度是否亲切”、“站内环境是否整洁”、“地铁是否准时”等相关行政服务标准，如果不能达标则需按照承诺对乘客进行赔偿。这样，行政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不会只停留于口号、抽象的表层，而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另外，各行政机关需积极开展国民满意度调查，由国民直接对行政机关进行评价，调查其组织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引进与英国行政服务代理（Agency）相似的目标责任制。通过引进责任制，在诸如公办医疗院、驾驶证考场等地实行负责人招聘合同制，并引进企业会计制模式，以独立决策和创新为基础，将民众的活力注入行政组织。
通过政策实名制明确责任范围，也是促使行政部门加强其对国民责任感的有效方法。赏罚严明是行政部门生存的基础。茶山丁若镛先生在其着作《牧民心书》“吏典六条”中也指出“吏事必考其功。不考其功，则民不劝。国法所无，不可独行。然书其功过，岁终考功，以议施赏，犹贤乎已也。”
在推进改革进程时，设定正确的政策方向固然十分重要，但调整改革的强度和速度同样也不可掉以轻心。此外，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阻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外对韩国改革的看法是“虽然正确把握住了改革的方向，但在强度和速度方面尚有欠缺”，也有人以改革的声调颇高、却缺少实践行动为由，戏称韩国也属于NATO（No Action；Talk Only）国家类型。
另外，美国MIT大学的多恩布什教授说：“韩国若想取得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就必须把官僚全部驱逐出境”、“韩国继承了急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掩盖政策失败等日本官僚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无法克服官僚对改革形成的阻力，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会复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尽管通过我们的努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改革的强度和成效并没有达到国民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尤其是公务员自身，在行政部门的改革进程中不能以身作则、没有积极参与并走在改革前方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不过，通过改善制度而进行的改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验证过程，因为制度改革的成效不会立杆见影，所以短期内无法显示显着效果。
在实施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若想更改一部法令，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并且，在此过程中，想要说服各个利益集团为此放弃其自身利益也并非易事。所以，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就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会忍耐，并要不断督促和激励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甘当恶人的部长
过去，曾担任过内务部部长的一位前辈，对我开玩笑说“在任职六个月之后，内务部部长就要做好举办花甲大宴的准备”。这是因为，内务部是处理各类事件、事故及灾害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一旦发生严重状况，部长常有被免职的可能。
由于春夏秋冬时刻需要提防山火、洪水、台风、大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精神一年四季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下班以后，在深夜或凌晨也要为突发的事件、事故绷紧神经，这就是过去内务部部长所面临的境遇。
据统计，在建国后49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共出现过63位部长，其平均任期只有个月。当然，有朝一日我也会从部长职位上退居下来。那时我最想听到的评价是……你是成功推进行政部门改革的一位优秀部长。
对于国家的事业，公务员应该具有主人公意识，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是国家的主人。我认为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制定高效率的行政制度，为国民提供亲切、快捷的服务。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精减机构和人员、通过新制度为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概念。目前改革的框架基本形成，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虽然制度已有所改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事和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仍需要对公务员的态度和意识进行革新。因此，一定要为其创造一个富有活力、严谨认真的工作氛围。
就我个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刻担任行政部长，无疑是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负担。从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负责裁减机构和人员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迈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个“甘当恶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担当这个角色，一旦选择，决不退缩。
在向公务员下发辞退、停职待业通知时，我感到异常痛苦。组织改组后需要确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时间我经常彻夜无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减的人员，与我一样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对一家人的生计负责。
早年，我曾有过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落选后没钱租房的生活经历。当时，为了挣钱糊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场批发鲜鱼再到各处叫卖。甚至有一次已经与朋友约好见面，却因没有车费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业者的心情。每当思及那些被精减人员将要面临的打击、痛苦和挫折时，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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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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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湥洳臼椋渥叭危Ｈ缜秭雷埽內唤拧Ｒ坏闼桌郏×簦絽u行，旷无余恋，此湥恐幸病！溆靡庠谟诟娼牍叭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