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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的爱玲，心真是静如山岳，悠然有古代贤者乘风归去的隐逸之风了。
但爱玲绝非“生人勿进”的冷血动物。对于一些她信任的人，她又像婴孩一样毫不设防，完全信任的。
譬如她和炎樱的感情是十几年如一日，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了美国还曾在炎樱家小住，又在她的陪伴下去拜访胡适，三人在胡适家交谈甚欢。胡适是温和谦逊的前辈，素来为爱玲钦敬，早在一九五四年《秧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她就从香港寄了一本给胡适，并附了一封短信。素来与人疏离的爱玲，竟然谦逊地请求胡适指点，胡适的鼓励也给她带来很大的欣喜。
与胡适的交往次数虽然不多，却很能劈刺交心，她也善于从细节观察胡适的内心，知道这个迟暮老人深藏的落寞和艰难。
如果说她对胡适是出于仰慕的话，那对与自己只有一二面之缘的林式同，她则是全心的信赖。可见爱玲也不是一味孤高的。她信赖自己信赖的人。
当然，能辨别什么人是能够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老天特别赋予的一种能力，算是天赋。爱玲即是有这样能力的人。
对照记
我喜欢照相，却不喜欢照片，因觉得它即便再鲜艳，也只是过去。内心脆弱的人无法承受它，内心坚强的人则不需要它，只有内心宽和安定的人才可以顺着它回溯，不受纷扰。
而我善变且敏感，这些东西长久搁在那里，不愿意去翻开它。只有母亲似乎有足够的闲心和兴致摆弄着它们，细细地分类，整齐地收藏着。
我坐在床上，翻开爱玲的《对照记》。午后两三点钟，阳光透过院子的葡萄藤，散散地照进来，既温和又倦怠。
这样的下午，适合回忆静静地衍生。那些照片如同一帧帧活动着的影像，在我脑海里晃动着。有比她的文字更真实的感觉，一点一滴在心里，渐渐潮湿。
《对照记》是她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在书中写道：“‘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就‘丢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藉此保存。”
于是，我又想像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爱玲用那双枯瘦的双手，孤独地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对照着，回忆着。
阳光散淡地洒落在她的床边的木箱子上，箱子上有一些照片。阳光看上去黄黄的，摸上去薄薄的，然而又不是黄金纱那样华丽端然的古旧的，而是不堪回首的黄，褶褶皱皱的旧。映在照片上，那些人，那些事，恍如前生。
她从床上坐起身，走下来，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然后又坐回床边开始翻照片。写一些字，眼角眉梢，斜斜看去，仍有旧日风韵。
年轻时候的爱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够精致，却别有一种落拓的美。大约写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丰富，自然无法安心下来写字，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怪不得她们。
三毛、王安忆、安妮宝贝……都算不上漂亮，却依然是美的。长久沉溺于内心的人，脸上便有沧桑，眼睛里却时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闪现，别有风韵。
爱玲的身材瘦长，胡第一次见她便觉得她是那样高大，整个客厅也塞不下她，又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
这样高大与彼时民国流行的丰满圆润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后来胡兰成爱上别人或许也是审美的疲劳——他觉得她不够漂亮，时日一久难免生嫌弃。这样的身段样貌，要是搁在现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气质又独特，羡慕死炎樱这个胖丫头，让她不敢在爱玲照相时和摄影师嘀咕“她怎么这样瘦”的话了。
我素来喜欢爱玲仰视的照片，甚至是一见倾心，仿佛我印象中的这个女子就是如此。我不过是直觉，远不及李碧华点得透：“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李碧华简直是个文妖，看人亦是这般精道！爱玲可不是不经意间流露自己的心绪么？
她是宦门千金，却素来少与人说起自己的显赫家世，晚年写《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想追根溯源吧。
《对照记》的照片和文字很大篇幅都是祖辈们的，甚至“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她说：“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晚年对家世和友人的回忆给了她最大的满足。
我也喜欢《对照记》中她错错落落的注解。她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那个时代，一个她曾为主角的世界。在异国他乡，用老照片里的往事来取暖，确实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这样的回忆不全是流畅的，也是晦涩和阻隔。在《对照记》里，我们看不到两个男人的身影，胡兰成和赖雅，两个与她一身缠夹不清的男人。人生毕竟还是有一页滞在那里，不能翻过。任是张爱玲，心底究竟依然是弱的。
这样的回忆也不全是温馨的，也是孤苦和寂寥的。独居在美国的爱玲，一九九三年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如何能坦然面对大洋彼岸曾经有过的显赫与颓败，一生的爱恨纠缠，情缘跌拓，生命的甜蜜与悲凉。
我手写我心，一点一滴将人生尽归明镜尘埃。只可惜，少了李白的一壶清酒、几点月光，显得清冷寥落，不甚唏嘘。然而，这并非她的错。
她究竟是勇者，夜阑对照的寂寞的勇者。
风住尘香花已尽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爱玲在纽约一个普通的公寓逝世。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很多天。
她安静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体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遗容安详，出奇的瘦。屋里用来保暖用的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放在地上。此外，还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
我可以想像爱玲死去，却无法承认她会老。虽然，《对照记》中我见过她出国后的照片，但我对她容貌的想像却永远停留在四十年代上海那个衣着绚丽、正大仙容的女子。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她的死依然是惊艳的，她着光鲜亮丽的旗袍，静静躺在那里，干净而整洁，是她二三十岁时的样子。
我努力想像着她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么，却始终都无法找准那个入口。我的脑海里如电影结束后银幕上那一片亮闪闪的空白。
报道上说她遗容安详，那么她是在睡梦中死去么？于她而言，干干净净且安安静静地死去，是最好的结局。爱玲未必认可庄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超然论调，但是至少她是从容的。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人生不过是一场寂寞的旅行。
其实，死亡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它只是生命的一个必然手续罢了。早在一九九二年，她就拟订了自己的“最终遗嘱”。遗嘱中写道：一、一旦辞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陆地，应撒在荒野处。
对于爱玲，死并不是最大的意义，但是她骨子里的清洁自许让她不允许自己死得丑陋而慌乱。对她来说，死也要死得从容不迫，不失大雅之风。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三毛——一个喜欢爱玲到骨子里的女子。她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一生都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和自己彻底的绝望争斗。她写《撒哈拉的故事》、《闹学记》和《我的宝贝》，文字里透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然而，到底她灵魂的底子还是那个写《雨季不再来》的黯然女孩，绝望彷徨，找不到力量。她最终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选择了在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的死亡方式。她的死，让我觉得可怖。
死亡是对一个爱恋对象最好的结局。为了保持一个完整的才华横溢的形象，许多作者会在她江郎才尽时选择自杀。
某些时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事物，我的要求总是苛刻的。如果说三毛选择死亡的方式让我始终不能正面的话，那么爱玲的死是一种比较符合我理想的方式。
重读爱玲的文字，大多数写的是生的悲哀，鲜有论及死亡的。或者，在她那个时代能好好地活着比死更叫人为难。
在《我看苏青》中苏青问她：“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呢？”
爱玲说：“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能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一语成谶，爱玲自从五十年代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故国的土地。她的上海从此逝去，而她也只能在别人的国度，别人的时代里静静地活着。晚年的爱玲是寂寞的，但是于她寂寞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寂寞至少是自由的，不用证明什么，不用争取什么，也不用承担什么。
胡兰成说过：“爱玲从不牵愁扯恨。”她不会感怀身世到自怜自伤，会做的只是让自己干净地生活，然后，再干净地死去。于是，就算是缅怀，我们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感伤，她只会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怎样一种哀而不伤的大家之风啊！
爱玲的死是安静，仿佛一株植物，一棵树的死去，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
公元一九九五年，她带着她血液中流淌的往事静默地告别人世。自此，一个流光飞舞、金沙弥漫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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