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爱玲画语- 第6部分

想要的，永远在手心之外。


入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真正的枪声、炮声响起的时候，她也感到切身剧烈的影响。战争的恐怖渗入她的骨子里，腾升起一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来。一切都变得模糊瑟缩，靠不住了。有一种“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呼号：“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

在那个短暂的岁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与空虚，“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人生在仓皇中露出本来面目，爱也在灾乱时流露出真情来。乱世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些珍惜。爱玲也多一些明了和爱意。

“这是乱世。”这个年轻的女子，人生虽然未有大的波折，却仿佛已经历经沧桑，有种种忧患涌在心头，一种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胁，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虽不是乱世，亦无战争，何来威胁？却常常在梦中惊坐，看着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恐惧，仿佛头顶是无底的深渊。梦在脑际回旋着，有一种悠远的低唤从遥远处传来。暗夜会腾起对未来的忧虑。

生活仿佛是在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怀着一种爱琢磨而又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的！”

我愿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爱玲和炎樱这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这样妙不可言的对话，开始她们一生的友谊的。它兼具了古龙的机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对那个破碎动乱、全盘崩袭的年代，是一种绝妙的嘲讽。

香港大学，夏日校园，樱花盛开如雨。爱玲和炎樱走在校园小路上。这自然是臆测，也不脱俗套，然而只觉得只有这样的画面，才配上爱玲为炎樱取的这个好名字。港大三年，爱玲独自一人，没有亲朋故旧，和同学之间更是隔了一道墙。她将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进这“私家领地”来的，只有炎樱，一个混合了不同血统的外国女子。

她和炎樱，如我与离离，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整日间都是日军飞机空袭，炮弹漫天飞舞，子弹密集如雨。爱玲和同学终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躲避轰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难返故里。

一日，不见炎樱。爱玲和舍监急得到处找她。听有人说炎樱去城里看电影了，舍监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吗？现在是什么世道？”

余音未了，爱玲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突然传来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炎樱！”爱玲轻轻地叫一声，她刚刚松弛下来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舍监忍无可忍地吼叫：“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只听见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

站在舍监身边的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满不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恐怖的一种嘲讽。

“炎樱，你去哪了？真是愣头愣脑胆大包天。”

“张爱，我上城看电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不过缩在这里听机关枪的声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这会儿倒好了，不费劲等夏天过了再‘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经过战争的震荡，人性的灰尘一一抖落，爱玲更是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烬余录》里爱玲冷眼看世人，已是毫不留情到森然的地步，惟独对炎樱她是真欢喜。爱玲极不擅交际，礼节往来尚可，斗角勾心就免了。她看炎樱如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过，你们会怀念大学无忧无虑时光的。可惜到了现在，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人却无几。

并非我薄情寡意，的确未曾有让我怀念的力量。大多数人眷恋的不过学校里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相处，因那实在不能伤筋动骨，和日后的惨烈比起来，真是单纯的快乐。

有了这种单纯的快乐，任何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譬如爱玲和炎樱，在香港沦陷后，依然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撞进每一家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要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就会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却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把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乱世繁华，自有一番光华夺目。她和炎樱在一起更能体会到生的喜悦。

上帝说，他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两半，找到了，才拼和成一个完整。

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一样。要不然，人世情意何须分出亲情、爱情和友情呢？

她遇到她也是圆满。炎樱对爱玲，比起爱玲对炎樱更是重要。炎樱娇小圆润，是很讨喜的女孩。她人缘好，性格开朗，没有爱玲照样能活得很快乐。但爱玲如果不遇上炎樱，那就真是太孤独了。知己好友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炎樱对于爱玲就是如此。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闲闲一笔，读来恰可为爱玲的心境做注解。“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草草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