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张·爱玲画语- 第8部分

一九五二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爱玲应邀出席。在全国一片蓝布和灰布中山装的大潮中，她赫然背弃了这种装束，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淡漠地坐在后排。即使普通依旧桀骜，给人“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此时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一群蓝蚂蚁的对比之下，依旧是触目惊心的。

有人说她冷漠，其实她面寒心热。譬如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忍不住气塞胸膛，一气之下，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又譬如，作家柯灵当年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在“贝公馆”里。贝公馆坐落在贝当路上，是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净得像天堂。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选了这么一处来做现世地狱，叫人两相对比更是忍不住毛骨悚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阴风。

柯灵虽侥幸没有受武士道精神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体察了伍子胥过文昭关一夜白头的焦灼无奈，心神俱损。

隔了不久他被释放，有“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的感悟。回到家里，知道爱玲曾在他蒙难时去探问，自是感动不已，“当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爱玲偏偏是你富贵我不沾你，你受难我亦不怕去看你，可见其仁侠重情。

患难不相忘，亦不避嫌弃，那真是无可言说的知己之恩。彼时柯灵虽没有明言，但用文言复信可见其慎重。名士之风悠然可见，其感激之情，也不可言喻。

我读《今生今世》，胡兰成也写到这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事情并不希奇。只是读了柯灵的文章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救他的就是爱玲。原来她只是兀自做了，完全没有张扬。时隔四十年才知救命之人，柯灵于是“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古人遭难蒙人搭救只是一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柯灵想必也是这样的感觉。

施恩不望报正是中国的侠义。爱玲是侠女。

她是天生的贵族，亦是真正的贵族。红尘冷漠湮灭不了她温热善良的心，世间曾有爱玲，是我们的幸！

她本就是妙玉。虽然到头来仍是“红尘肮脏违心愿”，到底没有“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慨叹。

爱玲比之妙玉是幸运的，因她活在我们的时代。



到底是女子

她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写得恢弘大气。

她说：“就是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的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写得情致缠绵。

她说：“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服时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金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要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忘却了忧愁。”写得黯淡幽怨。

我自从看了一幅爱玲储衣室的照片，满满当当的华服，现在看来都不过时，深为惊讶羡慕。读到有段时间爱玲每天提着个小菜篮自己去买菜，我也不觉得她是清苦的，那苏丽珍不也是天天拿着保温桶去买云吞吗？清贫散淡有时也是一种情调。

娴静优雅的爱玲会在阳光浓烈的日子里，摆弄拾掇着自己的旗袍、前清夹袄和日本花布。阳光那样细碎地洒在她脸上。她微眯着眼，笑着，浅浅满足地笑着。树上的叶子闪着金翠的光，她看了一会儿，幽幽地叹息着。

旗袍是她的至爱，直到去世，她依旧穿着一件赭红色的旗袍。也是这件赭红色的旗袍使她的辞世显得不那么凄凉——这个女人自始至终是亮烈的。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女人能像她一般爱恋着旗袍华服。这样的知根知底，一不小心，成了病态。

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靠这些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注意？”类似这样的话她也曾经对弟弟说过：“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

这些话半真半假，我便只认做她内心天真的表证，但对这句话本身的观点，我却不大苟同。

一个没有个性的女人，任凭怎样招摇都是不智的，越招摇，越显得自己的俗陋。女人可以没有姿色，却不能没有个性。譬如爱玲，也许称不上绝代佳人，却自有一番味道。

“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这样华丽颓唐的劲头，不是特别的女子怎么当的起？怎能穿着，举手抬足渗地出味道？这个奇装炫人的女子，如同她的文字一样，的确给当时的上海增添了一抹艳异的色彩。

在《更衣记》，爱玲说：中国男人的生活比女人自由得多，但衣服恰恰相反，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像爱玲这样不善言谈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能够看到自己的人生。




财迷的担当

“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而对于我，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

这是爱玲对生活现实的态度。所以，她会因稿费与杂志编辑起争执，她会与车夫讨价还价。如胡兰成所说：“她处事亦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又说：“爱玲每用钱，都是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是节俭，皆不夹杂丝毫夸张。”

我友离离也是一个满身尘埃，亦抹不去爽利的女子，爱钱爱物，世俗的真，天真的可爱。与她言笑，时常模糊地想起一个人。近日复读张爱玲，才蓦然悟醒，那个自己一直想不清朗的人就是爱铃。二人的脾性颇有相近相通之处，一般是大家闺秀，一般的独立刚烈，一般的“一钱如命”。

爱玲从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有许多关于钱精辟的言论。譬如，“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又有：“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生活中的爱玲也常常喜欢以自食其力的市民自诩，而这小市民是真可爱，叫人忍不住欢喜。她内心光照万物，对人世有华丽的期望。所以爱恋世俗生活享受。但在人生关节路口，该当决断的时候，她又能断然舍弃。钱，对爱玲而言从来不是关系根本，不可牵动她的心意。

好像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冬夜，爱玲深一脚浅一脚地逃到大街上。街灯下只看见街道一片寒灰，寂寂的冷，被禁闭已久的她终于再次站在外面的天空下。她断然地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经济拮据的母亲。

在这之前，何干给她带来母亲的消息。母亲让她想清楚：“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跟你父亲将来张家的家产还有你一份！要你自己想清楚，将来不能后悔！”

虽然张佩纶在世时张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爱玲的父亲又败了不少，可毕竟是曾经的世家望族，和贾府一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李鸿章送给女儿的嫁妆就蔚为可观，加上张家祖先留下的产业，底子还是有一些，至少表面上仍旧能维持住旧日的生活气派。

爱玲思考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出走。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也常常遭遇生活的窘境。曾经有一个阶段，姑姑被洋行裁了员，爱玲继续在读书。母亲在新加坡，生死下落不明，父亲那边的一切早就与她无关了。生逢乱世，又在打仗，谁也顾不到她，谁也怪不了谁。

爱玲趴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听电车回家叮铃铃的声音和街道上喧哗的人声。世声喧杂，旁人一眼滑过的东西，她总能看出妙处来。以往，六楼的高度无形中让她得以用俯瞰的姿态面对生活，现在她却不得不面对金钱。

迫于生计，她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个发现让我有小小的窃喜，她也如我一般，并非怀揣着文学梦才一路杀奔到这块田地里来的。她需要忧心柴米油盐和房租的费用——当时住的爱丁顿公寓，房租算是很高的。姑姑又不和她客气，老老实实各付一半，锱铢必较。她打碎块玻璃，任是财务危机也得赶紧配上……

爱玲谈钱总不俗，却自有一种平实喜乐，隐隐期盼，如她期许的安定人世。钱能让爱玲看清人生华丽深邃的真象，哀伤深重，亦可叫她享受更多生之愉悦，欢喜明亮。这样才是真好！与现今那些阳春白雪清纯幼稚的文学女青年比，陷入寻常生活烦恼的爱玲看上去更真实亲切，更让我喜欢。

我也是俗人一个。由一个“视金钱为零食的”女孩，转变成了“视粪土为金钱”的财迷，大约也是因为伸手要钱卖东西总有看人脸色的惶惑，花起来也不痛快。间或大人心情不好，垂手侍立，声若蚊哼，丢来钱的同时丢来脸色，那种屈辱的感觉强烈地刺激了我的钱欲。

我母亲对此十分不解，按说我小时候抓周，抓的是字典和笔，阖家皆大欢喜，亲朋好友都称颂我以后会有“出息”，再怎么着也是个舞文弄墨的，俗不了！怎见得就成这样的一钱如命了？

母亲是一个小商人，家道虽不富裕却也殷实，用父母的话来说，“自问没苦着你”。一次聚会，有人在饭桌上说“祝我早日成名，成为大作家”，我居然一时按捺不住，大发一通“我爱文学更爱钱，有名不如有钱实在”的感慨。满座皆惊诧，几位长辈脸色更是讪讪地，看着我，举起的酒杯停在半空中。好歹我脑筋转得快，看众人脸色不善，赶紧自己给圆了场。

晚上回家自然挨批。父亲训女儿，其词振振：“真不知你哪来一身俗骨。”

听了一愣，这话极度耳熟。偶然翻来，竟是姑姑张茂渊说爱玲的话，被我父亲一字不漏地移来了。我虽反省，却无悔意。从我意识到要靠自己养活自己的那刻起，我就大彻大悟拜倒在金钱的脚下。钱是身家性命之本，爱钱不是错，爱别人的钱才是错。

前些日子和出版商谈稿费，立刻精神抖擞，睡意全消，声音变得清朗起来。想来有些羞愧，又想到爱玲和苏青虽是好友，还不照样为稿费争执？

也算是我与爱玲的一点共通吧！我就是喜欢这样自我涂抹。

该拿的该让的该给的该孝敬的，像刀截一样分明，不拖泥带水最好。我向来认为亲朋好友之间不要打银钱交道；俗语说酒色伤人体；我说银钱坏交情。所以就连家里人，我给钱也是先说清楚，若叫我母亲帮买东西，给她一百回头必得找我三十，不然我会一直耿耿于怀。

爱玲是小钱算计，大钱洒脱，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洒脱。

譬如遇到胡兰成，时年他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他大她十五岁。爱就爱了，无世俗厌语，亦无别念，更不是为了金钱。她是小女子，亦是有担当的大女人。

后来与赖雅相见，认识两三个月时间，分别时想到他年事已高，境况比自己更艰难，便从自己的已见拮据的费用里，拿出现款给他。

爱玲真是个傻女。莫看她男女情事写得流光溢彩，落花流水自分明，情场上她是永远学不会的老手。平素处事接物理性全无，她亦不要理性，不考虑退路。

以身相许，以金相赠，爱玲身上总带晴天落白雨的爽利，和患难相扶的侠气，即使那时赖雅还不见得明白她的深意。

现在女人有爱玲这样胆识的着实少得可怜，有的不过是为婚礼酒席是否隆重，婚纱是否华丽而争执不休的娇小姐。受了点委屈，就僵持着不结婚来挟持男人。

也难怪，长期处于弱势，习惯被保护的女人，从一开始明里暗里都将自己付与了男人，所谓“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这样的郑重其事的寄托，岂不要考虑周全，思量仔细。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抓不住个好男人倒也认命，哪里能像爱玲一样，被人离弃。还去倒贴男人三十万呢？爱玲的文可看，其人却不可学，学了便浑身滋滋地冒傻气。

说到底她还是不俗的。


浅斟低唱

爱玲说：“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若我宣称自己是不太爱名利的人，听起来便平白无故清高得吓人。可是不必急着怀疑，因为我爱钱，且我说的不爱名亦不是一点不爱，真是属于自己的，拿得心安理得，并不刻意回避。

事因人论，爱玲是天才，名对她来说，如俯身摘花，是她肯低身俯就而不是高攀。她是天女散花惠泽世人，短短的两三年间，她的美文佳作洒满了整个上海滩。篇篇可圈可点，寻常人可做得到？

《西游记》里讲孙悟空为凤仙郡求雨，请来东海老龙王敖广。龙王却不敢私降甘霖，说点数由天定，且要等风雨雷电四神齐集，还要等玉帝的金旨御准，雷部天君发下公文，才敢行云布雨。

对我等大多数靠写字吃饭的人来说，名是别人给的。如天上下雨，多少不由自己，且要得天时、地利、人和，还是收敛着点好。此时非彼时，今日也不同于六十年前的上海，那时虽是乱世，倒是真有人景仰文学，忠于文学。

太平岁月乱世心，虽无战争，未见得就不乱。看今日传媒大战硝烟弥漫，舆论炒作尸骨如山。“天才”之花一夜之间开得如火如荼，隔三天去看已是昨日黄花。这样的名气真是惨淡，还不如平心静气数自己的钞票好。钱是辛苦挣来的，和自己亲。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许多人虽然早早出名了，可未必有那么多快乐，也不是想象那么痛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名利带来的快乐，总不那么纯粹简单。

只有爱玲，才能真正享受早成名的快乐。成名后的她是社交应酬能免则免，平日恨不能足不出户，寻常爱虚荣排场的女人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她自信不为名气所扰，所以敢要名。

名气对爱玲而言是玩具，或者是工具。成名是为了书更好卖，名气大了投稿也容易，稿费也多。依旧落实到了钱。

那天逛书店，忍不住偷偷溜到书架边找自己的书，像母亲小时候躲在幼儿园外看我一样，远远看见它乖乖静静地在那里摆里，心里就是欢喜。看见有人翻动它更是紧张，作贼似地窥视着读者的表情。来回趸了一会儿，凑到导购小姐跟前问：“这本书卖得怎么样啊？”问时心里惴惴地，生怕被人看穿了去。

当小姐说卖得很不错时，我大大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好像小时候母亲接我放学，遇到老师，问一声我最近的学习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