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序
学贵有疑，问是知之始。新闻发布会上，各路记者云集，一问见高低。无关痛痒的发问，人人皆会。但要一针见血，直抵问题核心，需要相当的功底。本书的前言，作者高屋建瓴地连用了162个问号追问中国之形势，跨度之大、视角之广、层次之深，令人叹为观止。
能够系统而深入地回答这162个问题的人，相信不多。能够从这162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确实，要真正读懂中国，必需从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社会、人文等多学科角度去分析。否则，只是盲人摸象。
可惜的是，在当代社会，能够这样静下心来，深入、综合而且系统地解读中国经济现状的人少之又少，以致各种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汗牛充栋，看似热闹的学术界在种种快餐式的理论中越辨越迷茫。原因何在？苏轼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本书最为可贵的一点就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因为站得高，所以能拔云见日，令人豁然开朗。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作者都提出了完整、系统的原创性主张，当中有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通过对十六七世纪的“中学西渐”过程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华文明的西传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来自中国的人文社会理念、民族国家结构以及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现代文官体制是西方现代思想文明及制度文明的基石。
针对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问题，作者提出中国经济从国有企业为主向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转轨改制，是造成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原因。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现状和资源能源不能实现自给以及中国对国际产业链缺乏控制，是劳动报酬占比低水平徘徊的直接原因。
针对国进民退的问题，作者指出金融改革才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提出中国不能太刻意追求坏账率的降低。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应该回归公益。
针对社会保障模式问题，作者提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主张，认为只有实现福利和低生存保障的双轮驱动，才可以实现民众的幸福。
文章最后作者针对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层次，也是保卫中国经济安全的上策、中策和下策，指出在贸易战和金融战等领域与美国斗智斗勇这是下策，也是最浅层次的问题，而最根本层次的问题在于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阅读本书时，书中不时闪现的智慧火花令人感觉惊喜。更难能可贵的是，如此纷繁复杂的课题，由作者娓娓说来，不但丝毫没有艰涩难懂之感，丰富生动的案例，更是给人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令人每每不由自主在心中暗想：哦，原来如此。
在看到本书初稿之时，笔者就向不同的朋友推介这本书。理由是：看看前言的162个问题，如果你全能回答，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一个知音，一个跟你有着共同思维的作者，值得交流切磋；如果你能回答部分，那么，你应该去了解其他部分，或者，去学习站在多角度、高视野追问事实本质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只能回答小部分，那么，你应该将此书当作一个充电器，它会带你认识一个，你本该认识的世界 。
黄艺华 媒体人 曾任人民网编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作者访谈
80后学者看中国大形势
——访《中国大形势》作者高连奎
21世纪经济报道网：写书就是要解决问题 ：
最近一本名为《中国大形势》的财经时政类图书，忽然火爆了起来，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学者著作，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而又透彻的全面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财经书籍，看过这本书的人评价到：这本书仅就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就足够震撼，特别是出自一个80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就远超同龄的群体。更有读者希望这本书能够触及更多人的思考，改良中国的社会，惠及更多的百姓。这到底是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之多人的兴趣，记者就此采访了本书作者高连奎。
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
记者：你的书名定为《中国大形势》。作为一名80后，为什么要写一本如此宏大叙事的著作？驾驭这么大的选题，在知识和阅历方面有没有感觉吃力的时候？
高连奎：其实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历史性，或者是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平时也很少写时评，我不是说时评不好，而是认为将时间与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会更有意义。
其次，因为我是80后，我们这代人对社会转型之痛感受最深，我们赶上了大学收费，赶上了大学生贬值，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结婚前父母为儿女准备好生活的一切，包含房子、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但是到了现在，这些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他们在儿女结婚前连一套婚房都不能为子女提供。当然这些问题都是社会转型造成的。我们这代人对社会感受比较深，我们才能提出自己的意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我本书的目的之一。
我书的主题看似主题宏大，实际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学者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而不管解决问题，我写本书的目的很非常明确，那就是解决问题，解决中国最紧迫、最现实问题，我在书中，讲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现实问题，讲外国的经济败局，是为了更好的说明中国的问题，如果就问题而谈问题，往往会解决不好，而只有跳出问题看问题，往往会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我是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我在写作本书时也舍弃了不少的内容，因为那些只适合发表论文，而不适合写在书里面，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不会感觉到难，反而会觉得会很容易，另外我们这代人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学习什么东西都非常的方便，文章叙事虽然宏大，但我所写的都是与我阅历有关的，有把握的我写，没有把握的我不写，在知识方面也是，我学过的我写，没有学过的我不写，可以保证我的不会出错或是少出错。
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
记者：有人评价你的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你认为这是不是此书与其他经济著作最明显的区别？（可谈谈你的学习经历）
高连奎：是的，现在学科越分越细，这也导致了人们在看问题时可能越来越片面，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性的，如果只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只能是盲人摸象，我读书喜欢读史书，比如西方经济思想史，我读了至少几十遍，西方政治史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因此在知识方面我的积累是足够的。
我这本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当然经济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准确的说，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而非经济学专著，这是根本上的不同。另外我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本书的特色，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者几乎从来不谈民生问题，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因此要谈清楚中国问题，经济学是最重要的。
我与那些专家不同，我有工科背景，大学时学习的是自动化专业，自动化专业很特殊，当你学完这个专业后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工业革命的进程，另外我在备考研究生期间还系统了学习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学毕业后长期在企业与行业商会工作 ，这些都为我写作本书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书中关于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内容则与我在政治学方面的学习有关，而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问题，则与我的经济学研究及我的工科学习背景有关，我书中提出的加强行业组织的行业管理职能，这与我在企业和商会的工作经历有关系。
我这本书乍一看可能会觉得内容很散，但如果通读下来，就会感觉到内容相互联系，浑然一体。
我是好的民族主义
记者：你在书中指出，“中华文明影响西方文明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反影响则是历史的回流”，是不是有点民族主义倾向？（之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争论的《中国不高兴》等书，受到的批评也主要源于此）
高连奎：我不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倾向，因为我书中谈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世界学术界得到认可的研究结论，国外的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只是这些研究散见于各个学科，而我只是首次将他们系统起来而已，我不能算是提出者，只能算是个集大成者。
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家和中国的社会制度， 经济史家总是把斯密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斯密的背后是魁奈，而魁奈的背后是中国，西方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也是老子无为一词的翻译，西方的文官制度来自中国更是毫无争议，西方人从来毫不讳言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又遮遮掩掩，羞于承认呢。
我们总喜欢将中国古代看作黑暗的，但西方的古代史更黑暗，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歌颂祖国经济繁荣景象的时候，西方的古罗马帝国还没有建立；一千多年前我们有了自己的中央银行，开始印刷纸钞的时候，西方人还在那里数着贝壳，但我们享受自由平等的时候，西方人还处于农奴制社会，这些都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没有灿烂文明的民族是“悲哀”的，而有着辉灿烂的文明却不敢承认的民族也是悲哀的。
我们中国人只知道鸦片战争及晚清的百年屈辱，谁又知道中学西渐和中国潮时期的百年荣耀呢，摩罗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分子的“双星”之一，他去年写了一本《中国站起来》，书中他敢于承认自己对国际文明史的无知，但中国其他知识分子又有几个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呢。流行于西方的百年中国潮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们的教科书，这也正好可以与晚清的百年屈辱史平衡一下。
正如我书中所言，我主张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名，但我又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我认为中国需要的是创新，如果这样都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话，那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是好的民族主义，是健康的民族主义，也是必要的民族主义。
经济学急需回归常识
记者：学过基础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你在书中反复重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并建议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常识问题呢？
高连奎：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常识，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偏离了这个常识，也是事实，这要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大历史来看，才可以说清楚，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统称为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统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三个阶段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经济学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济学言必称生产力，其实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是一回事，劳动生产率是量化了的生产力。
凯恩斯经济学属于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杰作，GDP公式集中浓缩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精华，我们看看媒体上的专家一谈经济就是三驾马车，就是探讨投资、消费、出口问题，再比如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等，说这些话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主义经济学家说不出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屑于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范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阶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产权、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关心三驾马车的问题，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制度的问题，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开放市场，实行贸易、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而更大的开放带来经济更大的增长。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已经破产。
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来不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经济，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经济发展之本，经济发展之本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受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太深，现在的学者几乎不再谈劳动生产率。
说到常识，按照通常的标准，常识一般是那些经常挂在口头上和自觉落实到行动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两点来看，可以首先看看媒体上的那些专家学者，哪个人还在用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你看央视财经频道或是各大主流财经报纸，它们也许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劳动生产率这次词，我们在百度里输入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新闻少的可怜，而且很多都是美国新闻，而其他常识性的东西，只要百度一下就会出现海量的文章。
我们再看具体到行动上看看，中国从来就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说。从以上两方面我们都能明确的看出，中国并没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成常识，甚至劳动生产率这个词都已经被尘封了起来，我们这代人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还知道有劳动生产率这个词，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们听没听过这个词都是问题。我们现在急需回归常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吃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吃完了，经济也就完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做加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是“做乘法”，这才是最快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精英
记者：你所指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与之前流行的“藏富于民”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高连奎：在语言学上有个现象叫做词语异化，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发现没有，被异化的词大部分都是比较美好的字眼，我认为“藏富于民”这个词也存在被异化的趋势，因为“藏富于民”这个词太漂亮了，谁用都能获得掌声，以至于很多推销极端主张的人也开始打起了“藏富于民”的幌子。
在书中我一共对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用民营企业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减税藏富于民六大常见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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