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混呐？
〃非典〃时期的农民生活
〃非典〃时期像是要过去了，起初是恐慌，渐渐地，恐慌被习惯了，最后，不管如何，〃非典〃被当成一件别人的事情，〃非典〃病人与医生的事情，也就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过程就是这样。
〃非典〃时期，尽量少出门，出门戴一个白口罩，每天上网看的第一条新闻是发生人数及
死亡人数。为了略表心意，本来想找个地方捐点钱，也没找到向哪里捐，就算了。看看报纸，政府也没宣布〃非典〃病人一切免费，看来没我什么事儿。
总是这样，没我什么事儿。
接到几个写〃非典〃的约稿，想想无甚可写，就推了。
总觉得要为〃非典〃做点什么，终于行动起来，买了瓶维生素，吃了几粒，就懒得再吃。
与朋友打过一些与〃非典〃有关的电话，无非是把新闻里说的事情再说一遍，打打也就打烦了，不打了。
忽然发现，我仍像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农民，没有什么社会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就是写点字换点饭钱，自种自食，自产自销，生死由天，后果自负。
对了，有一点比农民强，那就是上网抱怨，网上就是我可去的教堂，所有读者就是我的牧师。当然，我也顺手当一当别人的牧师，把心里想说的说一说，完事大吉，当然，也于事无补。不过，这也就是外国农民的水平。
据说国家因为〃非典〃损失了不少钱，本来觉得挺可惜的，再一想，像我这样的人，没什么钱可损失，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占绝大多数，损失钱的一定是少数人。那些人钱多，损失了一部分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多也不过沦落到多数人的地步，即使这样，对于我，也谈不到可惜，这样一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历史上的所谓古代农业国家，也不过就是有那么一群人凑巧住在一块地上，他们懒得换地儿，还说着同一种相互能听懂的话，彼此间的联系就是食色两件事。仔细看一看，就知道，他们简直就是不得不相互交往，不得不呆在一起，力求为自己打小算盘时别伤着别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讲，国不国的似乎意义也不大，就那么回事儿。
有点消沉。除了社会分工以外，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呢？别人能允许我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不知道。
这是个政治问题。
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愿意把国家搞成一个大家庭，每一个人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并接受别人的帮助。在家庭里，所有成员一律平等相处，相互尊重，他们如此地抱团儿，在家庭内部，什么事儿都是大家商量着来。而对外部，他们统一行动，据说他们是现在最强大的国家。
希望有一天，有一种东西能把我与大家联系起来，叫我感到我与谁谁谁是一伙儿的，那样，就不会这么冷冷清清的了。若是出了点什么事，就是起哄也能找到人和地方，那就好了。这是一个可维持小农经济的农民的希望，这希望源于一种无法摆脱的小农孤独。不过，我知道，这希望定会落空，因为时候还没到，也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我悄悄地相信，当很多自信的而自足的小农都感到了我感受的那一种孤独之后，便会蠢蠢欲动，到那时，也许我的希望就会有机会实现。
二○○三年十月十一日
醒来已是下午三点，北京依然下着雨，这次秋雨出奇地漫长，天天都是阴天，一股一股的小阴风在窗外徘徊，久久不散去，叫人向外看一眼，便顿觉十分泄气。
女友见我要出门办事，便吵吵着搭车去逛商场，我把她放在国贸饭店，那里有数也数不清的各式服装，好叫她迷失在里面。
四点半，我来到位于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皇家大饭店，与知己公司的石头还有华夏出版社高苏几个人一起商谈再版我的小说的有关事宜。看得出来，华夏出版社对于文学书的出版仍带有一股多年前才能看到的热情，虽然大家更多的谈到的是对于图书盗版的无奈，以及如何才能通过商业运作使书赢利。
我们聊到晚上七点才散去，我接到女友的电话，她正在阳光100，一个叫三乐的朋友家，大家自己动手做饭。我赶去，正碰到新菜上桌，于是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饭桌周围有我的朋友唐大年，女作家赵赵，赵赵的两个女朋友小弛和三乐。小弛是个演员经纪人，三乐供职于一家广告公司，现已结婚生子，生活步入正轨，这次吃饭的由头儿是给小弛介绍男朋友，小弛虽身为一个成功的演员经纪人，却在个人问题上严重地缺乏经纪。前一个男朋友是个日本人，两人好了两年后，关系无疾而终。小弛因单身生活过于贫乏，日渐憔悴，作为朋友，赵赵和三乐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于是大家帮她物色新对象。
新对象正在厨房里炒菜，叫小康，糖醋虾、煮螃蟹、罗宋汤，每一样做得都很好。唐大年斗志高昂，以一当十，风卷残云，一盘盘地吃掉所有菜，最后把菜汤儿都吃了。小康出来后，面对的一桌子剩菜，但他很为自己的成绩高兴。他在某演出公司工作，长得不错，经济条件与小弛相差无几。小弛开本田、他开福特，从细节上观察，生活作风也都属于勤俭持家型的，我们纷纷张罗着叫他们定了算了，但两人都很稳健，既看不出同意，也看不出不同意，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天，最后小弛说她太累了，想回去睡觉，于是大家决定散去。
此时，唐大年又嚷嚷饿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从三乐家开车前往东直门苗岭酸汤鱼吃火锅，吃着吃着说起笔仙的事来。据说是确有其事，有的笔仙聪明，有的笔仙笨，有的人请来笔仙容易，有的人半天请不来。笔仙也很调皮，有的请来不愿走，要跟他呆到很晚才行，这种神神鬼鬼的事儿说来有趣，我真想试一试，三乐打电话给她的一个会请笔仙的朋友，可惜太晚了，那人已睡下了，于是留待以后。
深夜三点多，我困得要命，带着女友回家，上网玩了一小时联众围棋，睡去。
一天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混过去了。
社会
我们的社会生活
我感到我们严重地缺乏社会生活，也就是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政治生活。除了上班工作以外，我们还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我们把这些精力花在所谓的休息上，社会给人们提供的休息场所，不外乎商场、饭馆、影院、剧场、体育馆、夜总会，最多还有一些小小的旅游活动，一些公园或旅游景点，然后，就再没有更多的了。当然，还有一些坏地方是我们不想去的，比如，医院。
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在把能休息的地方休息一遍以后，便会觉得，真是没有什么比休息更令人苦恼的了，休息是那么单调乏味，逼得我有时真恨不得成天扎在工作里头。
我们一般都会有几个见不见两可的熟悉透顶的朋友，当然，我们还有家，包括电视、书籍以及互联网。这么一说好像我们拥有许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与谁在一起，我们与他们谈论什么，我们与他们在一起时，心情如何。
我觉得，认识一个有趣的人，比上面说的所有可去的地方加在一起更来劲。有了一个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交流的人，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才有新的意义，也就是，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用何种手段，让我们能够结识一些新鲜的人。〖JP2〗
奇怪的是，社会上这种机构几乎没有，除了婚姻介绍所和找工作的地方，我们就很难结识新人。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十分封闭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也会使我们心胸狭隘。我们见不到新事物，对旧事物厌烦透顶，即使我们读了一本好书，有了一种新想法，也无法与人分享。每个人都生活在由自我圈成的一个监狱里，看守是我们自己的对外界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是由我们的经验组成的，我们都曾为此受过伤害，因此不敢再次贸然前往。我们日渐孤傲、敏感，追求完美，事实上，我们在自我封闭。〖JP〗
有人说，到大自然中去吧，去看看那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你就会感到快乐。但是，大自然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冷冰冰的，因为再优美的自然也不含情感，我宁可在大雪中与一个恋人紧紧拥抱，也不愿一个人独自走在仙境。因为仙境的新鲜感很快会消失，我与仙境之间缺乏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亲切的交流，慢慢地，仙境也只能叫我感到松弛与麻木，唤起我的孤独与寂寞，而不是一种可以继续的快乐或痛苦，总之，自然无法唤起我的一种专属于人的情感。
缺乏社会生活，令我感到苦闷，让我彷徨，让我感到生活渐渐地失却意义。物质发达，叫我免于为眼前的生存而奔波，叫我免除了一种最为可怕的焦虑，但它换来的却是另外两个极端，一个是成功焦虑症，另一个是精神空虚。
关于成功，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可以无限接近却无法到达的状态。关于空虚，我们知道那是一种令人烦闷与困惑的状态。这两个状态都令人不安，为了这两个状态，我们无论做了多少，似乎都很不够。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两个黑暗的深渊，它以人的永不知足的天性为基础，它吊起人们的胃口，却一定不会满足它，只让人们永远悬在一个似乎是无尽无休的过程中。我们为此而忽喜忽悲，为此激动或沮丧。不过，这两种状态纯属个人状态，我相信，若是人们有一种可以相互交流、相互体谅、相互了解的真诚的社会活动，那么，人们的日子便可好过一些。可是，社会如何或怎样提供这种生活呢？我觉得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政治内容缺乏症
我们的商业社会可提供什么政治生活的内容呢？看一看下面。
一些媒体上经常使用的杂乱词语可帮助我们理解。
比如全球化、国际化、民主化之类。这些词语除了专指一些空洞的叫人不甚了了的新事物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与此对应的新制度的出现。
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许诺从不包含精神生活的内容，这使得那些许诺变得异常地陈腐与空洞。
在商业上，道德的终极也不过是诚信二字，这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团体契约，却无法延伸到政治领域之内。
强调合作，导致无耻的媚俗以及不问青红皂白的忍让与顺从。
于是，娱乐业崛起了，娱乐业代替了以往的宣传，当然，这不可能有助于建立社会的批评体系。
阶级意识被去除了，代之以什么共同富裕、持续发展之类毫无所指的口号，以此掩盖了一个个单独的新兴与旧有的利益集团对于社会的控制。这些集团的控制手段比以往更加灵活与隐蔽，社会异己就在无形中被悄悄地扫地出门了。
强调个人生活的舒适安全，完全是在套用房地产及装修业的口号，导致懒惰及生活的表面化及形式化，而对他人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正义，而是社会性的普遍冷漠。
教育体制的漏洞依然在于德育方面，教材与现实截然相反，使得教育成为花言巧语与谎言的温床，精神断裂，孩子既不承载历史，又无新的寄托，这使得我们的未来一代可以毫无准则地行事，使社会的未来空前地迷茫。
意识形态成为一种专门的技术，它只在极小的圈子里自成一派，以晦涩难懂的术语，维持着一种不知所云的对于政治内容的解释。各种政治思潮被混成一团，或被胡乱地拷贝、拼贴，各种不及物的概念被随便地替换歪曲，混淆成为一种令人茫然的政治后现代主义。我们可干脆叫它做经济政治学，这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状，以经济学粗暴地代替了政治学。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特点，幼稚、浅薄、蒙昧，以及随之而来的极端形式主义。这种生活从表面上看，瓦解了以往主观狂热偏执的理想主义，但却使生活掉入了另一个更为邪恶的陷阱。在这里，个人性质的胡思乱想或是超现实幻想，代替了目光长远的社会目标。以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代替了有力的精神生活，贪婪自私成为一种不受指责的社会品质，使浑浑噩噩成为一个巨大而麻木的人群的首要特征。它追求的是现在的稳定，而不是对未来的思考，追求的是表面化的物质繁荣而抽空了物质背后的精神需求。在这里，人，这久经历史磨砺的概念被简化收缩成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存活动。它的内容只是取食与繁殖，而不是更富进取心的筹划，它的道德是一种以欺诈做后盾的相互容忍，而不是以理解为基础的宽容。它提供的奋斗与享乐都不具意义，而是一堆七拼八凑的临时性的大杂烩。而社会必须给予的反应竟是满意，那么，我要说，这种死气沉沉的生活极度缺乏活力，它只是一种牵强的摹仿以及令人倒胃的腐败。
所有酒吧的名字都叫寂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北京出现了一些灯光很暗的公共场所，在夜晚，这些场所点着蜡烛，进去以后，每个人看起来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好看一些。这些公共场所里出售的饮料要比一般饭馆里贵上几倍，但人们很快就接受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价格，因为他们在购买饮料的同时，也购买了一种叫做情调的东西。这就是北京酒吧的前身，一些似是而非的模模糊糊的公共场所，里面卖一些袋装食品话梅、花生米、速溶咖啡、含酒精的饮料等等。那是北京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物质匮乏之后，第一次享受某种带有审美性质的公共环境，人们进入这
种环境，谈情说爱或是交换某些与环境相配的思想。
二十年之后，酒吧已成为北京街头司空见惯的公共场所，起初是千篇一律的酒吧，每个酒吧与别的酒吧没什么区别，接着，乐队出现了，再接着，鲜咖啡出现了，各种进口啤酒与红酒出现了。在三里屯，酒吧连成一条街，为了与别的酒吧区别开来，每个酒吧都在不断改进，去寻找自己的风格。酒吧之间的竞争就这样展开，酒吧老板一换再换，北方老板把酒吧开得朋友成堆，南方老板的酒吧里上演艳舞，门口还有伙计向行人打招呼，试图拉之入内。每到夜晚，灯红酒绿，着夜装的各色人等穿行在酒吧内外，一片颓废无聊的繁荣景象。
北京人根据自己的爱好，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这些酒吧：摇头党把某些酒吧变成了摇头厅，人们在里面听着Ｈi曲儿，吃着提供兴奋与快乐的毒药，尽情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幻觉，直到警察冲进来才能打断他们；另一些酒吧则被牌迷占据，人们聚在一起，除了打牌，什么也不干；更有的酒吧变成了小迪厅，让喝酒喝高兴了的人摇头晃腚，夸张地表现他们的快乐。
我从一九九五年左右，开始伙同一些狐朋狗友，混迹于各个酒吧，这之前，是混小饭馆。小饭馆混不下去的原因是，大家都越吃越胖，胖得自己都不爱看自己，真是巴不得自己是别人，于是，转战到酒吧。虽然钱花得快一些，混完之后更不清醒一些，但仍爱混，至少比去剧场或者电影院强吧，因为酒吧里怎么着也能抽烟喝酒和说话，还不必不停地吃，这是酒吧的强项，我尊重酒吧的强项。
北京酒吧最集中的地区是三里屯一条街，记得起名字的是白房子，老板叫亨利，是个上海人，很会做生意。后来他又开了88号，里面放最前卫的电子音乐，雇了个黑人看门收票，有时收到老客人身上，把老客人轰走了不少。不过现在88号完蛋了，但白房子还在，当初我和一些朋友就总去那里，约着谈事儿一般去白房子，或是闲着没事儿，大家白天四下转悠，彼此询问在哪里碰头儿，答案大多也是白房子。先去的人等着后去的人，在那里叫杯饮料，然后便有卖盗版光盘的上来问你买不买，你一买，就得挑，一挑就能挑上半个小时，然后等的人渐渐聚齐了，聚齐了以后，你要是问大家还要去哪儿，答案一般是哪儿都可以。这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