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有这么一道题：战争时期，有甲乙两村分别在两个江心岛上，若游泳，须用40分钟。在两岛正中，有座横跨河面的长桥，桥的一头有个敌人的岗哨。哨兵每半小时走出桥头望一望，不论见到哪个村的人游过警戒线——那条架在两岛中心的长桥，他立即开枪将人打死。若有小孩快游到中心，他就开枪警告。
当时，甲村有一条消息，必须马上告诉乙村的人，于是一个小孩完成了这个任务。
问：甲村这小孩是如何游到乙村的？
那天早上，杜老师亲自在我的大本子上画了示意图哩。
我只能在课堂上想。因为回到家里，父亲也会让我做功课——他布置的。
我从来没被同学们难倒过。让我不得不心甘情愿搞卫生的，是我的班主任。
他给我出过这样一个谜语——什么东西小的时候4只脚，大了两只脚，老了3只脚？
我想得脑仁疼也搞不清楚那是个什么东西。刚好周末了，便问我妈。
妈说：“那是斯芬克司向俄狄浦斯提的问题。如果他答不出来就要被吃掉。这是希腊神话里的故事。谜底是人……”
于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三，我心甘情愿地搞卫生，不但将桌椅抹净地扫好，还从家里带些旧报纸去，将我们教室那4个大玻璃窗擦得透亮透亮的。
杜老师一句也不表扬我。他问了问这题是谁为我解答的，然后对我说：“你真幸福。”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不过我从来就没有向老师提问的习惯。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那时候。但我觉得很快乐。杜老师给我的功课是很生动的，让我深深地着迷。我发现，他从来不把学生弄到办公室去，而是喜欢把学生叫到那些单杠双杠平衡木边，随随便便地，就什么话也对人讲得明明白白了。在我的读书生涯中，我再也没右见过有另一位教书的在学生面前，能有着我的杜老师那样的潇洒随便，更没有见过教书的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杜老师那样的魅力！
直到如今，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当班主任的得不到自己学生的敬重与热爱，那么，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班主任本身。
杜老师出的题目很简单，问题很明确，可是往往一个很小的问题，便让人不得不写出一篇文章来。比如有一次，他口述道：有个财主死了，他留下遗嘱，将财产给了唯一的儿子。财主的一妻一妾，带了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上公堂，请包拯断案：两人都说是孩子的妈——谁得了孩子，谁就可以得一笔大遗产。包拯令人在堂上画了个石灰圈，将那孩子围起来，道：“两妇人听了，你们各人扯住孩子一只胳膊往外拉，谁将孩子拉出圈，谁就是亲生母亲。”两人就开始拉，孩子就开始哭。他终于被一女人拉出圈来。包拯马上判出孩子归谁，并使堂上堂下，连同真假母亲都心服口服。
问：“包公是如何论证他的判决的？”
有一天，我的邻座问我：“你每节课都眼睛发直想什么？全年级的人都说你是有名的掏蛋鬼，咋到了我们班却变呆了呢？”
我告诉他我要绞尽脑汁完成别的作业，比如设想包拯如何以石灰圈断案。这事马上传了开去，大家都对那些题很感举，甚至有人觉得将这类题目交给一个全校出名的坏学生做实在有些可惜，也不公平。于是有人就去问老师。
在那节班会课上，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班主任也有态度非常严肃的时候。他让全班认真讨论：为什么他要给我增加一份作业，倘若我做不好，还要大搞卫生？
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言，很热心地重复各人从丁班丙班乙班听来的我的恶劣行径。一面数落，一面又有人忍不住嘿嘿笑……大家一致认为：老师让我多做作业，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就像当时流传很广的关于“毛主席在陕北农村改造二流子”的故事一样——毛主席把二流于改造好了，而我呢，到了甲班，也被改造得正在好起来。
杜老师把双手撑在讲台上，静静地听同学们讲，越听，那眉头就皱得越高。
待同学们各尽所言后，老师说话了：“我很失望。”他说，声音很严肃，我低下头，老师走到我跟前，叫我站起来，说：“把你的语文、算术本拿出来，不不，我要的是那两个厚本子。”他将本子接过，伸出结结实实的巴掌来，抚了一下，“请同学们往下传阅，好好看看。她是全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3个月多点，她就独自将两本书全学期每道习题都做完了。”他将我从座位牵出来，牵着我跨上讲台。将我转过去，把他的双手重重按在我肩上轻轻说：“抬起头来，我的孩子！你好好看着你的同学们，看别人是如何诚心诚意地欣赏你的。”
教室里泛起一片越来越响的“嘿嘿”“嗬嗬”，我看见我的本子被一双双小手翻着传着捧着，心里实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师的话语在我头顶掷出，铿铿锵锵，越过那一片骚动的声浪：“她每天做着跟别的学生不同的功课，那不是在接受惩罚，那是一种别人没法获得的奖赏。”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索性就横了心，抬起脑袋挺起胸，任由那泪珠儿纵情往下淌。
老师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至今，我仍记得他最后的几句话：“—一永远，也不要满怀热情地去记住别人的缺点。一个津津乐道别人的毛病的人，是会让自己的品德慢慢败坏的。”
顽童时代 （中）
11
结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么转学，要么开除。
一年级上学期，很快便结束了。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本《学生手册》。
《学生手册》记载着每个学生在校的各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是成绩与操行。
那时，时兴“学习苏联老大哥”，成绩全是5分制。我每门功课都是5分。
操行评定则照中国的一套以甲乙丙丁分级。一般来说，一年级小学生的操行，大多为甲，少数为乙，而我呢，操行评定一栏却写了“乙、丁、丙、甲。”评语由4个曾任我班主任的人分别鉴定。因为我在每个班都呆了一段时期。
丁班班主任写的是：“喜欢帮助同学，劳动积极。经常违反课堂纪律，操行：乙等。”
丙班班主任的钢笔力透纸背：“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影响极坏，操行太薄。丁等。”
乙班班主任的评语又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总结，让我虽然不服气，又挑它不出错处来：“聪明不走正路。经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严重破坏教学效果。从不迟到早退，但在所有上课时间，从来无法约束自己，是老师与同学的重大负担。建议给予操行丙等。”
甲班班主枉的评语依序写在最后：“读书举一反三，办事锲而不舍，头脑灵活，精力旺盛，是个须以特殊方法教育的特殊儿童。在本班期间，操行评定为甲等。”
自从受教于杜老师，我就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总盼望得到他某件须冒了生命危险才能完成的任务，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证明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乖孩子。可我那杜老师又怎么明白我的心事？大不了，他或是出些难题让我绞尽脑汁，或是让我在班里领队做广播操，实在没有什么为知已者死的机会，我心中就时时感到遗憾。
在那次，杜老师让我猜斯芬克斯出给俄秋浦斯的谜语之后，妈妈就给我讲过好些希腊神话，那时我还没去过希腊，并不知道希腊人的长相和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差异，就想当然认为那个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应该长成我杜老师一般，圆人圆脑，敦敦实实。于是跟小朋友讲故事时，就一心一意照我班主任的举止神态去描述柏修斯。
倘若能被这样一位班主任长期教导，即使不能随我所想英勇早夭，起码也能如母校所愿成个好学生；事情的发展偏偏不是那样。
杜老师走了。听说被调去一个少年体操队任教练。新学期开始时，我一见到甲班换了新班主任，马上就有受欺骗的感觉，但又说不清具体被谁骗了。不久，我非但故态复萌上课捣乱，而且乱得变本加厉，常常被老师赶出教室。我唯一存着个希望便是将被赶回丁班去。结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么转学，要么开除。
于是我转去另一间学校，并且从此就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再转学。无论转到哪个学校哪个班，我每科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名，操行却不是丙等就是丁等。因为，令我感兴趣的学科只有自然、政治、图画、体育和音乐，而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则不读自通。岂料我的班主任们只教语文或者数学，他们便有种种机会见我调皮捣蛋，便都很热心地去找我的前班主任了解我的过去，了解之后，便更是印象恶劣，结果呢，我每本学生手册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聪明不走正路”一说。
母亲每每总要细问我所犯过失。也许她并不认为这类过失足以使我背离长长的人生正路，又或者她觉得父亲对我的痛打已是对一个顽童体罚的极限，便也不再额外惩戒，只是耐着性子，给我一本又一本书看。凡读一本，都要我作出大量的笔记，并要我以自己的观点去评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
三年级时，我已读了许多高尔基、契词夫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我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作品，还是安东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杰克。伦敦的《毒日头》和《荒野的呼唤》。
母亲本人则酷爱戏剧。有时寒暑假，她会带些学生到家中排演活剧。也不知从何处弄来那许多彩布彩纸，他们裁裁剪剪粘粘贴贴，自己做道具自己做服装；还搞来许多颜料，在我家不是这面就是那面墙上画布景——那时父亲已经转业，在市政府工作，房子是政府分配的，住得十分宽敞，是重庆市五六十年代最漂亮的住宅，说是按苏联的图纸建的，地址是桂花园15号，但人们议及那住宅，只称为“红房子1幢”、“红房子2幢”、“红房子3幢”、“红房子4幢”，不用提及门牌街名。我们家每年两次要铲去一层墙皮再刷上厚厚的白灰浆，以覆盖那些色彩丰富的天空森林或河流城堡——妈妈的学生们就在那些布景前自己演给自己看。有时演一幕，有时演全场。演者大喜大悲，观者真怒真乐，直把我看得神驰心醉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大呼小叫，真真羡慕煞这些年轻人。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还时不时在我记忆中滑过，如风帆一般。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不看话剧时，寒暑假也是挺快乐的，因为小伙伴多，且几乎全是军人的后代。
4幢红房子，各各相去近百米，有草坪，有树木，有几个直径约20米的圆花坛。在孩子们眼中就像天堂似的乐园。l幢3幢傍山，2幢傍着条碎石小路，小路弯弯曲曲，路边栽着两行杨槐树，花一开，香味随风送进窗户来；4幢就傍着大田湾小学。靠小学和靠小路的两旁，就用楠竹片编的篱笆围了。篱上爬满牵牛花，将市政府宿舍圈成一个院。上学的时候院里清幽宁静，一到傍晚，从4幢房子8个门里就兔子似地蹦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家伙，撒得满院都是笑声、都是尖叫声。
每幢房子规格相同，5层，1－4层住人。每层中间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厅；大厅的正南正北通向两个厨房。每个厨房有一排上下两层的碗橱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东正西通上下楼梯，全以棕色地毯铺了，每一级都由两条亮晃晃的厚铜板护着，走在楼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从来不由楼梯下去，而是骑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楼去。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则各通一道长廊，长廊两边就是许多门口交错的房间，分散于4条长廊的，是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男澡房，一个女澡房。
每层平均住着8家人。每家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孩子，而且都以子女众多为盎盎乐趣。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以“百子千孙‘为最美好的心愿恭贺亲友的，何况那时政府提倡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内容之一就是多生孩子，夫妇们就更加踊跃响应。谁生上7个，就会倍受敬重，被尊为英雄母亲。我家住1幢第三层。那可真是人工兴旺的楼层，光英雄母亲就有两个。
我的同学黄幼仁他妈就是一个：她的大女儿好像取名自自，接着生个儿。我隐约记得名体仁，依次排下来的女儿是三自、四自、五自、六自，继而是幼仁与我同班，然后又是女儿八自，末了，眼见她又添个黄小仁。我从未见她打骂小孩，倒是见她的闺女秀美男娃子壮，家教都不错。我另一个同学吴邦宪家更不得了：她的英雄母亲生了10个。以致我们这层楼的小孩都沾了光似的，唱起了《华尔瓦娜》时简直气壮如牛。那是一首女声小组唱的歌，风行重庆，其深入民心，就如今天陈小琪的《涛声依旧》般，不但大小晚会或歌咏比赛少不得，就是随时随地，男女老少都免不了顺口哼哼：“集体农庄有个挤你的老妈妈，谁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华尔瓦娜。命名日里大小女儿都来拜访她，欢欢喜喜她们作客回娘家。这位老妈妈真正是福气大，来了5个亲生女儿5朵花；老大叫萨莎，老二叫沙霞，阿莲卡、波琳卡、阿辽努什卡，最可爱的小么女子只有十七八……”
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当然不止多生孩子这一项。那个1956年，真是全民一起学苏联，从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到日常生活，全盘苏化：不但走在街上的士兵突然换上了船形帽，连我们大院的老军官也马上被卷进这种热潮：那些曾被硝烟熏黑了脸庞烤硬了心肠的汉子先是开口改称呼，向别人谈起“娃儿他妈”时，强忍住不讲“我婆娘”、“我媳妇”、“我堂客”，而是腼腆如稚童，红了耳根说是“我爱人”；然后学跳华尔兹，先回家关好门，一面念叨着“蓬察察”，一面将各自的“我爱人”踏得鞋面儿脏脏脚背儿肿……终于都步伐娴熟昂首挺胸旋出八角厅来。更有富于冲锋精神的，还在笔挺的呢子将校服内勇敢地露条花衬衫的衣领，将头发分出偏界，说是“西装”。
我们1幢3层那个八角厅每逢周日必有晚会。人人饭后拎张小板凳，个个争着演节目。这层楼人才济济，连乐队都是现成的，从提琴二胡横笛洞箫到手风琴曼陀铃应有尽有，曲子一支接着一支，反正无论大人歌小孩歌，情调都是那么欢快那么健康，韵律如山溪如月色，又亮丽，又柔美，从八角厅扬洒出去，溶进山城的夜晚。
满城飘着苏联歌。无论日出枇杷山还是月印长江水，总能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管是北风凛冽还是春光明媚，到处一片《红莓花儿开》。山城还唱“贝加尔湖，我们的故乡……”唱“冰雪笼罩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唱得热忱坦荡，如同唱自己的故园。我永远忘不了那首《列宁山》，忘不了我的同胞曾如何去歌颂一个他们绝大多数人终生从未谋面的民族，去歌颂这个民族的风物、领袖、首都，如同歌颂中华民族自己的理想。那些朴实精悍的山城人，一群一群一伙一伙地合唱着：“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让我们迎接黎明的曙光，从高高山上我们眺望四方，莫斯科的风光多明亮。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克里姆林宫上曙光照耀，啊，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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