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正是电脑的转型时期，从大型的主机型转向个人电脑，各行各业开始需要软件人才。信息产业作为一个全新的行业，有其不同于传统工业部门的显著特点。
信息技术可以向各行业突进和延伸，可以和现有几乎全部行业和技术实现嫁接；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仅限于通过产业前后向关联关系来实现，它能从面上对整个经济施展推动力；不仅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对引导居民需求、刺激消费增长作用尤其巨大；它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量的迅速增长，更主要的是促进了美国经济结构向高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化，使美国经济更有效率和
竞争力，为今后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
信息产业的市场前景极其广阔。信息产业内部技术软硬件之间的依赖性非常紧密，行业内部的需求和互相拉动效应比以往其他工业部门都要大。只要资金条件允许，它可以靠行业内部的这种需求实现技术的不断跃进和长时间的增长。
九十年代大量国外直接投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以及美国国内投资支持了高科技行业的超前发展。这是形成高科技工业、主要是信息产业高速增长、一枝独秀的原因。离开美国独有的这一规模巨大的
资本市场和万千投资人，高科技产业很难创造九十年代大发展和促进美国经济长时间增长的奇迹。
于是，我开始萌发学电脑软件的想法。
我自问：“我行吗？”在来美国之前，我连电脑都没摸过。而且我已经三十三岁了！是否有点“这山望着那山高”？
小玲说我一定行。
“为什么？”我问。
她从各方面分析我具备学电脑的优势。说我的最大优势是有适合“编程”这种逻辑性的思维方式。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要不人们怎么常说知夫者莫如妻呢？要不人们怎么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呢？
小玲最了解我了，每次到了关键时刻，都渴望有“新的突破”。
于是我痛下决心：转学电脑专业。
人生的关键往往就在于几步。
终于，我在小玲的鼓励下，申请了王嘉廉曾经就读过的皇后学院，它属于纽约市立大学，学费低，而水准高，曾有十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出自这所学校，号称“穷人的哈佛”。
学校录取了我。
这是我的又一次转折。
这时，我又一次激动地从心里呼喊：
“我就要去学习新的热门的专业了！”
“我就要到我神往的纽约去生活了！”
这次真的是我的又一次转折。
一切又将是全新的开始！
我的“美国梦”又将多加一道新色彩！
就这样我们在1991年6月14日（又是星期五）的晚上，带着四个箱子，在十几个同学的送别下，离开克利夫兰，踏上了开往纽约的Greyhound（“灰狗”大巴）。
“再见啦！Cleveland！我来啦！New York！”——我叫喊着。
此时我真的激情满怀。
此刻我真的充满梦想。闯荡北美
《闯荡北美》第二部分
第4章 纽约——勇者的角斗场（1）
梦醒的地方／思进／
我们终于来到了纽约，终于来到了自由女神的身边。
我们终于看到了世贸大厦，终于可以漫步在第五大道上。
灰狗（Greyhound）长途汽车，把我和小玲从克利夫兰送到了高楼林立的曼哈顿——我们耳熟能详的Time Square（时代广场）汽车站。这个在好莱坞电影里经常看到和听到的地名使我们感到莫名的喜悦。再看那与上海颇为相似的马路格局、商店，路上行色匆匆的人流和川流不息、急速行驶的黄色计程车，我们立刻喜欢上了纽约，它的节奏、它的动感和它的气息。
出发到纽约之前，我们首先从地图上认识了纽约。它共分五个区域：曼哈顿、布朗克斯、皇后区、布鲁克林区和斯坦登岛。纽约之大是我们在克利夫兰所无法想象的，它的
公共交通也就此变得异常的发达。地铁线贯穿东西南北连接五个区域，共有二十五条线路，每条线路从头至尾单行一次至少一到两个小时。五个区域的公共汽车更是多得数也数不清，往返于曼哈顿和斯坦登岛的渡船来来回回不停地载客航行；长岛、上州、新泽西州的火车把成千上万的上班族带往曼哈顿。整个城市的节奏布局有条不紊得就像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
曼哈顿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银行、大投资机构总部都设在这里；大部分的商业、文化娱乐活动也都聚集在曼哈顿。百老汇、歌剧院、林肯中心、博物馆、苏豪区（SOHO），这些使人心驰神往的地方都离我们不远了。我和小玲沉浸在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期待中。
我们按照胡叔叔（我爸爸的老战友）的电话指示很快就找到了七号地铁，直奔他在皇后区法拉盛的家。他带我们去了替我们事先租好的住处——姑妈家。所谓姑妈，也就是他的姐姐，我们称为姑妈。她住在皇后区的Jamaica Estates，是一个犹太人社区，环境很好，就是离曼哈顿远了点，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
姑妈的那栋小洋楼，从外表看上去很漂亮。可是到了租给我们的房间一看，傻眼了！原来是个小阁楼，在三楼。房间只有十平方米见方，房顶是尖的，在尖顶的两端，人是站不直的，只有个小天窗透着亮。房租却要两百五十美元，比克利夫兰的租金贵了两倍多，而且离曼哈顿那么远，这就是我们夫妻将要立身的地方吗？
胡叔叔从我们的神情上看出了我们复杂的心情，就说：“这就是纽约。”他叹了口气，“这房子本来租三百的，因为我的关系，少算了五十……”
可我记得当初在电话里谈好是两百块的。人刚到，还没住进去立刻涨了五十。“这就是纽约！”这话说得对！怎么说我们一落脚就有地方住，还是仗着胡叔叔的面子和帮助，就不计较了，出外靠朋友嘛！钱总是赚得回来的。
可钱真的就这样好赚吗？
来纽约前，我以为到了纽约便有工可打，就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可以看几场百老汇歌舞剧，听几场音乐会，参观参观艺术展，到了纽约后我才发现情况不妙！找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找工作！这仍然是到了一个新地方的交响曲中的主题序曲！于是《命运交响曲》又奏响了命运的敲门声——
第二天，我们便开始忙于找工作，我必须在九月的开学之前凑足学费。
这回比刚到克利夫兰后有些经验了：先买一份《世界日报》看看！报上倒有一版“招工广告”，各种各样的工都有。我们先找餐馆类，打了几个电话。对方倒是都说国语，可是都说已经找到人了。
真让人纳闷。我问：“既然找到人了，为什么还要登广告呢？”
对方回答：“广告是一个星期前开始登的。我们第二天就找到了合适的人。而广告费是付了十天的，所以没有撤下来。对不起！”
另外几家也许也是这个情况。
于是只好低头到报纸的广告堆里去“掏金子”，想找到开门的芝麻。
呵！这里有一则广告：“大都会保险公司招聘业务代表。经验、身份不拘。公司提供培训，收入丰厚，前程远大！欢迎精通英语、国语或粤语的有志人士加入，请与某某经理联络。”
哇！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这不就是在找陈思进先生我吗？
但转念一想，这么好的工作会轮得到我吗？说不定又像那些餐馆一样，早已找到人了。
但想找到工作的愿望是那么强烈，这个愿望驱使我不能不抓起电话去敲门撞大运。
接电话的小姐非常客气。
我问：“请问某某经理在吗？”
小姐说：“在，请问哪位？什么事情？”我告诉她我的姓名以及想按对方的广告要求应聘的事儿。
她把电话接了过去。
经理接了电话，问了一下我的基本状况，夸了声：“你的国语讲得真好！”接着又问道：“你在纽约的亲戚、朋友多吗？”
我说：“我住在姑妈家，还有一个姨婆住在唐人街，没有其他亲友了。”
经理一听这话，便说：“这样吧，我马上要去开个会，你留个电话，我回头再打给你。”
但是我等了一天，也没等到他的电话。我纳闷儿极了，同时又充满了期望。
到纽约的第三天，我去了住在中国城老人公寓的五姨婆家。这个姨婆是我外婆的表妹。当年她结婚时，我妈妈和舅舅是她的花童。1948年她离开大陆去了台湾，1958年她到了美国。四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回过大陆。我在国内时就一直听外婆提到她。出国前我曾想请她担保，但得知她住进了老人公寓，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克利夫兰时就和她通了好几个电话，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在海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她，那一口京腔居然一点儿都没变味儿。这次和她一见面，我感到格外亲切。
她看到我和小玲，兴奋得不得了：“哎呀！哎呀！我在海外那么多年，你们还是我见到的我在大陆的第一批亲人！”
她介绍说，五姨公已经去世了。“我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他们中有三个住在新泽西，有一个住在波士顿。”她说，“哎呀，儿女们都要我过去住，但我有自己的生活呀，住在子女家总有些不习惯。噢，光顾了说自己了，你们在纽约还好吧？”
我说：“找工不太顺利。”
她说：“是啊，在纽约工作不太好找呀，找不到工作生活就成问题。哎呀，你们一定缺钱吧！先从我这儿拿些去……”
我们忙说：“不缺！不缺！”过了会儿，我说起昨天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找工作的事，我说：“那个经理说过会儿给我电话，可是怎么就一直不来电话呢？”
“哎呀，”姨婆说，“你们不知道，这只是保险公司的一种手法，叫‘绞毛巾’。保险公司的竞争太厉害了，拉客户越来越难，于是就找一些所谓‘业务代表’，一天付十块钱车马费，让你去拉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拉到的话，分你一些佣金。等到你的‘毛巾绞干了’，就是你把你的亲戚朋友都拉完了，他就不要你了！哎呀，像你这样在纽约没什么亲戚朋友的，他们当然就不要啦！……”
原来如此！
这类报上的招工广告让我想起了在克利夫兰时的一件事，这是我刚到美国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世界日报》上看到这么一则广告：“‘在家上班’，做手工活，毋须经验，报酬优厚。半职，每周三百至五百美元，全职，每周六百至一千美元。”这么好的事情！一个月可以挣四五千！又没有身份的限制，这才像美国！
再往下读：“有诚意者请寄五十美元至，收到汇款后就会立即与您联系。”
我一想，该不会有诈吧？
但又一想，《世界日报》是大报，应该不会公然为虎作伥吧！而且这又是在美国，是法制国家！
真是病急乱投医，第二天我就寄去了一张五十美元的支票。
信一寄出，我就后悔了，心想这回这封信及五十美元支票一定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
想不到没过几天我还真的收到了回信。我赶紧拆开一看，只见里面写道：“请照我的方法去做：租一个邮政信箱，每周花十美元；每周花广告费一百二十美元。如果一周收到十封来信你便可以赚三百七十美元（10×50－10－120=370）。”
“出门不利，碰上瘌痢”——真的碰上了一个骗子！
不过，美国的骗子还真有“职业道德”，死也要让你死得明白。
反过来我再一想，当时我急昏了头。世上真有这么好的事，谁还愿意打工呢？！
对定力不够的人，到了艰难的时刻，就会丧失最起码的判断能力。
后来我才知道，美国的新闻媒体是不用对广告内容负责的。
“广告内容与本报立场无关。”在所有的报上都有类似这样的字句，不过都是印在不为人注意的角落。
我没想到我的纽约梦破灭得如此之快。
“姑妈”／小玲／
在胡叔叔的帮助和安排下，我和思进住进了姑妈家，我们称呼她的先生为姑父。虽然我俩住的房间还不如克利夫兰，但是非常安全，在纽约安全第一。
两位老人膝下有三个儿子，都非常地有成就。老大在加州的一个航天基地做事儿，是个“保密单位”，他的儿子也就是二老的孙子，学习成绩斐然，荣获过总统奖；受邀到白宫见过老布什。老二是新泽西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全家都住在纽约的对岸。老三是二老最疼爱的，是纽约的注册会计师，因为没有结婚，常常回来看望二老，我们也就有机会见过他几回。
姑妈一家在我们眼里是台湾人，可在台湾，他们又被称作外省人。解放前夕，姑妈随姑父从大陆到了台湾，为了养家糊口，她毅然走出家庭，考出护士执照，作了一名白衣天使。她个子小小的，靠着勤劳善良、机智精明和省吃俭用，在美国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姑妈年已七十，每天照样挺直腰板，穿着得体，挎着一个包，带着自制的便当（午饭），搭乘地铁去
医院上班。她用医院护士这份固定的收入，养育了她两个博士和一个会计师的儿子，完成了她拥有一栋花园洋房的愿望，成全了她在大陆所有兄弟姐妹们移民美国的梦想，也眷顾了她投资
房地产的赢利。
姑妈的整幢小洋楼有三层，外加一个地下室。正门进去便可望见直通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左边是
客厅带一个太阳房，紧挨着太阳房的是个小小的客房。正门的右边是饭厅，饭厅延伸进去是厨房，厨房靠边是姑父的卧室。姑妈的主卧室在二楼，是小洋楼里最好的房间，我和思进从来也没有进去过，连姑父都不敢随便进出。主卧室的斜对面是另一间卧室，租给了他们教会里的一个年轻“弟兄”（在教会里大家彼此称“弟兄姐妹”），这个“弟兄”是个白人老美。三楼也有两个房间，一间我们住，一间是另一个白人老美住。
姑妈对租住在她小洋楼里的人都约法三章，管得很严。十二点以后就不能再自由地出来进去；客厅里的电视只是用来看新闻和天气预报的，其他节目一概不许看，很有我们大陆防止“精神污染”的意思；厨房用完后要立刻清洁，厕所要轮流定期打扫，名字和日期都贴在冰箱上，她会定期检查的。
一天，她发现了一只蟑螂在厨房周围转悠，便好似如临大敌。冰箱上立刻出现了一张用英语写的告示（Notice to everybody），大意是：请大家要注意卫生，蟑螂是有害的，这里是一瓶Cockroach Killer，请你们合作去除害虫。我当时对英语是一概没有反应的，不知告示所云为何，走过去走过来地没有理会。但我总觉得这个早上姑妈看我的表情有点异样。中午她实在忍不住了，叫住我问：“小玲，你看见我写的便条吗？贴在冰箱上面！”我点点头说：“看见了，但不懂写了什么。”她盯着我像看外星人那样，说：“你不懂？那你为什么不学？还不趁年纪轻快点学？”
姑妈这两句话噎得我半天透不过气来，我愣在那儿，不知所措，心里还有点不服气，她怎么知道我没有学，我学不学英语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犯得上跟我较劲儿吗？直到姑妈把一本字典递到了我手上，才使我回过神来。她说：“英语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勤翻字典，我就是这样学的。”
她平时不苟言笑，看见她我就心里发毛，我总是让思进打前锋与她“交手”，诸如交房租、水电费及电话费之类。我更乐意在姑父跟前问这问那的。此时我体味着姑妈中肯的话，语气是冲了点，她是为我着急，那里边儿包含着一片爱心呢！打那以后，每到电视新闻播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