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本书。
五天后，我便投入了新的工作。接下来几个月苦心琢磨，也渐渐地终于上手了。其中的千辛万苦只有自己真正知道！
在此期间，我还在纽约大学修了两门证券的相关课程。小玲也以五百八十分的托福成绩进入了纽约市立大学，攻商业会计学士学位。
看电影／小玲／
出了国界，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包括看电影。在北美，除了大城市，电影院往往就开设在大的商场里，即“Shopping Mall”里。假如对本地区不是那么熟悉，要找个电影院，还真费点周折。以前在上海，电影海报是贴在电影院门口的，在美国就不同了。我和思进就出过令人哭笑不得的洋相，是撞了两次南墙后，才学乖的。
我们到美国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1991初，我刚到克利夫兰不久，是电影大师张艺谋导演的片子《菊豆》。放映的消息是来就餐的老美客人津津乐道地向我们提及的，放映地点就在我们打工的Tower City里，也就是“Shopping Mall”里。
看电影是消遣，是满足情感需求的享受，是开阔视野的媒介，是对电影综合艺术的欣赏。在国外看中国电影，对我们来说，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更多的是想在电影院里，看到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了解与称羡，从而达到自己心理上的满足。我和思进在中国就爱看电影，但当时看这场电影，是下了大决心的。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经济条件。电影票价两张是十美元，而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是八美元。是看还是不看？感性的我和理性的思进，吵吵嚷嚷地无法决断，最后只能以扔硬币来定夺，三局两胜，我耍赖皮赢了。
那时中国影片在美国放映的机会不是很多，不像现在。张艺谋的大名刚刚为美国观众所熟悉，身为中国人，我们从心底里感到自豪。为了分享这份荣耀，我们不惜花“重金”前往电影院。结果，我俩得到了艺术享受，物有所值，而老美对咱们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电影里所描述的那个年代。思进告诉我，散场时老美们嘴里嘀嘀咕咕，意思是中国怎么还那样落后？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了？听了这样的话，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出了国，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国。平时，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只要一提大陆这个不好，那个不怎么样，我和思进就会跟他们急，会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我们自己发发牢骚说些抱怨的话，那是关起房门来自己家里的事儿，外人对我们的评头论足，感觉就不一样了，特别是老美。电影《牧马人》里有句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可身处异国他乡，就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讨厌家贫。贫穷让我们理不直、气不壮。那时，中国在国外得奖的电影，不是黄土高坡的贫瘠，就是穷乡僻壤的落后。没有去过中国的美国人，还天真的以为中国就是电影里那个样子。我对美国最初的认识，不也是通过电影吗？我真不愿意再花钱看那让人泄气的电影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到了纽约后，我又管不住自己，往电影院里跑了。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思进在曼哈顿的中国城里穷转悠，想买几个碗和几副筷子，那是全纽约商品最便宜的地儿了。等我们转悠到包厘街，我的眼睛一亮，“旋宫戏院”的招牌，挂在一座两层楼房中间突出的部位。小小的楼看上去还挺有戏院的架式，估计是广东移民以前用来唱粤剧的，现在改成电影院了。再细看电影广告，一行小字写着《武则天》。我一阵兴奋，历史题材的影片一直是我的最爱，我情愿少买些碗，而能看一场电影。思进经不住我的蛮缠，依着我进了电影院。
电影开演了。头十分钟的情节还像那么回事儿，接下来就怎么看，怎么的不对劲儿，越看就越看不下去了。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电影院里三三两两的没有几个人，尽是些“光杆儿司令”的老头儿，正看得津津有味儿呢，我俩是成双入对最年轻的。另外，这哪儿是什么历史题材巨片，明明是部荒诞无稽的三级片。我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中途开了溜儿。我走出戏院的感觉，简直如同咽下一只苍蝇，别提有多懊丧了。思进则是一付幸灾乐祸、给你个教训尝尝的嘴脸。
稍能听懂点儿英语了，我又拽着思进闯进曼哈顿一家电影院。这次是思进选的片子，因为我已经被开除出局，失去了选择权。电影一开演，我便聚精会神地捕捉着每一个字，可听来听去，竟然没有一句话我能听明白的。再看看思进，他也云里雾里地一脸茫然。电影倒是正经电影，可我们依然看不下去，又只能中途开了溜儿。原来，他挑来选去的是一部西班牙语电影，我们能看懂吗？
两次失败的看电影经验，终于让我们学乖了。看电影之前一定要做好功课。在纽约的曼哈顿，电影院门前是没有明显的电影海报的。电影广告通常会穿插在公共电视台的节目中间，宣传海报会贴在地铁站台的墙面上和公交车上。主流报纸上也会刊登电影广告。什么类型的电影、什么演员、哪一个导演，都必须在电影开场前搞清了，然后再掏钱买票，否则就只能自认倒霉。电影票在美国是少数不能退货的商品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电视台晚间八点到十点的电影时间，是我学英语和认识我喜爱的电影明星和导演的渠道。我分出了好莱坞电影的题材种类。它们有枪战片、战争片、喜剧片、轻喜剧片、历史片、爱情片、家庭伦理片、歌舞剧片、科幻片、恐怖片、种族矛盾的争议片，以及在十二月才上演的圣诞节题材的影片。
迪斯尼电影公司有专为儿童拍摄的
动画片和故事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想看什么就有什么。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魅力四射、大放异彩、所向披靡、横行无忌地推向世界各国，其主要特点往往是电影里的人物在面对逆境时，为了崇高的理想和事业，勇于牺牲个人，唤起人们深信不疑的精神力量。最终，不管电影的结尾是幸福的大团圆还是悲剧，当观众走出电影院，总能使他们在心灵上和精神上对人的潜能充满信心和希望。好莱坞电影的商业性，决定了它必须拍出富有人情味儿、人性特点的电影。只有得到大众的认可，票房收入才有保证。我和思进对于这一点，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
1993年临近年底，我们闻讯将被排除在申请美国绿卡的行列之外，特别地沮丧。这无疑对思进以后的找工作，带来难以预料的困难。那天，我们看了Steven Spielberg（斯蒂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新片《Schindlers List》（《辛德勒的名单》）。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我们仿佛亲历了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灭绝人性地残酷谋杀。然而，犹太人顽强的生存意识，聪慧的德国商人辛德勒尚未泯灭的人性，证明了希望的力量和人性复苏的光辉。走出电影院，烦恼和忧愁便一扫而空。我们遇到的困难与二战期间的犹太人比起来，那简直是太微不足道了。没有死神时时刻刻地念紧箍咒威逼着我们，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呢？
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国家，有它的社会道德标准。对制片商精心推出的每一部电影作品，需要经过特殊指定的委员会来进行等级评估，才可以在主流电影院线里放映。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家长来区分哪类电影适合儿童和青少年观看。对于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一部即严肃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居然在等级评估中被评为“限制”，我当时真不明白。后来，在美国住久了，才知道了缘由。凡是在影片中出现暴力、色情、污秽的语言和灭绝人性的残酷镜头，都在限制级别范畴之内。在美国，电影级别共分五种：
G ——General Audiences所有普通观众都可以看。
PG——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建议家长引导。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孩子。
PG13——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家长须极为小心。有些内容可能不合适十三岁以下的孩子。
R——Restricted限制。十七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由家长和成年人带领观看。
NC17 —— 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十七岁以下的一律不允许观看。
等级评估系统在1968年11月1日开始生效。
那么，谁来为这些电影作等级评估呢？说穿了，也就是父母们。他们是以一个特殊指定的委员会——“电影分类等级评估董事会和等级评估管理局”作为一个团体。他们观看每一部电影，经过集体讨论后，再训练有素地为电影定一个级别。等级一旦被确定，就会把级别定位放在电影广告里的醒目位置，连今后在商店里出售的电影DVD，都会带有这个标志显示。我们在唐人街看的那部三级片，是属于违法放映的。那个戏院早已查封关闭，十几年了都没有开禁。
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特性，也体现在美国电影协会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中。奥斯卡有一项最佳外国语电影奖，间接为好莱坞吸收了全世界各国的电影奇才，也为这个巨大的电影工业输送了新鲜血液，从电影题材、演员，到导演等方方面面均是如此。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演员有成龙、卢燕、章子怡、周润发、李连杰，导演有李安，作曲家有谭盾，他们都被好莱坞“一网打尽”。可以这样说，一些好莱坞的优秀电影，不但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他们不仅表现了美国的文化，更试图将全世界各种文化的精髓都融入其中。
我们除了看电影外，还会注意有关电影的奇闻轶事。比如，《Air Force One》（《总统一号》）是根据美国总统克林顿一家为原型创作而成的。克林顿在日理万机、忙里偷闲中，邀请了他的内阁成员，坐在白宫的小电影院里看电影。然而，看了一次不过瘾，没过多久，自己又“偷偷”地看了一次。经由小报刊物添油加醋地渲染报道（Tabloid Version），再加上具有影星风采的克林顿总统的号召力，无形中给影片带来了巨额的票房收入。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1001 Movie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死以前你必须看的一千零一部电影》）。它罗列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电影代表作。我查了目录检索，中国有四五个导演榜上有名。其中张艺谋有三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红高粱》，还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田壮壮的《蓝风筝》，李安的《卧虎藏龙》和《喜宴》，以及香港出品的《阮玲玉》等。这些电影我全看了，因此作为中国人是死也瞑目了。
看电影给我们在北美的闯荡生活，增添了无穷无尽的乐趣、希望，以及奋发图强的动力。银色屏幕完成了我们的梦和幻想，为我们展现了迷人的世界和社会道义心，也丰富了我们的记忆收藏。特别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两岸三地电影人共同的努力，使得如今中国人的面孔不再作为被扭曲了的小丑形象，出现在美国的银幕上。这是中国的荣耀，也是我们海外游子的福分，我们再也不会为看电影而喊冤叫屈出洋相了！
身份，身份，又是身份！／思进／
就在一切都渐入佳境之时，一个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轨迹。
决定我们转变的还是“身份”问题。
身份，在美国真是一个“生死关”！
在我找到正式工作之前，“身份”把我挡在了门外，现在是因为Juan的私下灵活安排，才使正式工作的大门向我开了一道缝儿。
可我周围那些与我同时毕业或早一个学期、晚一个学期毕业的“难兄难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的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可是不到两个月又裁了下来。有的毕业半年多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Practical Training”的期限一过，就只能打道回府！
更糟的是，不断有消息传来，即使有工作、在办身份的人，也不容乐观。由于1993年十万绿卡的发放，中国人申请的过程要从以前的十二至十八个月延长到四至五年！
更关键的是，在拿到绿卡之前不能换雇主，否则一切重来！可是谁又能保证四五年内不被裁呢？
不仅如此，身份也影响到一个人的收入。
在美国，Professional（专业人士）的雇佣方式基本上分两大类：
第一类是Consultant（顾问）。这一般是按Shortterm Contract（短期签约）做的，如三个月、六个月，专门为企业做一个特定的项目。酬劳一般按小时支付，做一小时算一个小时。雇主不负责其他各种福利，如假期、保险、401K（退休金）、奖金、职业教育等等。
第二类是Permanent Employee（长期雇员）。这是不签约的，而是拿年薪，同时雇主还提供各种福利。
一般来说，长期雇员的工资较低，但有各种福利，工作相对稳定。而Consultant的收入相对高一些。按一般市场情况，如果一个专业人士做长期雇员的基本工资是五万元的话，加上各种福利，实际上雇主用在他身上要八万左右。而做Consultant的话，一小时就可以挣五十元，如做两千小时一年，可以挣十万。不过做Consultant的压力大，工作时间长。顾问与长期雇员二者相比各有利弊。总之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在Bankers Trust的那份工作非常“另类”。它既不像Consultant（因我拿年薪），又不像长期雇员（因我没有任何福利），我拿的是比长期雇员低得多的薪水，做的又是比Consultant还多的工作，承受的是比Consultant还高的压力！
我的情况是整个H1B签证者的缩影。我们的收入是同行的一半，但付出可能是一倍还多，“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经济上每年要少挣三至五万，五年就是二十五万以上。我们精神上的痛苦就更难以形容！这就是我们克服“身份关”的代价！
美国有一句名言：“America is a free country； but nothing is free！ （美国是个自由（Free）的国家，但没有一样东西是免费（Free）的！”
美国在高科技大发展时，H1B签证者的人数在五十万以上，成了美国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支柱！这些人中有的“幸运”地拿到了绿卡，但也有许多最终都拿不到（H1B签证只能保持六年）。
“海归”派中有好些是这样的，他们当然不会说是因为拿不到身份而“海归”，那是他们的难言之隐。
我也渐渐了解到，一个有两至五年经验的电脑硕士在华尔街的薪水应该在五至八万，再加上各种福利，如医疗保险、401K等等，平均的实际收入一年在八至十万一年。
我在1995年底，Juan将我的工资加到四万二，没有任何福利，比市场上平均收入少了一半，这正是因为我没有绿卡，H1B的价格就是如此。我们那个部门增加了十二个人，干着一样的活，但收获却不一样。
什么叫不平等？这就是！
好在东方不亮西边亮。1995年开始，加拿大“开放”了。中国大陆出生的人士可以申请直接移民。而且可以境外申请，不用雇主担保，只需按学历、年龄、英语（或法语）的程度，专业特长来计分，总共一百分，过了七十分就可以考虑，再通过体检及面谈即可。
真是意外的好消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要是处处不留爷，才把爷难住”，光明的前景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
从1995年下半年起，我便陆续地听说我周围有的同学和朋友办了去加拿大的直接移民申请，一般只用三至六个月便成了。我还听到有的人搬到了多伦多，有人到了那里立即买了房子，过起了安居乐业的生活。我和小玲的心也开始动了。
作为一条后路，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