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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办理美国投资移民为例，申请人投资金额为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不能是借款；企业必须雇佣十个美国工人（包括美国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可合法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但不包括外国投资人的直系亲属）。
完全办妥加拿大“投资移民”，只需二百万元人民币。国内的事业可以选择遥控，更可以自己在加拿大办公司，然后公司反派自己回国内，这样就可以避免国内事业无人打理了。特别是加拿大的教育发达，对孩子有利。更让人心满意足的是，在加拿大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移民的身影。子女教育、财产或者家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灰色的第一桶金，都是国内企业家们移民海外的动力，给他们在国际商业投资带来方便。事实上，为了在国外生活，将自己的事业全部搬到国外而移民的老板并不多，大多数移民海外的老板仍然是“月是故乡明”的。
企业老板热衷的去向国依次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前三个国家的移民手续比较简便，虽然美国是最有吸引力的，但去美国的条件高、过程复杂，成功率也低。面对这一波移民加拿大的浪潮，我们早年留学美国的学生们，也从中得到了实惠，除了我和小玲以外，更有我周围许多同学朋友。
父母来探亲／小玲／
1998年5月，为了参加我的毕业典礼，爸妈从上海飞到多伦多。这个日子距离我出国将近八年。八年里我和他们聚少离多，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间总共只有九个星期，那是我两次回上海探亲加在一起的时间。当他们拿到加拿大移民局的签证时，足足兴奋了一晚上。妈是高兴能和我在一起多生活几个月，爸是想见识一下北美，好对它有个感性认识。
第一个周末他们调时差，我和思进带爸妈随意地就近走走。无论到哪儿，爸赞叹不已的是市中心高楼前、房屋后那大片大片的绿地。爸小时候随他外婆在乡村生活过一段日子，对绿草有着深厚的情感。他欣赏草的不择贵贱高下、自生自长的精神。五月的多伦多最慰人心目的莫过于草色青青，草丛边儿的鲜花要到六月才开始争奇斗妍呢。更令爸兴奋的是，他从多伦多的今天，看到了上海的未来。他告诉我们，上海市政府规定，今后
房地产商必须保证每座楼前有一定面积的绿化区，多伦多的今天不就是上海的明天吗？
我们家对面就是加拿大的六大名校之一——多伦多大学。它的校园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门口也没有警卫把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爸妈一开始根本没意识到那是一所大学，除了零落排布的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外，它看上去更像个公园。晚饭后，我们几乎天天在那一带散步，爸看上了那个地点作为他每天早锻炼的场所。一天下班回家，妈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我们有新鲜的荠菜馄饨吃了。”我听了挺纳闷儿的，在北美哪来的荠菜啊？我看了一眼表情神秘兮兮的爸，嘴里品尝着久违了的荠菜馄饨，那味道真是鲜美极了。我一口气吃了十来个后，才问是哪儿弄来的荠菜。原来，多伦多大学的大草坪里长满了野荠菜，是爸在早锻炼回家的路上无意中发现的。他像得着宝贝似的跑回家叫上妈，摘了满满的一塑料袋。爸说以前上海郊外也有很多野荠菜，现在由于城市扩建都变成高楼大厦了。我跟着爸妈也学会了辨认这种野菜。可说来也奇怪，自从爸妈回了上海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野荠菜。是那里的草坪里从此不长野菜了呢，还是我离开了爸妈后丧失了辨别能力？反正最直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再享受这样的美味了。
爸妈的到来，爱热闹的思进午饭都改为回家吃了，有爸陪他聊国内外形势，有妈为他准备精致可口的饭菜，饭后再百步回到公司，他真是乐开了花。有一天，爸悄悄地拉我在一旁，告诉我个秘密：思进要是觉得饭菜不合口味儿，他准说“我吃不下了”，然后到晚上一边看电视一边使劲儿地吃零食。我一想就明白了，他的习惯是不能一连两天吃相同的菜，菜式要多，量要少，量一多他看了就饱。妈总是怕我们饿着，却因此而适得其反，他还没吃就已经饱了。结果等爸妈回上海，思进的体重增加了十磅。
爸妈很快就接替了我俩买菜的任务，每隔三四天推着一辆小车溜达到唐人街，到了晚上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如数家珍似的讲给我们听。诸如为什么马路边的咖啡馆和餐厅都门洞大开，很多座位设在人行道上，而老外们（明明他们自己是老外，还管当地人叫老外）总喜欢坐在那里喝咖啡用餐。唐人街餐馆龙虾标价十五加币可买两只，和肉的价格差不多，而华人超市里的馒头却比法式面包还要贵。公共厕所用纸又软又厚又结实还不收钱，比上海的擦手纸还要好。商店门口坐地上讨饭的大多是年轻人，女孩子漂亮，男孩子很帅，有的身边还养条狗，陪着他们一起要饭。他们好好的为什么要讨饭？别说爸妈不明白，我至今还没搞明白呢！
每个星期五晚上，思进就对着地图安排周末的游玩路线，我们称为“坐车看景日”。通常我们会买两张家庭票，每张四加元，两个大人带三个孩子，一天的地铁、公车随便坐。我们总是先坐地铁到达郊外，然后换坐公车到景点。多伦多的公园、植物园大多数为开放型，没有围墙，不收门票。绿草地更是大片大片的。有一个公园里的大草坪，据爸估计有六个足球场那样大，还不见几个人影。公园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设施也配备得很齐全，饿了上小食店买点吃的，渴了喝一口路边的过滤水，走累了在长椅上坐一坐。妈发现几乎每条长椅的椅背上，都钉有巴掌大的铁牌子，上面刻了英文字母。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我们那是什么意思。思进迫不及待地解释给妈听，那上面刻的是椅子捐献人的姓名。妈听后感叹地说：“这三五步之内就是一条长椅，那么多公园那么多的椅子，那得有多少人做这样的善事啊！”
每个周末玩郊外的公园，玩着玩着，就玩出了件趣事。爸眼力很好，一天，他居然发现一棵高高大大的树梢上，结着两只白白的大蘑菇。也不知道他那天怎么会在走路时就抬头向上看的。不发现还好，发现了就舍不得放弃，得想办法摘下来呀！思进胆小怕死，估摸着没能耐爬树，站在一边不出声。老爸是童心大发，跃跃欲试地号称自己是爬树大王。妈在一旁着急地劝爸少惹事，年龄不饶人，别给人添麻烦。我对爸倒是挺有信心，心想考验他童子功的时候到了，他这个文武小生十年功不会白练的，我也不出声。就在大家各自寻思的工夫，只见爸手脚配合默契地噌噌噌几下子，很轻松地爬上了树，轻轻地摘下那两只讨人喜欢的大蘑菇，每一个都和他的手一般大。这时思进一个劲地夸爸如何如何的有功夫，妈则谢天谢地地松了口气，我为爸的好身手感到骄傲。回家后，妈洗了蘑菇，清炒出盆后放上餐桌，由谁来尝这第一筷子？我和思进冷静地考虑到，蘑菇有毒吃了会送命，还是不要冒险，扔了吧。毕竟摘蘑菇只是为了好玩，弄出人命来就不好玩了。这时，爸妈却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声称对这种野蘑菇有一定的认识，这对“宝贝”绝没问题。爸又自告奋勇地想经受一次考验：第一口由他来尝，十分钟后没事的话，我们再吃。顿时，吃野蘑菇倒成了带点悲壮意味的举动。现在我还常常后怕呢。
在我们家周围还保留着几条像上海三十年代那样的有轨电车线，爸妈见了无不啧啧称羡，对这座城市又多了一层亲切感。上海的有轨电车已经走进了历史，想不到在多伦多倒坐上了。更让他们称羡的是司机们碰到坐轮椅的残疾人，马上在后门放下一块板，并跑下车协助将轮椅顺利推进车厢。他还发现每家商店门口，都有一条斜坡道，以方便开轮椅车的人进去办事或购物。电影院的座位、商场里的厕所间，以及商场外的停车场，都为残疾人留了专用位子。爸称赞加拿大政府想得可真周到，生活在这儿的残疾人不会感到不方便。我对爸妈说，你们看见的还是表面现象，在美国和加拿大，税法对残疾人也是优惠的。比如，长得矮小的侏儒，由于家里的一切家具用品都是以特殊尺寸做成的，因此，这些花钱请人工制作的特殊费用，可以在年底报税时冲抵所得税收入。公司如果聘用残疾人，税法上也是有特殊优惠的。我们平常看不见人们在公共场所给手有残疾的人传递东西，或是搀扶着双目失明的人横穿马路。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残疾人和正常人一样，人格是独立的，他们不需要带有怜悯和同情的帮助，他们在政府部门设立的特殊学校里，经过专门训练，具备日常生活的能力。这些费用都由纳税人支付。落下残疾并不是他们的错，全社会应该给他们以更多的关怀。
我的朋友小莺是爸妈看着长大的，周末特意从纽约赶来看他们。思进租了一辆带司机的车，我们一起去尼加拉瓜大瀑布游玩。大瀑布的美景自不待言，回来的路上，爸唠唠叨叨地埋怨加拿大政府不会赚钱，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区，就这样敞开着让人观赏游览，不收门票。小莺说：“小玲爸爸，你不知道，我们刚刚玩的赌场，政府抽税很厉害的，比收门票利润大，足够维持大瀑布的各项开销了。”爸第一次领略了生意也可以是这样做的。第二天，我们领他们去了全世界有名的CN Tower电视塔，它高耸入云，飘逸秀丽。从三百六十度旋转餐厅的观赏台望出去，白云不在天边，仿佛就在咫尺的蓝天旁。远处重重叠叠的绿色树群，围裹着宝石般的安大略湖，覆盖着若隐若现的红顶小楼，绿色湖泊上，白帆点点，疏疏密密的荡漾着。这般美轮美奂的景致，令爸妈流连忘返，赞叹不已，一呆就是几个小时。
上海有句俗话叫：“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加拿大的多伦多再漂亮、再好，也是人家的，最后还是要牵挂自己的家。参加完我的毕业典礼，看我顺顺当当地找到了一份理想的会计工作，爸妈想回家了，怎么留都留不住。两位老人在这里，既没有朋友可串门聊天，整天憋在家里像坐牢，也看不懂电视里的节目，因为不是英语就是粤语。他们除了上唐人街买个菜，就盼着周末能和我们多呆会儿。爸刚来时的新鲜劲，呆三个月就过了。妈好说歹说劝他无论如何得住满了六个月，帮帮我们再走。就这样，在与我们朝夕相处了整整六个月后，我和思进将他们送上了回家的飞机，结束了那段被爸妈尽心照顾、令我们倍感温馨的日子。
两地分居／思进／
我在纽约皇后学院读书时，周围从大陆来的单身男子至少有六位，单身女子也有六位。不像在美国中部的大学，大陆来的学生中男多女少，因而被我们叫作“狼多肉少”。这些单身男女粗看上去至少可以配个两三对的。其中确实有几位还做了RoomMate，不是在一间屋，是指Share（分享）一层地下室之类的。可一直到1994年毕业时，不知为什么，那六个光棍还是“王老五”。
Lewis是“王老五”中的一个。他在拿到了绿卡后，立刻回国相亲。回来后向大家描述了一番他相亲的情景。Lewis说在国内，他成了“
钻石王老五”。回去之前，他的亲友们已经给他安排了至少十几位相亲的对象。亲友们之间还互相拆台，说我介绍的那个女孩儿怎么怎么好，人又漂亮，心眼又好；你介绍的不是中看不中用，就是中用不中看。Lewis倒是对所有的亲友一视同仁，每位都看。他对我们说：“这叫做‘广种薄收’嘛。”他父母家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城市，于是他把相亲活动全安排在了上海。为了给女方留下好印象，他一“咬牙”在上海的五星级宾馆住了一天，两百美金一晚，相当于他当时在美国一个月的房租。从当天中午Check In（登记）开始，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Check Out（结账），除了睡觉，差不多一个小时“面试”一位。那十几位姑娘各个年轻貌美，燕瘦环肥，他到了最后真不知如何取舍了。
Lewis把带回来的一大堆照片放在桌上，让大家参考参考。另几位“钻石王老五”看得眼睛发直。“心动不如行动”，这几位老兄也开始如法炮制一番。于是半年之内，他们穿梭在美中之间，如走马灯一般。开始时，他们的书桌上、墙上挂满了不同女孩儿的照片。渐渐地，照片的数目不减，女孩儿的数目则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不久Lewis第一个宣布喜讯：“我要回去结婚了！”然后，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回国结婚。我们还真吃到了他们发的一盒盒喜糖。
单身的生活结束了，可他们还是一个人过。因为按美国移民的速度，绿卡持有者配偶团聚，从申请到批准，至少三年以上。那怎么办，这婚不是白结了吗？！天无绝人之路。与美国相邻的加拿大正好开放了对中国公民的直接移民。他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之招。
申请加国独立移民，最久不过半年。况且，一人申请，全家移民。如果将老婆办到加拿大，不是随时都可以相见了吗？！说干就干。于是半年之内，他们的太太们便一个个从祖国的“五湖四海”，聚集到了离纽约最近的加拿大城市——多伦多。
他们自己原本也是可以搬到加拿大的，不过那时他们都只想申请美国绿卡身份，而政府规定，申请者必须每年在美国居住半年以上，加之加拿大的工资比纽约又差了好大一截儿，于是先生们都留在了纽约，太太们聚集在多伦多等待美国的绿卡。这样的状态保持了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之间，每逢周末，先生们便组成个“探太太团”，倾巢出动，租个车浩浩荡荡向多伦多进发。倒不是那些先生们自己没有车，只是租个Van（厢式货车），几个先生Share一下，轮流开车又快又省力，而且还省钱，关键是解闷，何乐不为。
一年后，他们的“种子”渐渐地开花结果。为了和太太多呆一会儿，他们一般都是星期五下班后从纽约出发，半夜一二点赶到多伦多。星期天晚上又开夜车回到纽约，一早便直接去公司上班。苦中作乐的甜蜜，使他们乐此不疲。
我和小玲已定居在多伦多。平时我们和太太们常来常往，有事儿相互关照一下。先生们每次来，我们都聚在一起，或打牌，或聚餐。记得那天在Lewis的家里打牌，我们
留学生最喜欢玩儿的“八十分”。Lewis的太太已“身怀六甲”。牌打得正起劲，到了相持不下之际。
“我不行了！”Lewis的太太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不行了？”Lewis忙问。
“他要出来了！快打911！”
Lewis赶紧抄起电话：“我太太要生了！Please e as soon as possible！”（快来，越快越好！）
电话那端问道：“Where do you live？”（你们住哪儿？）
Lewis一愣，忙问太太：“Where do we live？”（我们住哪儿？）
这话让911那头听到了：“Are you her husband？”（你是她的老公吗？）
“Of course！”（那当然！）Lewis回答道。
“But why you dont know your own address？（那你怎么连自己的地址都不知道？）”
一阵解释……
过了十分钟，救护车来了，将Lewis的太太送到医院。半小时后，一个大胖小子哭着降生了。Lewis那时不愿放弃纽约的高薪，只能立刻将自己的岳父母接了过来。我们那局“八十分”至今都还没有打完呢。
每次聚会，我都会让他们谈谈纽约的情况。那时DOT 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