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陀�6％。失业率低，政府的社会负担就小，就有能力实施支持结构性调整的经济政策和扩张性外交政策，为下一步经济回升和未来经济发展打基础。这次失业的主要是IT高科技人员，而在北美，50％以上的IT高科技人员是像我这样的新移民，所以他们的感受特别深！
EClub／小玲／
在人生的旅途中，人们往往会停留在不同的驿站，让疲惫的身心稍事歇息，然后再从新的起点出发，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人们披荆斩棘，穿山越岭，途中难免会碰到沟沟坎坎。这时若遇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搀扶相伴走完一程，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和思进在重返纽约后，便有幸遇到了这样的一群朋友，他们给予了我们精神上的慰籍，令我们在跌跌撞撞、曲曲折折的旅途中，不再感到孤独无助。这群朋友组成了一个俱乐部，它的名字叫——EClub。
为什么在俱乐部名称的前面加上E字而不是其它字母？我曾问过我们俱乐部的“部长”南茜。南茜是俱乐部的发起人和每次活动的组织安排者。她解释说，我们俱乐部的主要活动是娱乐（Entertainment），俱乐部的成员利用周末时间，自愿地、热切地（Eagerly）渴望参加到这个集体中来，大家随和地相处（Easily Get Along With）在一个充满温暖和友爱的“大家庭”里，或郊游、听歌剧，或饮酒畅谈，并发挥各自唱歌跳舞、吟诗挥毫的专长（Expert），来调节、松弛由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使我们以身心愉快的（Enjoyable）姿态，重新投入日常的工作。而那些个关键词，在英语里都是用E打头的，活动内容又多半是用电邮（EMail）通知大伙儿，所以称为EClub。
正当思进被公司裁员的消息一闷棍打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南茜的一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通过EMail飘然而至，让我们周末去她家涮羊肉。这份邀请来得真是时候，对思进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就像一份快乐可以和很多朋友分享那样，一份忧虑也将被切割成许多份，在对朋友们的娓娓倾诉里，一点一点地得到释放和分解。这不禁使我想起了第一次加入EClub活动时的情景。
那是星期六晚上，911后的第四天。我和思进按时来到“东兴楼”中餐馆，与俱乐部的成员们聚餐。当时到饭店的夫妇有：南茜和理查，莉莉和戴维，莱拉和柯里斯，左翠和江融，雨晖的先生那天有事儿，她一人如约前来，连同我和思进共十一个人。席间，除了左翠和江融是我熟悉的，面对那么多陌生的脸，我心生羞涩，几乎没发一言。而思进则像祥林嫂一样，对这些新朋友重复着他911的恐怖经历。他无意中一遍又一遍地诉说，宣泄了积压在心里的惊恐和后怕。饭后我们来到南茜家饮晚茶。主人南茜和理查为我们准备了各色风味儿的甜点、水果、咖啡和茗茶。在南茜的倡议下，大家围坐在铺着精致台布的大餐桌旁，理查调暗了水晶吊灯的光线。我们十一个人手拉着手，神情肃穆地为911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接着，我们的话题全围绕着911：有夸奖市长朱利安尼的，有敬佩消防队员和警察的，有赞叹纽约市民的，有为死难者家属惋惜的。大家都庆幸思进逃离灾难，并期许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晚，大伙儿离开南茜家时，已是凌晨一点。心与心的交谈，顷刻间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思进也仿佛走出了黎明前的黑暗，期待着阳光的普照。
然而此刻，将要失去工作的思进，又一次面临严竣的考验。朋友们的友谊之手，再一次伸向我们。在南茜家的涮羊肉火锅餐上，使思进受益匪浅的，是戴维关于“球”的一席话：“人生有五个‘球’构成：爱情、亲情、友情、健康和事业。其中事业这个球是橡胶制的，其他四个球都是玻璃的。玻璃球一旦掉在地上很可能就会破碎得无法修复，因此必须精心呵护；而事业这个橡胶球，每落在地面上一次，它总会比前一次弹得更高！”这番话让我俩不宁的心绪豁然开朗。回首我们所走过的路，印证了戴维给我们的形象化描述。
EClub成员第一次镇住我和思进的，是他们的才艺和幽默感。那次，俱乐部的十几个人在雨晖的安排下，到座落于长岛的一家中餐馆里聚餐。菜上齐后，我正慢慢地品尝着美味佳肴。不知谁说了一声，怎么没人唱歌啊？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莉莉和理查已经放开歌喉，声情并茂地唱起了一首男女声二重唱《松花江上》。他们具有专业水准的演唱令我大吃一惊。莉莉低沉浑厚的和音，衬托着理查的高亢激昂，听上去是那么的和谐悦耳。我边吃边欣赏着。只见南茜不声不响地走上前，为他俩一人围上一条冬天戴的长围巾，歌词正好唱到：“九一八，九一八……”这时的莉莉和理查，抗日青年的形象，立刻显现在大家面前，简直与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里的人物的像极了。饭桌上的我们笑开了怀，但又相继捂着嘴不想再笑出声，大家潜意识里感到这是一首严肃的歌。南茜精心策划的节目，收到了忍俊不禁的效果，是我和思进意想不到的。餐后大家应雨晖夫妇的邀请，驱车前往她的家。她家的小洋楼，影影绰绰地掩映在前院的树丛里，像她的名字似梦幻般的富有诗意。置身在古朴典雅的客厅，坐在古色古香的红木椅子里，我们品着清淡芳香的绿茶，倾听着理查——这位天津著名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谈古论今：“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是何等细微的一个点。每个人就像蚂蚁一样渺小而微不足道……”那晚，我们又是凌晨过后才离开雨晖的家。
自多伦多回到纽约后，我和思进几乎每个周末不停地从这栋小洋楼换到那座小洋楼，有时则转到莉莉和戴维的现代化高级公寓里聚会。我们在他们家二十楼高的阳台上做美国式烧烤；在底楼的俱乐部里打桌球、乒乓球；在他们家里卡拉OK自娱自乐。莉莉——曾经的北京某歌舞团独唱演员，奉献给我们一曲《我爱你中国》，她那低沉浑厚的音色，纯净得犹如文艺百花园中的百合花，缕缕地散发出阵阵优雅的清香。而戴维——世界排名前十大公司的主管，在我们聚会时，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重任。比起管理成年人，和孩子们在一起，他可以褪去谨慎、揖让、规行矩步的礼貌盔甲，俨然孩子王一般与小朋友们玩成一团。
真是聚也依依，散也依依。EClub的成员们无不惋惜地送别了莱拉和柯里斯，他们因为工作而迁移到了别的城市。而在联合国工作的左翠和我们EClub里的“张学友”——业余摄影师江融，为了孩子的教育，也暂时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但是，为庆贺我大学毕业而举行的Surprising Party上，新鲜血液也随时地添加了进来，比如陶昶和万玲、老邢和小侯夫妇。那天，我被他们十几个人蒙在鼓里，在思进的“拐带和诱骗”下，走进了喜来登大酒店。大堂的服务员也被他们“收买”了，一听思进报完大名，她赶紧地跑去里面“通风报信”了。当两个人的庆贺突然地变成了十几个人时，我由于吃惊而感动。我感动身边飘飘浮浮悬着的大气球，感动象征着毕业的大蛋糕，感动献给我的鲜艳夺目的玫瑰花，更感动他们那份真诚的友情。我还因为感动而吃惊，吃惊老邢美食家般敏感的味蕾，舌尖上立显优劣三六九等。
那年夏天，我们驾驶四辆车承载五个家庭共十三个人，一大早便前往纽约上州的小城镇——泰瑞镇（Terry Town），开始了两夜三日游。我和思进搭坐在理查他们的车里，一路上谈笑风生。手机的好处在这会儿是最显而易见的。但凡不确定由哪条出口下高速，但凡有事需要通知大家了，一机在手，万事大吉。南茜用手机通告大伙儿，午饭得到了目的地再吃；晚餐不用担心，由老邢安排。我不由得为老邢捏了把汗，那么多人众口难调，他将准备什么样的食物来喂饱我们呢？特别是我最麻烦，从小不吃肉。不食肉，出门做客，郊游聚餐，是很不方便的。为此，每逢聚餐，EClub的朋友们总要为我特别准备一份菜肴，我常常感到内心不安。老邢不愧为美食家，他“擅自作主”，在小侯的协助下，到曼哈顿上城有名的ZABAR’S，一家犹太人开的熟食店，采购来人人爱吃的Picnic的美酒和佳肴。傍晚时分，我们十三个人坐在树荫底下的草地上，既享受着美食带来的乐趣，又听老邢讲述着欧·亨利描写的一个经典故事；他侃侃而谈，像品尝美味那样，品评着欧美文学。中文系毕业的陶昶，岂能容老邢一个人专美于前？充满书香气的家学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陶昶成了我们俱乐部里随问随答的典故专家，那晚我们分享着他所拥有的中国文学宝库的精华……然而，第二天采取民主的方式来商讨吃什么样的晚餐时，我们十来个人，却有几十个主意。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来，商量去的，四个小时竟没有一个结果。先商议是吃中国餐还是外国菜；再到选哪一家餐馆儿好，是大型的、中型的，还是小型的；等好不容易确定了地点，一查看地图又觉得太远不合适，真是热闹非凡。最后是怎样定下的餐馆我已经不记得了，思进也想不起来了，而我们无法忘却和享受到的，是人人参与讨论的有趣过程。
当然，我们也有步调一致的时候。那是一次与赌场斗智和考验我们自律意识的“赌场一日游”。纽约州的法律是禁止纽约开赌场的。被禁止的，正是人强烈愿望的。纽约周围的几家赌场，不知道赚走了多少人的血汗钱。嫌钱赚得还不够多的赌场老板，为了吸引纽约客们去狂豪滥赌，在各个社区开辟了赌场专车，还赠送每人价值三十五美元的赌场优惠券，其中十五元可以用来在赌场的自助餐厅免费午餐，剩余的作为赌资。挑战人性的弱点是EClub这次活动的主题。我们商定不能从自己的口袋里蹦出一文钱在赌场里，并且要在那里吃好、玩好和消遣好。星期六一大早，坐着赌场的专车，我们出发了。到了“金城大赌场”里才知道，想把优惠券换成真正的筹码，必须在轮盘转的赌台上先赢，而那里早已围着好几层跃跃欲试的人们。陶昶和思进抱着早赌完早离开的念头，十分钟不到，便把赌资“还”回去了。理查则索性把他的赌资全交给了南茜，脑筋都懒得动，任由她碰运气地给输掉了。手里还紧攥着赌资的女士们，不肯再轻易下注了。大家决定先去用餐吧！坐在宽敞明亮、干净漂亮的西式自助餐厅里，我们悠哉游哉地开始了边吃边聊。除了酒需另付钱外，饮料咖啡，甜点蛋糕，蔬菜萨拉，海鲜牛肉，水果冰激凌，可以免费随意地享用，真是应有尽有。我们调侃道，要是赌场老板整天碰到我们这样的主，只吃喝，不下注，运气好再赢点钱回去，那不是亏大了吗？可像我们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呀！思进对他们说起了克利夫兰的朋友John温的故事，叹息他大好前程葬送在赌场里了。可这些人听了却不感到意外，因为他们身边也曾遇见过这样的人。吃饱喝足总结完失败的经验，男士们为女士们出谋划策了。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十元一注的赌资分两次，押在一、二和五字上，这些数字在轮盘上有百之九十以上的概率，联合起来准赢。走出餐厅，我们兵分两路。男士们去了酒吧间继续高谈阔论，女士们则去赌台把该赢的钱取了回来，他们的策略分毫不差。可惜，赢回来的筹码，转眼间，被我们试运气的行为又吃进了“老虎机”里。南茜、万玲和我在面面相觑的一瞬间，从对方的眼睛里读到了：要不，再试一试？仅此一刹那就足以证明我们并非圣贤！我们也向往瞬即致富，只不过理智促使我们怀着大功即将告成的心情，和男士们在酒吧里会合。回家的时间快到了。坐在流水潺潺、美轮美奂的酒吧间休息大堂，抬头仰望模拟的星夜天空，想象着宇宙苍穹的浩瀚无边，我们不禁问：“在大自然万物中，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动物？”EClub的成员们在聚会时，常常讨论类似的问题，自赌场回来后，便更渴望对人性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人是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动物。这才使得赌场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明知会输也不惜一搏。”
“人性厌恶单调、重复性的生活。这才使得人们乐此不疲地去追求刺激性的活动，而赌场恰好能让这种刺激、兴奋和沮丧达到最极致。”
“人是一个矛盾体。他一方面追求安稳、固定，另一方面又寻求变化、时时翻新。人性喜新厌旧。”
“人是非常个体化和孤独的动物，生老病死都必须自己去承受，无人替代。他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他需要朋友的理解、支持与帮助。”
人期望获得友情使自己快乐，正像理查所言：“首先要使你周围的人先高兴快乐，要先舍后得。即：舍得。”这也是精心呵护四个玻璃球不掉在地上摔碎的前提。
我们中国的道家哲学不是有这样一说：“有德之人，天地所爱；无德之人，天地所怨。”假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国家都遵循这样的哲理，和谐幸福离我们便不远了。
罗斯福岛／小玲／
重返纽约后，我和思进不停地寻觅着我们的“窝”。在诺大的纽约要找到自己喜欢和合适的地方，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是有惰性的，在所有的朋友中，我和思进算是折腾得比较厉害的一对。我们搬家，不仅仅是一个区搬到另一个区，不仅仅是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我们是跨越国界地来回倒腾。从多伦多来纽约前，小莺给我们在布鲁克林找了一套在二楼的房子，作为落脚的地方。房租850美元一个月。我们在那儿的头三个月，没买任何家具，连煤气也没申请，每天用
微波炉炊煮，就是想着尽快地搬走。那时我还没有开始读书，买了一张地铁月票，整天整日地找公寓。几个好的地段：曼哈顿、布鲁克林高地、皇后区的森林小丘，都被我转遍了。但不是离思进上班的地点太远，就是嫌租金太高。比如，曼哈顿一间四十平方米，里面为Studio（
客厅连睡房）的公寓，租金一千六百美元；一房一厅竟然要价三千，贵得下不了手。没办法，我只能去世贸双子楼对岸的新泽西州新港（New Port），排队三天等待那里的公寓空出。思进那时在双子楼上班，住那儿算是最方便了。然而，911的一声巨响加上我重返了学校，把我们找房子的计划推迟了两年。这两年里，我们的房东每年租金上涨100块，超过了10％，高得有点儿离谱。
在一次EClub的聚会时，我们又谈起了这事儿。朋友翠西问道：“去过罗斯福岛吗？我们刚来纽约时，在岛上住过两星期。那儿有几栋联合国的公寓楼，现在好像‘对外’了。为何不去看看？”
人们都知道，曼哈顿是一个岛，可有多少人知道在曼哈顿这个岛里面，还另有一个岛呢？这个岛位于纽约的东河，在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它叫罗斯福岛。我和思进在纽约前后住了不下七年，却还真没有踏上过罗斯福岛，也不知道这个岛上还有公寓楼出租。
于是，2003年夏天，我们以旅游者的身份，在曼哈顿第二大道六十街，坐上了通向罗斯福岛的电缆车，三分钟就到了。岛上空气清新，绿树成荫，凉风习习；草丛间，小松鼠活泼地跳来窜去，一刻都不消停；漫步在大石块铺就的河堤岸，听着河水涌动的拍浪声，我们仿佛来到了一个度假胜地。一条长长的河流，竟神奇地隔绝了对岸曼哈顿的繁华喧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