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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初，我所在的INEA和加拿大第一大银行皇家银行签署了一份合同，由他们投资三千万美元将原先仅在皇家银行内部使用的INEA软件，在三年内开发成一个适合所有全球银行的金融产品。这个项目，委托INEA来完成。因此，INEA“鸟枪换炮”，开始招兵买马了。我被提拔为小组长，负责一个核心技术组。INEA那时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请假不能超过一周。于是从1998年到2000年，我没办法回国了，只能将每年三周的休假化整为零，游遍了加拿大。而那三年里，周围朋友同学们不断地来来回回，有的还成了“海龟”，弄得我也心里痒痒的。
第二次回国是在2001年。那时INEA的产品初步完成，已被好几家北美跨国大银行采用。我父亲在3月要过七十大寿，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次。我和老板商量了一下，他“特许”我三周假期。在这次回国之前，我已和大学的几个同学恢复了联系。从他们那里得知大学同学中有几个成了大型国企的老总，如上海烟草集团、缝纫机集团、英雄集团等；有的成了民营企业CEO、CTO；还有两个“大款儿”，一个在上海，是股市“大户”，一个在深圳开一家工厂，有上千名员工。还有一个同学Karen开了一家“猎头”公司，她介绍了国内IT行业的几个朋友给我。那时我和小玲已成为加拿大公民，恢复了自由之身。这次我决定集中时间，只去杭州和上海，好好地和他们聚一聚，探索一下海归的可能。我是搞金融软件的，首先要了解一下国内这方面的情况。
和第一次不同，我们这一次是在上海浦东机场下飞机。还是小玲全家等候在机场。国内的一个同事大陈也开了车来接我。他当上了上海财政局的处长，说和浦东开发区的一个老总是哥们儿，已安排了我们马上见面。于是小玲跟家人回家，我和大陈去金茂大厦顶楼餐厅。在开往金茂的高速公路上，我四处张望。要不是路牌上的中文字，我真感觉不到已经回国了，好似是从多伦多机场的回家路上。上了金茂顶楼餐厅，四下望去，又好似在多伦多的CN Tower上一般。不同的是，陆家嘴的楼群比多伦多Down Town看上去气势更大一些。不过，和浦东的那位老总的谈话好像并不投机。他一个劲地向我介绍他的公司情况。说他公司里80％以上是海归，他已将他们的许多专利变成了产品，又把他们带来的好几个项目“孵化”成熟，成功推上了市场，还说他帮了多少海外的投资赚回大钱等等。当得知我只是一个高级电脑工程师，一无专利，二无现成项目，三无资金可投资，就好像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买单时，我想显示一下海外“成功人士”的气派，抢先掏出了皮夹，因为还没有人民币，拿出一张Amex金卡。大陈手一推：“别！我早就结了账。你在外面赚钱不容易，怎么能让你付呢？！”由于好奇，问了一下多少钱，“不贵，我有贵宾卡，可以打九折，还不到三千。”“三千？！”好像没吃什么呀，一瓶红酒，几个菜而已……
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杭州庆祝我父亲的七十大寿。那时他的房地产事业正如日中天，我弟弟家叠就是个“海龟”，事业也蒸蒸日上。从温州前来祝寿的一帮堂兄弟们更是个个有自己的企业，和他们在一起非常兴奋。他们个个要我“赶快回来”，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不过看我爸爸七十高龄仍在奋斗，我已暗自决定至少不能再在加拿大“享福”了。
一周后回到上海，和同学们的聚会是我盼望已久的。十几年没有见面了，人人变化巨大。在十几个出国的同学中，我好像已算是最成功的一个。但是和留在国内的老总、CEO、CTO、企业家、“大款”们一比，感觉到“差距太大”。因为只有我一个是“外面的”，他们先问了一下我的情况。好几个老同学谈了他们出国考查的观感，说知道我们在外面不容易，很辛苦的，能“混”到我这样就算不错了。接着他们聊起了其他话题。一听，一串串我似懂非懂的词语从他们的嘴里冒了出来，什么“资产重组”，什么“分红送配”，什么“争取先上二版”。我不禁想起我们北美同学朋友们聚会时的话题：不是换了辆新车，就是买了栋新房；不是儿子上“公文数学”，就是女儿钢琴考级。真是大不相同。和他们提到我想回国发展，大家分析了我的情况，好像又一时找不到合适我的位置。又过了几天，和Karen介绍的几个IT行业的朋友聚会。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中国软件业，特别是金融软件的大致情况，得知一是国内的金融业和国际尚未接轨，北美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在国内还没有；二是在国内超过三十岁的再搞纯技术的已不多了。
不像第一次回国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这次回国，我找了一个机会一个人上街走走。那是回国两周后的一天，小玲和她原来银行的同事们聚会去了。我一人到静安寺逛逛。在过南京西路时，先是红灯，可我周围的行人好像并不领会，仍在来往的车辆中自在地穿行，只留下我一人还站在原处。等到绿灯时，我向马路对面走去，但来往的车辆好像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一辆车甚至直朝我冲来，我吃惊的停下了脚步，可这辆车一直冲到离我一公分的地方才刹车。司机探出头，像看外星人一般看着我：“想什么呢？！你怎么不动呀？！”出国十几年，我突然明白我在国内连马路都不会过了，还是先回纽约吧……
回纽约不久就经历了911，这又重新激起我回国的欲望。作为一个幸存者，好似领悟了生活的真谛：第一，活着真好！第二，不一定会有明天！只要还活着，该做什么，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虽然目前还不是回去的最佳时机，但从目前国内发展的速度看，应该还是有我可以发展的空间。少则三年，多则五年，我一定会找到我在国内的“Niche”（合适自己发展的位置）的。
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回国感想／小玲／
过大年
来到北美闯荡，在不知不觉中总会留下一些遗憾。对我来说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无法时常和亲人们聚在一起，特别是不能凑到个准日子，和思进一起回家，陪伴我们的父母们过一个团团圆圆的新年。
我和思进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克利夫兰度过的。那是1991年2月15日，我刚到美国两个多月。我的头等大事儿是打工赚钱，帮着思进攒学费。他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凑齐，哪有余钱来庆贺春节呢？那天思进眼睛一睁开，就随意地、不着调地哼了一句：“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还嘲笑他把大年初一唱得那么离谱。谁能想到，这样离谱的一句话，在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谁先醒来，就由谁来哼，一哼便是十几年。那天一放工，我们便应邀来到朋友陈静和车庐的家，他们那时都已经硕士毕业，正处在找工作的阶段，假如一年内工作无着落，他们就要打道回府。我们一共四对夫妇，下饺子喝片儿汤，“八十分”的牌局一直开到大年初二。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地过了个穷开心的春节。如今想来，我和思进离家在外无亲无故，仗着年轻，浑身是胆；我们坚信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句名言，是经过了许多挫折后慢慢咀嚼、消化后才切身体会到的。
搬到纽约以后，我打全工，思进全工全读，春节也不例外，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了。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们都散居各处；有的朋友的孩子还小，留在了大陆，节日里只能对着全家福相片，伤心落泪而无心聚会；有的朋友“单枪匹马”，索性打工挣钱，有泪也往肚里咽；大家很难像在克利夫兰那样聚在一起欢度春节了。没有了喜气洋洋办年货的忙碌过程，没有了除夕夜的“春节晚会”，没有了亲朋好友间的串门子拜年，没有了假日，我和思进除了睁开眼的那句不着调的“歌”以外，春节和往日的任何一天没什么两样。节日的气氛离我们是越来越遥远了，而我们渴望和亲人们团聚的心却越来越强烈。直到1995年以后，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稍稍缓解了一点儿，这才想起到纽约的中国城欢度春节。
纽约不愧为全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炉。各个国家的移民在这里安居乐业，相互包容，和平相处，为实现各自心目中的美国梦而辛勤耕耘。随着中国移民大量地移居纽约，华裔族群参政意识不断加强。因此，纽约市政府不敢忽略华人，也开始聆听他们的声音了。从2002年起，政府规定，每逢大年初一，华裔员工可以不去公司上班，曼哈顿的中国城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放鞭炮，庆贺中国人的
传统节日——春节。纽约人都知道Lunar New Year（阴历中国新年）。大年初一的中国城，大街小巷拥挤不堪，人紧挨着人，要靠警察们来维护秩序。老美们成群结队地赶来凑热闹，很多大人领着孩子来到放烟花的地段，标价十美元的一个烟花筒，他们一买就是两三个；大人和孩子们一起放一起乐。这些无火药的特制烟花，窜到了上空便似天女散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五颜六色的彩纸，把街道装点得色彩斑斓。老美们满脸喜气地参加各种庆祝活动：舞狮团的队伍里有他们，扭秧歌的游行队伍里面有他们，看热闹的人群里有他们，卖灯笼的摊贩前有他们，坐在中餐馆里吃饭的，就更少不了他们了。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过节总离不开一个“吃”字。民以食为天，到哪里都一样。住在纽约的老美们，个个都是中国通的
美食家。他们不像外州的那些老美，只会吃甜酸肉、蘑菇鸡片、宫爆鸡丁和春卷。纽约的老美们会按他们喜爱的菜系去寻找中国饭馆，比如上海老饭店（江浙菜）、金丰大酒店（粤菜）、五粮液饭店（四
川菜）等等。大年初一过新年，我和思进本想到中国城的上海老饭店，去吃点儿家乡菜以解乡愁，沿途却出乎意料地看见中餐馆门前都排满了长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美，因此，这会儿想落座在上海老饭店，大概有难度。果然，饭店门口早已是一条长龙。我俩乘兴而来，总不能空着肚子败兴而归地回家吧？走进饭店里边儿，我想问一声要等多久才可能坐下吃，老板娘告诉我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太久了！我们只好点几个外卖回家去吃。在等着拿外卖的空闲，放眼望去，十几个桌面上，除有一桌是亚裔人外，手拿筷子津津有味坐那儿吃饭的全是老美。惜时如金的美国人，为了在传统的中国年里吃上一顿中餐，竟然耐心极好地甘愿等待。思进感慨万端地我对说：“这帮平日里神气活现的美国佬，在中华美食面前，一个个显得恭恭敬敬，倒透着几分可爱劲儿！”纽约中国城的春节热闹场面，驱散不了我想回家的心情。只有回家，才能与亲人们过个记忆中那难以忘怀的、充满着甜美温馨的大年。
在儿时的记忆中，家家户户早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那些年，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排队。从十三四岁起，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儿一样，一大早便帮着妈来到菜场，在鱼摊、肉摊和蛋柜前各放上一个小竹篮或小凳子什么的，标示着在队伍里占了个位置，同时和排在我前面的阿公阿婆们打好招呼，然后在那儿呆上差不多一天，将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一一买齐。第二天，我再带着票证去南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即带壳儿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以及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了的年货，熙来攘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碰到了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买东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到了小年夜，我则会守在炉子边，看着妈妈把我买回来的长生果和各种瓜子一样样地炒熟，待它们冷却后，再分别装进不同的罐子里储存起来待客。我比弟弟多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借着看它们是否炒熟了，而将每样东西抓一把先尝尝，这项优先权是作为妈妈的小帮手换来的。
除夕夜，妈妈要将烧好了的饭菜放在桌上先祭祖，求他们保佑全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那上面有水笋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这些菜都是有隐喻的：盼我们的好日子节节高（笋），要年年有余（小黄鱼），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元子）来，新年万事如意（黄豆芽）。爸则摆好碗筷，上好了香，随后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纸钱放在铁皮脸盆里，点燃烧着后，跪在地上，对着老祖宗的牌位，一边儿磕着头，一边儿嘴里喃喃自语。我们随后一一依葫芦画瓢般地跟在后面。一直等烧完了香，我们全家才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我和弟弟的枕边准会有一个红包和一只鼓鼓囊囊的口袋，袋子里面装着瓜子、长生果和各种平时很少能吃到的糖果。这些便是我们“法定”的配额。等到客人来了，我们是不准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是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家拜年得来的。比如，从初一到初四一大圈儿拜下来，我会收到二十多元钱的红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余的当然都要上交给妈妈作为新学年的学杂费。那时，每次刚过了元宵节，我就开始盼着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学校上课，又可以吃到希罕的东西，还可以拿到压岁钱和穿上新衣服，多美啊！
2005年2月，总算熬到了出国十五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大年的日子。心里那份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为了圆我十几年来盼望回家过大年的梦，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到上海，就已经是小年夜了。一踏进家门便问妈妈：“大年夜饭吃什么？”妈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几种我最喜欢的菜。三十晚上，妈妈为我做了荠菜豆干虾仁馅儿的馄饨、香葱麻油拌海蜇头、清蒸大闸蟹、清炒河虾仁和鲫鱼汤。这些菜比我小时候要精致多了，但我却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好胃口。吃饭之前，爸妈也省去了以前祭祖烧纸钱的仪式了。用妈的话说：“现在的日子天天像过年，不用祈求老祖宗的保佑了！”物质已然丰富到了想买什么就有什么，价廉物美，那份来之不易的幸福感觉，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遗憾，遗憾我再也无缘找回以前过年的感觉了，在中国如此，在北美也一样！
我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小时候所期盼的好日子已经实现了，为什么还要念念不忘那一去不复返的日子呢？人应该不断地向前看，去寻求新的内心平衡点，幸福感才会回到身边，不是吗？团圆日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家，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家。在阔别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暂时把思进搁下，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上海的家。爸妈对我由远距离的思念变成了近距离的关注。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出门应酬，我无不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整个新年期间，我像个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分批与亲友们在饭店餐厅里相聚。每当他们夸有个“争气”的女儿时，爸妈便打心底里发出舒心的欢笑，岂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厅包房里很多亲友抽烟时散发的烟雾，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