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后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书信便成了家华和我们互通信息的桥梁。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上了高中；去北京读了北大；后来回到老家结了婚；再随公爹搬到杭州定了居。尽管思进和他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片手足之情。
2001年初，思进全家汇集在老家给公爹庆祝七十大寿。我们从多伦多回到了阔别15年的老家；家叠刚从爱尔兰
留学“海归”回来；大哥斯鸣和大嫂东丽也从西安赶来；和家叠的女朋友一家，加上老家大大小小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好不喜气洋洋，热闹异常。而那时的家华也俨然地由“小大人”而成了真正的大人。每天毫无怨言地安排着全家二十多人的一日三餐。我每天起床后，便随着大伙儿跟在家华的身后去吃早餐，然后是午餐和晚餐。自自然然，心安理得地被他关照着，直到我们离开老家返回加拿大。
当思进的9·11历险记被杭州《都市快报》采访报道发表后，又是家华一大早奔向报亭，几乎买下了那个报亭的所有《都市快报》，近两百份。他把报纸一一分发给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分享他二哥死里逃生的庆幸，让我俩接受大家的祝福。可谁能想到，几天后，他去上海时竟然查出已身染不治之症！那天我突然接到家叠的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叠带着哭腔的求救声撕裂了我的心：“嫂子，你可不可以在美国想想办法救救家华啊？！”
我打电话，上网四处寻找良医妙方。不过家华最终选择了留在杭州，留在父母和妻子身边，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乐观豁达，顽强地和疾病斗争。开刀移植大腿骨，电疗和化疗，他不哼不哈，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被上海几大名医宣判只能再活三到六个月的他，硬是撑了两年多。其间思进还一直在网上和他聊天，到后来我们竟产生了他可能会康复的感觉。也许，他已经意识到突然地离去会对爱他的人打击太大，才表现得如此开朗、乐观，毕竟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太年轻了！
最后，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参加葬礼。我选择了逃避，我不愿意相信他已真的离开了我们，不愿去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上个月回到杭州，家华的房子还在，可已人去楼空。一直陪在我左右的家叠更使我对家华的身影挥之不去。要是家华还在的话，对我呵护关爱的一定会是他。在将要离开杭州的那天早上，我躲在家叠的卧房里哭了整整四个小时，郁抑已久的思念之情像火山爆发一般，无法控制地喷射出来。无法逃避的事实告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永远令我难以忘怀的“小大人”一样的弟弟——家华！
“海鳖”／思进／
出国前仰慕西方文明，出国后方知爱国。清朝留洋学子后来百分之百成为民族主义者绝非偶然。
番邦流落二十年，沧桑历尽终有闲。苏武牧羊心在汉，四郎探母鸟知还。
当年寄人篱下，只有认同他人一套。他日修成正果，还我玉塑金身！
2002年10月，我第三次回国探亲，小住两周，感触万千。
你若是物质主义者（拜物教），绝对应当生活在当今中国。你若是清教徒，那么北美确实是天堂。你要是没有什么欲望，北美是一个好去处。否则还是呆在中国，那里你可以实现任何欲念。
多年以前，我从中国去到北美，那里物质的充裕令人咋舌。可今天由北美回到中国，这里物质的丰富让你震撼。
在北美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在中国可以充分享受人气。
在中国我容易吃成胖子，在北美很容易喝成肥仔。
在北美可以欣赏美丽的自然，在中国可以享受生活的内涵。
在中国生活你极容易忘记自己，在北美生活要为自己担忧不完。
年轻人应在北美磨炼，中年人应在中国发展，老年人要在两地轮住。
美国给人一片自由的蓝天，中国给人一个坚实的大地。（唐师曾语）
女人把家庭当做世界，男人把世界当成家庭。（唐师曾语）因而，男人普遍想回去，女人多半拖后腿。
人生悲剧：在北美消磨一生。
坐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的一个咖啡馆里，对朋友们感叹地侃完这一大段心得，我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不对比不知道啊！
我对朋友谈起长期以来所了解的中国留学生回流“淘金热”。
“你有没有看到凤凰卫视的消息？——中国二十多年人才外流趋势开始倒转，最精明和最好的人才正在从海外回归，加入中国人的淘金队伍。这说明了什么？”
“是什么呢？”朋友反问。
“这说明刚好在美国经济停滞时期出现的中国改革新措施，正在说服最成功的中国海外人士回到祖国寻找发展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今天的中国像十年前的美国硅谷那样充满希望。我曾经看到《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对于企业家的吸引力也显示这个国家正在改变对企业的态度。政府官员对海外留学生和华人企业家提供免费机票、旅馆和
创业基金……”
说到这里，我的手机响了，一个朋友打来的，他从美国回来有两年了，又在竭力劝说我快点回来，他说，中国的机会多着哪！
五年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创业基金，今天创业基金已经达到两百家，一半以上都是政府机构支持的。中国政府已经成立六十家归国留学人员创业园，归国留学人员已经创办四千家公司。我是海外游子，有回归的念头，所以对海归，我了解得很多。尽管互联网公司的破灭造成全球创业资本萎缩，然而，还是有许多华人企业家看到了中国的机会。去年，四点二亿美元创业资本进入中国新成立的公司，尽管比2001年下降20％，但对归国留学人员来说，中国市场的希望仍然超过美国。美国创业资本在2002下降到二百一十亿美元，比2001年的四百一十三亿美元下降近一半。已有三万多名归国留学人员在上海工作或者创业，百分之九十都有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上海预计到2010年，归国留学人员将达到十二万。浦东归国留学人员服务中心官员胡平说：“中国需要不仅了解中国，而且具有先进的外国观念和技术的高层次人才。”
上海已经形成两个群体，即在沪工作的国际化留学人才群体和高层次高科技留学人员企业群体，他们已经成为上海走通“华山天险一条路”的重要生力军。政府、企业、社会对于“海归”的评价和选择也日渐趋于理性，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以蓬勃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热潮的到来。
咖啡馆的门或开或关，一群一群的人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一看位置都已满了，只好又走出去。国内的生意真好，现在中国人的休闲生活还是挺惬意的啊！就是国外的咖啡馆也没有像这里的人气旺。二十年前，我在杭州时，哪有这种繁荣啊！
原来，我对归国的朋友还不太注意。有一次朋友说，许多人都回国去了，你为什么还呆在国外？我吃惊地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在与朋友的对话中，我才知道现在是归国热。
朋友说起L：“他回中国去了。做了一家银行的CTO（首席技术官）。年薪一百五十万人民币。”我惊讶！疑惑地望着他：“是吗？”朋友确信地点点头。
印象中，硅谷的人回去了一些，他们是搞电子通信网络之类的时髦科技，中国正需要这些，况且创业成本并不高。而在传统工业城市底特律的留学人员，回归似乎跟他们联系并不大，因为技术并不时尚，而且机械与汽车工业的投资是让人望而却步的。
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身边有人回去了。有的做了“长江学者”；有的办起了自己的公司；有的当上高官；有的被派回中国；有的被高薪聘用。仿佛一觉醒来，回归跟自己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是岸，美国是海。回去的成了海归，演变成“海龟”。留下的憋在美国，也就成了“海鳖”。海龟们在奋斗着，在岸上热火朝天；海鳖们心存不安，在海边跃跃欲试。
在北美，很多从中国探亲或者出差归来的人都说：“回去的感觉真好！”一回来就感到压抑甚至沮丧。要过很长时间心才能收回来，而对北美平静如水的生活，回国仿佛是刚刚做了一个梦。讲述起回国的见闻，他们便眉飞色舞，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雄心尚存的人会羡慕地说：“国内的机会真多！”见到往日的同学和朋友正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向往的心便会高高悬起，仿佛人家中了奖，而自己只能眼巴巴地旁观。
“海鳖”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回去吧，我们要做“海龟”！海归呀，已经成为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挥之不去的梦……
想当年，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里，在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国度里，西方是我们梦中的天堂。多少学子拼命地追求着那条通往天堂的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朋友都曾与我探讨过当初为什么要出国。那时候，人们为了出国，拼命地嫁出去、派出去、带出去、走出去。可现在，那些好不容易出来的人都叫嚷着要回去！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现在这么多‘海鳖’想回国，当初又何必要出国呢？”朋友问。于是引出了出国与不出国的区别的话题。
“出国与不出国当然有很大区别，出国是有很多收获的。”我说。
出国排在首位的应该就是眼界的开阔、视野的拓展。出国后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对国外的了解是那么有限。
出国后，对美国、加拿大的现代化，物质上的富庶没有感到惊诧（相反，我最初倒是最奇怪这里怎么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西方”，那样“资本主义”）。但是，这里的很多软件类的东西，比如社会的运行机制、人们的价值观、集体性格以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各个民族所经历过的历史路程，乃至全球的变化多端的心态、思潮和格局，所有这些都是我不置身其中就难以领会得到的。
在这里，由于资讯的全面，对世界其他文化的认识不见得就是最正确的，但起码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甚至全方位出发的，有时也是更直接更快速更丰富的。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了一个反观的再认识，这一点，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识不够渊博、思想不够成熟的人来说，很重要。
我
留学美国的感受，很有点像1979年第一次读到“朦胧诗”时的感受。当时我想：“噢，诗还可以这么写！”到了美国后，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这么活着！”
这里，并不是在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在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假如要争论何方的月亮更圆，就如同两小儿辩远近，智者也是说不清的。我们讲的是更为基本的东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正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John 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曾经说过的那样：“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建立在某种方式上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人具有相当多的常识和经验，他那能显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为就其方式本身来说是最好的，而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好几十万足迹遍布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从各自不同经历中学到和带回中国的许许多多东西中，将包括一种基于对人类社会多样性的认识而产生出的更为宽容的社会生存意识。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他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他社会的一切。有时，他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9年后，当在几十年的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不外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中庸之道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现代辩证方法。细究起来，这不过是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上的两种不同的判断和取舍方式。“为体”的“中学”，不但是决定“西学”有用无用的基础，而且显然也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
美国人在这方面有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一百多年和平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完善的民主体制和日渐流行的大众文化，使美国人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仿效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绝对标准，而很少意识到美国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子，并很可能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例子。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自由”的学术观中和“客观”的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
美国人需要像中国人在“文革”后那样深刻地反思。当年越战的失败，曾给美国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机会，可惜这次反思进行得显然不够深刻。911事件让美国对自己的国际政策应该有所反省。
基于绝对的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其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是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把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
有一次野餐，朋友和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谈起这个问题。那个朋友问美国教授，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人们具有绝对的“对错”意识。美国教授先是不假思索地说：“没有。”想了想后，说：“有，在清教徒时期。”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这样。美国认为自己唯一正确，这显然是不对的。”
也许，倒转去十年或十五年，对绝大多数旅美华人和留美中国学子来说，回去，还是留下，并不是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在各方面都大幅度落后于美国，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差异都相当大，只要有可能，谁都会想办法留在美国。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中国和美国有了可比性，“海鳖”们有了选择的余地，是否做“海龟”？什么时候归？他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诱惑”／思进／
我回到了出生、成长和工作过的地方——上海。在这里我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在这里我工作多年；在这里我跟小玲结婚成家，也是在这里，我顺利地拿到了去美国的签证。上海的变化真大呀！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都认不出来了。浦东崛起了
东方明珠高塔、财富论坛大厦，杨浦大桥飞架于黄浦江上。阔别多年，漫步外滩，眺望着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银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巨型幕墙在阳光下折射着耀眼的光芒。夕阳落下，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在不停地闪烁，映在黄浦江里，随着波浪一起飘荡，我的心也随之跳动着。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世界，中国的窗口。我去过别的城市，城市的轮廓与记忆中的都市大相径庭，街景日新月异，都市都很美。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