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去看了。“地富反坏右”们自始至终得低着头，叫低头认罪。老太太太老了，又是小脚，哪里经得起长时间的站立，看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想抬起头来又不敢，我出于本能地感到老太太需要搀扶，可我缺乏勇气，逃离人群不想再看下去。石库门里一帮和我差不多大的七八岁孩子，有时候为了好玩儿，依样画葫芦学着大人的样子，拽着正坐在天井里晒太阳的老太太，踮起小脚跟着他们走，站在他们家的毛主席像前，让她低头认罪。老太太实在是太本分太老实了，连小孩子的话她也听。一次，这情形恰巧被我撞见，我岂能容忍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这样地折腾老太太？我火冒三丈，不管三七二一地冲着那帮孩子大吼大叫，像极了一头发狂的小母狮子，为保护老太太，大打抱不平。打那以后，孩子们是不敢再这样胡闹了，而我在石库门里“凶”出了名，同龄人对我都“敬而远之”。稍大点儿才懂得，我们的邻居，都是善良的普通老百姓，大家伙儿一个石库门里住着，他们根本无心针对我们家，这才不上纲上线，扩大“阶级矛盾”。
老太太的一生很可怜、很无奈、很可悲、很不幸。她被动地听任命运摆布，连反抗和挣扎的欲望都没有，走得无声无息，无波无澜。第二年的清明节，和第四房太太定居在苏州的老阿爹，来上海给他的正房太太（我的老太太）扫墓。吃了晚饭后，老阿爹还好好儿的和爷爷下象棋。突然地，他手捂着心口说不清话了。医院的救护车又停在了石库门前，老阿爹被送到医院后，再没有回来。或许老太太在九泉之下一个人太寂寞了，她是需要爱，需要陪伴，需要丈夫的。她等老阿爹等得太久了，几乎等了他一辈子。就在那天，她丈夫去看她的那天，把他招去了。我想象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由救护车带来的恐惧感也减轻了。
从我记事起，老太太是第一个离开石库门的人。而不住在石库门的老阿爹也在石库门里离开了我们，是天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谁也说不清，谁都道不明！就在老一辈的人带着恩恩怨怨离开我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林彪集团垮台了，学校掀起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美公报》的发表和尼克松访华后，美国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频率越来越高。石库门和有名的南京路商业街只隔着一条马路，来我们里弄街道的访华团多了起来。石库门也有了接待任务，由小组长按居委会发布的注意事项，挨家挨户地通知大家：外宾来的那天（通常是上午），不允许衣服晾在天井里和大门外；过道里的煤炉不能起封，要等外宾走后再烧饭；家里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以革命的姿态迎接政治任务。那时的九江路石库门，里里外外旮旮旯旯因年久失修，早已百孔千疮。原来房间的橡木地板，换成了坚硬冰凉的水泥地；“十八家房客”几乎千篇一律地在水泥地上，刷一层暗红色的涂料，打上一层蜡，来遮掩触目惊心地的冰冷。天井里、晒台上的房梁支柱和两扇黑漆脱落的旧大门，像风烛残年的老人，刻满了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无法瞒天过海。每家每户的煤炉靠放在自家门口的走廊里，一目了然。那些用惯了煤气的“洋鬼子”怎么都弄不明白煤炉为何物？他们参观时问个没完没了，这边翻译解释得尴尬无比。不久，一个命令下达。石库门因祸得福，“十八家房客”家家用上了煤气，从此和蜂窝煤说再见了。
谁知，好日子刚过了没几天。1976年，国庆节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姥爷像往常一样喝了点儿酒，想沿着老路溜达溜达。刚走出后门，他就蹲在地上动不了了。恐怖的救护车又把姥爷从石库门里接走！我和弟弟在医院直等爷爷病情稍稳，才安心地回家睡觉。那晚，睡得死沉死沉的我，被一阵阵急促而响亮的乒乒乓乓的敲门声和邻居孩子们在窗外不断的叫喊声惊醒：“小玲，你爷爷在医院里不行了，快醒醒！”我真不愿醒来。就像姥爷有一次请客吃饭，买来了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可惜我睡着了，他摇啊，喊啊，怎么都叫不醒我，第二天我还追悔莫及。然而那晚，我醒来了，清醒之后带来的悲伤，无与伦比。我哭哭啼啼地领着弟弟，被一群邻居护送到医院，见着了姥爷最后一面。就是从那天起，我觉着我真正地长大了，成熟了，意识到疼爱我的姥爷再也不会醒来，让我替他去小烟纸店买“大前门”，去酒店买酒喝。我知道了再亲的人也会分离，也真正明白了生离死别的含义。我和弟弟是姥爷晚年唯一的安慰，他宠我们。姥爷为我们养了一只小猫咪，陪伴我和弟弟度过了充满着爱的童年。在天井里，姥爷砌起了一个小花圃，种上了花花草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株石榴树，上面结着一颗颗火红的小石榴儿，石库门里人见人爱。我爱花草成癖，朋友们都说我是Green Thumb（绿手指，绿色植物到了我手上，就活了）。他们不了解，那是我承袭了姥爷的喜好，是心中充满了对姥爷的爱。
三天后，舅舅从农场回到石库门。他从姥爷的床头柜里取出两条包得好好儿的“大前门”烟，泣不成声。这就是姥爷省吃俭用为舅舅准备，但还未来得及传到他手中的两条烟。舅舅感激爷爷的养育之恩。古语：“生身父母站一边儿，养生父母大如天。”姥爷深爱这一对领养的儿女，从不对他们隐瞒被领养的事实。姥姥说祖宗的家法“棍棒底下出孝子”只用过在妈妈的身上，却从未用在姨和舅舅的身上。姥爷的去世，惊动了他学校的师生、他的朋友们和石库门的老老少少。姥爷没看到“四人帮”的垮台。他走后的一个月，爸爸的父亲也去了。两位老人酒逢知己，仅相隔一个月零六天，便结伴同行。沉重的“帽子”不能再将他们阻隔于两地。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把酒言欢，畅所欲言在九重之地。如今，每次回到苏州（姥爷的墓地）去看姥爷，我总对姥爷说：您是了不起的，我们家的小帆船在大风大浪里，全靠了您的掌舵，才能返回安全的港湾。千万别自责。您说唱戏的人是最聪明的，连戏都能唱好，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凭着这句话，我学会了英语，在美国读完了学位。我们全家都过得挺好的，您就安心吧！
姥爷走后，妈妈和姥姥成了石库门三开间东厢房的户主。二十年后，当妈妈手持搬迁通知书的瞬间，五味杂陈的滋味儿一齐涌上心头。晚上，她失眠了。妈妈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没目的地走啊，想啊！想她的父亲、祖父在石库门里的点点滴滴。那里有过幸福、欢乐、痛苦和忧伤。情感的记忆是灵，装载记忆的石库门是魂，他们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石库门将连根拔掉，灵又将歇息在何方？妈妈伤心落泪，漫无边际地走啊，直到破晓黎明。哪怕在石库门居住的最困难时期，妈妈都不曾流泪，她是有泪不轻弹的人。自从被安排进幼儿园做了音乐老师，妈妈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风琴，虽然薪水和在剧团时没法比，可是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她是高兴的。按当今的标准，妈妈的教育程度并不高，她是初中毕业。但是她的文化水平和一言一行，却往往使我这个自以为读过几年书的人，自愧弗如。她和姥爷一样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假如夏天轮到她值班，小朋友的家长有事儿晚来领孩子，她就把小朋友带回石库门的家，替他们洗澡，喂晚饭，等着家长来领。久而久之，有的家长有指望地靠上妈妈了。爸爸心疼妈妈，怪妈妈多管闲事被人利用。妈妈顶爸爸一句：“被人利用说明我还有价值。”从妈妈进幼儿园上班开始，我们家小孩子就从没断过，总是这个走了，来了那个；再难带的孩子，到了妈妈这儿，都乖乖的吃和睡。我和弟弟有时候嫉妒他们分走了妈妈对我们的关爱，便联合起来对他们恶作剧，逗到他们哭为止。以为这样妈妈就不会往家里带孩子了。可连试了好几次根本没用，我们才停止这种无谓的恶作剧。在妈身上，我看到了她尊老爱幼，宽厚待人的品行。妈妈给我和弟弟立了很多规矩，相信这些规矩也是她小时候必须遵守的。她还承袭了家传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筷子底下出逆子”的教子法。但凡我们在饭桌上越位夹菜、看别人吃东西、为贪玩儿到钟点不回家，必定要遭到妈妈的惩罚。她对我的要求就更高，在饭桌上经常提醒我：“女孩子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小时候出于好奇，瞧着别的孩子吃东西，这属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妈妈觉得这是原则性的问题，必须纠正。她强调：“眼皮子不能薄。”今天看人家吃东西，明天羡慕别人穿新衣服，后天就想着往自己身上戴金银。欲壑难填是走上歧途的根源。妈妈就是要断绝我们贪的欲念。她常常为了些在一般人看来的小事上，跟我们较真儿。体罚在我们身上，痛在妈妈的心上。过后妈妈总会买来好吃的给我们，她自己一口都舍不得尝，让我们体会到她的爱之切。妈妈改良了家法，她是“棍棒”加“筷子”，两者一齐上。我们遭惩罚时的反叛心理，立刻融化在温暖的母爱中。
小时候，我绝对是在一个充满着爱的大家庭中长大，但不是无忧无虑的。我时时刻刻地担心哪一天家里会发生变故，担心爸爸也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担心我们家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姥姥给我诉说的家史，因此过早地体验了生离死别，我比同龄人都早熟。我养成了在人面前不多说话的习惯。石库门的童年伙伴，因为我的沉默，都认为我高不可攀。其实，那是掩藏在自命清高外表下的极度自卑。曾几何时，我自卑自己不根红苗正，自卑自己是“戏子”的后代。阅读越多，自卑感就越深。从初中、高中开始，我曾经竭力地隐瞒会唱京剧（爸妈从未教过我）。无论我如何地掩饰，最后总是由石库门里的人透露出我这一“特长”。不管愿不愿意，我顺理成章地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的重要一员。整套节目中，京剧清唱样板戏是铁板钉钉的，也是最受欢迎的。舞台上得到的掌声，使我兴奋，使我陶醉。渐渐地，我为这个“特长”自傲起来。然而，“她家以前是唱京剧的”又似乎否认了我的能力。为此，我考进了上海少儿合唱团，成了领唱和二重唱的小歌手。在收音机里能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电视屏幕上能看到我自己的身影。我也唱邓丽君的歌，唱得维妙维肖。我要证明给人看，唱戏人什么都学得会。但是，内心深处我还是爱京剧，京剧早已融入在我的血液中。自卑加自傲的个性，使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特别辛苦。我不停地在证明。在国内，我要证明我是出生在有教养、有文化的家庭里。在国外，我要证明我们中国是有着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而同样生活在石库门的我的同龄人，就比我轻松多了。他们家庭背景简单，没有思想包袱，而我那时却无缘和他们玩到一起，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如今他们又都在哪里呢？“矮冬瓜”、“猪八戒”、“小黑皮”、“老和尚”、“烂苹果”、“老煎饼”……这些令人难堪的绰号，一一对号入座，他们的面容顿时变得清晰、生动。我不再记恨他们非难老太太的所为；我感谢他们站在窗底下叫醒我，让我见着了爷爷最后一面；我留恋他们让我有了童年的印记，一个可爱的绰号——“小玲珰”。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站在石库门的原址回首往事，几多感慨，几度惆怅。京剧“角儿”的个人化高度时代，一去不复返。它和上海的石库门，已经沉淀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曾是京剧“角儿”的曾外祖父赵君玉，被收进了《中国戏曲曲艺辞典》里。赵嵩绶、赵君玉祖孙二人还同时被选录在立传人物共329人的《上海文化艺术志》里。这329人是从公元2006年以来，对上海的文化和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其中近代的有陈抱一、朱屺瞻、李叔同、刘海粟、丰子恺、欧阳予倩、周信芳等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石库门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风雨，一切荣华富贵转瞬即逝，成了过眼云烟；而我的祖辈们为中国的文化艺术所奉献的才华与智慧，则载入文化史册，与天地共存亡。寻魂的灵安宁了！闯荡北美
第9章 漫谈“美国梦”（1）
房子／思进／
出国十几年；我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养车，但我觉得我早已实现了“美国梦”：那就是“Freedom of Choice”（自由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更不是物质上的符号，你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实现“美国梦”。一旦你可以“Do whatever you like and go wherever you want”（干你喜欢干的事情，去你想去的地方），从所谓“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你的“美国梦”才能真正实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留美学生和其他移民一样，大都是来寻求所谓“美国梦”的。特别是自费留学生，一旦来到北美，多半是想在这儿落地生根，非要实现了“美国梦”不可。不过“美国梦”这词儿太抽象，所以后来就有了所谓“五子登科”的说法来对其进行具体化。我听到过好几个版本的“五子”。最早的是：“房子、车子、票子（钱）、妻子和孩子”。可这其中“妻子和孩子”太牵强了，难道只有在美国才能结婚生子吗？后来这“五子”有了新的说法：“房子、车子、票子，位子和儿子”。“位子”代表事业上的成功，比如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找到好的工作，或做生意发了财等等。“儿子”大概是因为在中国只能生一个，不一定是儿子，而在这儿，你可以尽管生，生到儿子为止。不过这“票子”又好像和“房子、车子”重复了，有了“票子”，还怕买不到房子、车子吗？况且，“票子”听上去太“俗”，又比较抽象，有多少钱才算有“票子”呢？我认为，多数人所追求的无外乎是成功的事业和美满的家庭。而美满的家庭和你身处何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哪里都有美满的婚姻，哪里都有破碎的家庭。在美国，除了纽约、芝加哥等几个大都市以外，车子是生活的必需品，二手车又便宜，即使是靠社会福利生活的人都可以有车，因此在具体化的“美国梦”里，“五子”中真正值得一谈的只有“二子”：“房子和位子”。
先谈一下房子吧，这是所谓“美国梦”中最为新移民所热衷的了。
我是由我外婆一手带大的。在外公外婆的身边长大，一直住着宽敞、舒适的房子。也正由于这样，我一直没有感到房子的重要。虽然在国内，特别在上海常听到“三代一室”，十平米住四五个人什么的，可自己从来没有体验，听着也就当听了个故事。
出国之前，我和小玲住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上，靠近美国驻华领事馆附近的一栋花园洋房里。那是我外公外婆过世后留给我的。那房子是一个英国制药大王造的。他在上海生活了大半辈子。因为有六个子女，于是他在六十多年前造了三幢SemiDetach的别墅，共六个独立的单元。原来是想留给他的子女们，一户半栋（一个独立单元）。解放后，他的子女四个回了英国，两个去了香港，这房子也就归了国家。现在这几栋房子名列于上海作为历史遗迹而保留的两百栋老洋房之中。房子的结构很好，前面是个大花园，后面是天井（中西和璧），卧房在二楼，底楼是客厅和餐厅。那时房子的地板每两个月就有人来打蜡；前面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