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思进在克利夫兰的六个月里，我们这些朋友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的，就像当年的插队知青那样，生活在一个大集体中。我们时而开着四五辆破老爷车，进军到克利夫兰Westside的农贸市场，去和“大胡子老美”农夫们讨价还价；时而聚集在一起打牌聊天直至拂晓；时而又出现在小街上，在旧家具中“沙里掏金”；为了激励自己，我们大伙儿还不忘穿梭在富人区的豪门宅院前，立下豪言壮语。
那时我俩物质生活虽然苦，可是那种苦中作乐的温馨却常常萦绕心田。临离别的那晚，大家依依不舍，拍照留念。陈静、小卢还有小邓去了休斯顿，小卢被一个建筑设计院录用，小邓自己开了个咨询公司。小薛和他的太太去了加州。小张和程博士毕业后回了中国。我和思进到了纽约。现在，在克利夫兰留下的唯一一对夫妇是小孙和小袁。
共患难／思进／
星期天早上Jennifer的一个电话，把我和小玲从睡梦中惊醒。她希望小玲星期一就能去见工上班，因为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餐馆生意将会忙起来。在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小玲就睡不着了，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是高兴之余又有点于心不忍。
我深感歉意地说：“这次你为了我，为了来陪读，中断了你在国内的发展……小玲，你对我出国是百分之百支持的，为我付出了很多……”
小玲打断了我的话说，“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去签证的吗？为了出国做了多少努力啊！我想尽快地赚钱，实现我们的目标”。
我望着小玲，思绪复杂。在美国有多少夫妻因为生存问题而导致情感的疏远、婚姻关系的破裂……例子真是举不胜举。而且，许多来美国的夫妇因为迫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各奔东西，在我们周围也有好几个例子。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我不便在这里提及。
虽然小玲既Pretty（漂亮）又WellEducated（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坚信她不会纳入上述轨道的！因为在我们结婚之前，我真是“屡败屡战”，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而小玲却总是不离不弃地紧跟着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着我。
“文革”结束之前不用说了，就从高考开始说起。我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自小成绩总在班上名列前三名。1977年恢复高考时先填志愿，我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学府的数理化专业。结果我的高考成绩也的确过了
分数线，可没想到在体检时血压偏高为110/160（后来知道那是青春期高血压）。
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没上大学，连医生都觉得太可惜了。结果那个好心的医生同意我下午再去一次。回家后外婆、小阿姨都诚实地没有给我吃颗降压片。我遵照医嘱睡了一觉，起床后血压不降反而上升了，最后失去了这次宝贵的去清华、北大的机会。第二年再考时，只进了一个三流大学——上海轻工学院，学了我根本不喜欢的机械工程。1981年毕业后，我分配到了轻工局保温容器公司，干了三年我不擅长的机器设计，结果没有独立搞出一个成功的项目。
1984年，在一片“下海”做生意的浪潮中，我也辞职“下海”去了深圳，任职于金岸开发公司，前后大大小小谈过十来个项目。每次开始时都是进展顺利，可一到签合同的前一刻就都变卦了，真是邪门儿！到最后我真是心力交瘁，一无所获！
这一次的经商尝试，小玲虽然在心里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她觉得我就是个读书人，根本不适合做生意。可她依然尊重我的选择，放任我在深圳、大连、西安等地方误打误撞了三年。
就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1987年初，小玲把新房
装修并布置完毕，同时办妥了一切结婚事宜，等着狼狈不堪的我回上海结婚。她把蓄势待发的我暂时拉进了一个舒适的、可以安全歇息的港湾。
但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结婚不久，我最亲的亲人外婆因病去世。我的天塌了下来！我欲哭无泪。唯一让外婆感到欣慰的，是小玲能替代她照顾好我。失去外婆的悲伤和痛苦，顿时化为努力工作与学习的动力。这段时间，我在轻工情报所任英文翻译。英文是我自学的，喜欢而又擅长！除了上班时翻译专利情报之外，我在业余时间还翻译了许多英美
短篇小说、散文，并曾以“思进”为笔名在不少杂志上刊登过上述一些作品。似乎我的命运有了转变。
1988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翻译了一部美国当代长篇小说。1989年初和出版社也谈妥了出版的协议。正当我梦想成为像傅雷那样的翻译家时，我接到通知，通知说因为那本小说里有“不健康的内容”，我的译稿在最后审查时没有通过！因为那时正在打击这方面的问题。
于是，在我1989年7月的生日那天，我和小玲决定出国。
多亏了小玲，结婚后，她真是带给了我好运。本来小玲是并不怎么想出国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出国梦。那时她在上海建设银行第五支行工作了近十年，刚调到总务科任总务会计，前程远大。她与别的女性不同，她的出国完全是为了我。
女性出国潮的兴起，暗合了当代女性普遍对目前工作生活不满足的心态。
通常来说“女主内男主外”，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家做饭擦灶台。其实谁说女人就胸无大志？只不过历史上对女人要求的“三从四德”就像裹脚布一样裹住了她们而已，虽然一味地要求她们“相夫教子”，但是这种思想给她们又提供了另一个跃跃欲试的好舞台：你想成就自己，可又没机会，于是就哄着督促着你的丈夫、你的儿子替你实现目标了。由此看来，于是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实现理想罢了。
于是乎，一旦今日的主流社会叫嚣着男女平等，女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就会有一部分女人与传统割裂得非常彻底，一下子就宣告了她们与温良恭俭让没有任何的关系。
成百上千的女性义无返顾地踏上了飞往异域他乡的铁鸟舷梯，至少说明她们有理想，有勇气，有破釜沉舟的气概。
当然，也有不少的女性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辅佐夫君或男友，两人一起开天辟地，同时顺便实现个人价值。
更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正是她们威逼利诱着夫君走出去的。因为男人越来越贪图安逸，胸无大志起来，女人们勃勃的野心却已膨胀到了大洋那头了。自己亲自上阵，通过考试出国太难太累，于是，狡猾的女人就懂得利用男人对自己的爱，把男人哄上大铁鸟，再把自己拉扯出去过好日子。
谁唱谁随？很明显，这虽然是“相夫”的新版本，但不也暗示着女性对男性主导权的胜利吗？
把出国当作手段的女性，希望在国外“镀金”回国后从事更好的工作，大展鸿图；把出国当作理想的女性，她们谋求能在国外定居生活。不管是哪一种女人，一旦认定目标就比男人更现实。
她们在各种人生模式中细细筛选着最适合自己的幸福，点击“确认”键后就敢于牺牲一切全力打拼，这就要求她们具有更加结实的神经和准备承受更多压力的心脏。
不管怎么说，她们的道路是自己选择的，她们是自己不断上升的欲望的诠释者和实施者，她们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体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女性解放。
女人的眼光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宽，会让向来有优越感的男人恐慌，但至少，不稳定不满足才推动了这个男权社会的前进。
令我庆幸的是，我们夫妻跳出了这样的怪圈。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既Pretty又WellEucated的小玲抛离了在上海的幸福生活，毅然来到我的身旁，在异域美国和我忠诚地战斗在一起。
小玲来到美国的第三天将要到餐馆打工。不管我心疼不心疼她，残酷的生存现实摆在那里，原本在上海家里本该由保姆做的事，不得不让她去做了。她要用她女性的肩膀挑起一副生存的重担。
从明天开始，小玲将写下她在美国生活的新的一页。
Jennifer余／小玲／
在思进的引荐下，我到美国的第三天就开始打工了。这比起思进来要算“幸运”，在我的打工生涯里，前后共有四个老板；三个女的，一个男的。我头一个遇见的是Jennifer余。她是所有老板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年才二十六岁。第一次见到Jennifer是她来接我和思进去上班的。
那是个下雪天，我们站在小楼前的门廊处等着Jennifer。小街上安静得一点声息都没有，风夹着鹅毛大雪一阵一阵地涌了下来，向街边一栋栋小楼的菱形尖顶和树上盖掩着，大树上的枝枝杈杈被白白的、厚厚的积雪覆盖着，煞是好看。在上海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大雪，也从未见过如此的美景。
上海！上海！对上海的联想，使我牵挂起爸妈。
我在上海的亲人们现在可好？我的朋友们现在都在想什么？干什么？和他们在机场挥泪一别都过去三天了，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我就要去打工了……想着，想着，只见一辆车徐徐地驰来，思进提醒我那是Jennifer。
Jennifer开着一辆灰色的中型箱式车，停在我们面前。她为我们打开了车门。娇小玲珑的她，长发披肩，上身着一件宽大松弛的白色绸料衬衫，配一条黑色的绸宽松裤，脚穿一双黑色软底鞋。长长的脖子上装饰性地佩着一方白底蓝花丝巾。她算不得漂亮，额头高宽，颧骨略突，嘴巴宽大，眼睛细小。脸上敷着一层薄粉，似乎也遮盖不住那坚硬的线条。只有闲聊说笑时，她的脸方才显得生动柔和一些。
看着年纪轻轻的Jennifer自信、优雅地驾车轻行，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有种说不清的滋味儿。虽然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心理调试，但刚刚从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出来，马上要进入资本主义的“小家庭”去做工，那份失落、无奈、惆怅、自卑、不甘心和怕出错挨训的自尊受挫感，全都涌上心头。我的脸不由地扭向车窗外，眼睛望着不断变换的街景，想着无法预知的渺茫未来。
Jennifer看出了我的紧张与不安，她把整个餐馆的运作程序向我描述了一遍，并且说第一天先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和了解我的工作职责，很多事情要慢慢学。当我们一行三人从停车场走进Tower City时，她故意放慢了步子，好让我领略她的快餐店是开在什么样的地方。
Tower City就是思进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中特别用红笔圈给我看的克利夫兰的地标。它是非常气派和豪华的。大门正中，只有在电影镜头里才看得见的大圣诞树上，点缀着无数水晶玻璃做的薄雪花和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装饰品。再往里边去，巨大的圆形喷水池在大堂的中间，每隔几分钟，十几个喷口一齐向上，喷出的水柱有二层楼般高。长廊上，一排排富丽堂皇的水晶吊灯下，每个店面的橱窗都布置得华丽多彩。游客们都陆陆续续地在选购圣诞节的礼品了。节日的喜庆气氛在空气中飘逸着，无所不在。圣诞节第一次离我这样近，却仿佛又那么的远，使我触摸不到。大致绕了一圈，我们来到了Food Court，Jennifer的中国式快餐店就在这个区域，叫“Zesty Hunan”（可以翻译成“湖南美味”，Hunan这个词儿在老美的眼里就是有点儿辣的意思）。
这个中国式的快餐店，分前台和厨房间两部分，都是流水操作。思进和Jennifer负责前台接Order；阿强的姐姐管饮料机，阿强只管收钱。从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我的任务是在前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发现菜卖掉一半儿并仍有人继续点，则必须马上去厨房让师傅炒出来，再端到前台以旧换新。在这空隙间，还要不断填满纸杯、纸盘、纸巾和塑料刀叉，以便思进和Jennifer接Order时随拿随有。这段时间是店里的黄金时段，可以说忙得连上厕所都不可能。这些事儿都必需在十二点之前解决。
在这个Shopping Mall里的Food Court，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各国的特色快餐任人挑选，有意大利的比萨、墨西哥的卷饼、美式的麦当劳汉堡、法国调料的色拉，还有我们中国菜。在我看来，中国菜到了克利夫兰，味儿也变得差不多了。什么青椒牛肉、芥蓝鸡、蘑菇鸡片、甜酸肉、左宗鸡等，全是大师傅把调味汁先打好，起个油锅，然后将菜在滚水里飞快地煮一下，再放进锅里。等到菜快要炒熟时将调味汁撒上翻炒几下，就成了。这类的中餐之所以受欢迎和具有竞争力是它既价廉物美，又具有热量低于其他快餐的优点。据统计，在美国有将近三十万家快餐店。快餐已经成为美国人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模式。
“Zesty Hunan”的顾客们大多是大楼里办公室的白领。男士们穿衬衫打领带，女士们着洋装，脚蹬高跟鞋，一眼扫过去，都神气十足。他们十二点左右便会陆陆续续地在柜台前排起队伍等候点菜，颇有点像以前食堂打饭的样子。也有的客人会打电话来叫外卖，这时思进就要去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还可以收点小费。
美国人讲究的就是效率和质量，稍有怠慢让他觉得不乐意，以后是决不会再光顾了。每天这个“机器”一转起来，阿强的收银机便成了“印钞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神经高度紧张，谁都不愿成为这部机器上的坏零件而影响它的正常运作。快、仔细和互相配合是不出错的关键。对于我这个刚刚从银行办公楼里走出来的白领来说，第一次领会了什么叫做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
Jennifer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还都在读大学。大弟弟读的是医学院，小弟弟念的是商学院，妹妹学的是金融，只有她没有进过大学门槛。Jennifer十四岁跟着妈妈从台湾南部来到美国打天下，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她中学一毕业就泡在了餐馆里。她对餐馆的一套管理、经营经验全是在十年的摸爬滚打中掌握的。我的全部餐馆打工经验都是她传授给我的。她教我如何包外买，如何准确叫菜。她说，这叫菜也是有点小学问的，叫多了卖不掉是浪费，叫少了就会很快卖完，造成供应的断档。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服务的好坏和利润。
Jennifer平时说话语态柔软，空闲时也会旁若无人似的对着她的阿强撒撒娇，老公老公叫个不停；一旦生意开张，她却犹如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语气镇定自若，跑前跑后不慌不忙。
临近圣诞节，柜台前的顾客比往日多了几乎一倍，这让Jennifer很高兴。一天，正当顾客们有秩序地等候叫Order时，一个肥肥胖胖的非裔中年妇女走近柜面，对Jennifer和思进嚷嚷着说：“这甜酸肉里有一根头发，太恶心了，你们看怎么办？”前面几个顾客听到后都探头探脑的，队伍显然开始有点乱。这在美国是了不得的大事，食物里掺有头发或其他东西，生意损失点儿倒还在其次，官司一打起来没完没了，什么精神受损费，律师费等等可以让Jennifer的店马上关门。只见Jennifer从容不迫地接过那盘已经吃得差不多的甜酸肉，捡出那根头发仔细端详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对那个女人说：“这根头发不可能是我们店里任何一名员工的，它颜色暗红并且卷曲，你看看我们会有这样的头发吗？”这个非裔妇女眼瞅着我们这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没趣儿地离开了。
Jennifer折回到厨房间后就气愤地骂开了：“这个不要脸的死黑鬼，骗吃骗到我头上来了，明明是她自己的头发，还想赖我们，差点毁了我的生意，不得好死。”她骂完了，气也出完了，又回到柜台前笑脸相迎地继续接Order。大概这类事情不会是她第一次碰到，而我当时还真替她捏着一把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