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一年之中的暑假，留在克利夫兰的同学们商定了个旅游地点——大西洋赌场。这是所谓的穷玩儿。大伙儿轮流开车，汽油费、养路费、餐饮费一律AA制，年年如此。他们一行八人，三对夫妇，两个单身汉，其中就有John。他们驾着两辆破车，浩浩荡荡地穿过宾夕法尼亚州朝着大西洋方向挺进。这时期，我和思进已到了纽约，因为要打工赚钱攒学费，我们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这次的大西洋之行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轨迹，那就是John。
听说John一开始手气特别好，在Blackjack，即二十一点牌桌上连连得手。他心情松弛，赌场得意，这让发牌的小姐略感紧张和吃惊。在边上观战的赌场经理也耐不住了，不到一根烟的功夫，换上了老练的发牌员。John一如继往地沉着应战，像是用他的数学脑子和赌场的发牌员斗智呢！第一天他赢了大约五千块。John大大方方地给同伴们开了房间，又带领大家在赌场的剧院里看了一场真人秀，他们吃吃喝喝一直玩到了深夜。假如John就这么收手了，第二天和大伙儿一起到了纽约，他可能会沿着他自己以前设计好的路走下去，成为一名数学家或数学分析师，再或者是一位数学老师。可他留在了金碧辉煌的赌场，留在了灯红酒绿、尽显人生百态的表演舞台。
我们在纽约只迎来了七个朋友，其中一个掉队了。在后来的电话中证实，John把那不服输的劲儿用到了赌场上，最后连下学期的奖学金也赌掉了。没有多久，John离开了克利夫兰去大西洋赌场做了发牌员，他喜欢那儿的紧张刺激、具有挑战性和对将来未知的生活方式。John的决定让我和思进颇感吃惊，也倍感可惜。但人还是要选择他自己感到快乐的生活，既然以前令人羡慕但近似苦行僧般寂寞的生活使John生不如死，那倒不如让他快乐地生活在令他起死回生的赌场里。我们力所能及地只能是祝福他一切如愿！
再来说何佳。何佳是我和思进离开克利夫兰前两个月认识的。刚好小邓的太太从国内来了，还带着个孩子，因嫌那个单间小点儿，于是不久他们就搬出去独居了，何佳就在那时和我们做了邻居。
何佳三十多岁，皮肤白皙、身材丰腴，短短的头发衬托着秀气的五官，加上她性格开朗，做事雷厉风行，很快就和我们打成了一片。何佳的到来最高兴的人便是我，因为这清扫厨房、清洁
卫生间的劳动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了，她是北京医学院妇产科毕业的，特别爱干净，职业养成的洗手习惯让我看了都心悸，生怕水把她的皮肤洗破了。
何佳是以公派的身份来美
留学的，国家替她交学费，补足生活费，我对她是又佩服又羡慕。我还做过她的病人呢。她利用做实验的机会为我做过几个例行的妇科检查，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一开始还不怎么信任何佳，觉得她那么年轻能行吗？她看出了我的疑虑，笑着对我说：“小看我了不是？在北京医院我还经常给病人做手术呢。”我张大了嘴巴看着她问道：“你给病人开过刀？”何佳瞧着我这吃惊的表情，悠悠然地说：“不信啊？不信拉倒。别说给病人开刀，我还给死人动过家伙呢。”于是她给我讲起了大学里上解剖课的情景。
她说上解剖课时不会害怕，但会紧张，明知躺在铁床上的尸体再也不会动弹了，当独自一个人走进去时，总感到脑袋瓜儿后面，会被哪一具尸体恶作剧般地拍一下。有一次考试前，为了沉着应战，何佳又一个人走进了停尸房，她正在考虑用哪具尸体做练习，只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她赶紧原地站停，冷静地观察着周围。结果发现原来是停留在窗外的几只鸽子，齐齐地向远方飞去所发出的声音。事后，何佳对自己当时的冷静态度不可置信。
我真是服了她，换了我，还不知道会闹得怎样的天翻地覆呢？我以为何佳就像我在上海医院门诊部见到的医生们一样，给病人量量体温，问问哪儿不舒服，然后开张化验单，要么给个处方，就这样把病人打发了。想不到她还动真格儿的。有这样的好医生给我做检查，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不然她怎么会被公派呢？
来了美国后才深深地体会到，健康的身体是成功的必备条件，我和思进无论谁要是生了病，都将使我们以往的努力功亏一篑。我们自费留学生是要自己掏腰包买
医疗保险的，在付学费时一并交上，一个学期内有效。思进为了省下那几百块钱，在整个读书期间就没有买过一次医疗保险。我怎么能白白地失去让何佳给我做检查这样的机会呢？
临近学期结束的一天，我对何佳说了我们去纽约的决定。她也告诉我她将去加州了，因为她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他们的女儿要来了。由于她先生无法割舍他的研究项目，那就只有何佳放下这里所有的一切，到她先生的大学改读别的专业。再说，假如她继续用国家的钱念下去，以后就必须回国。她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两个学期所花掉的学杂费。
我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啊呀，那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太可惜了！再考虑考虑吧。”
她无可奈何地对我说：“我们家三个人不能长期生活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别忘了，我是母亲。”
我与何佳共处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将各奔东西，真有点伤感。我找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也摆不出一条让她留下的理由，因为她已为人妻，做人母。
我无言以对！
展望未来／思进／
不知不觉，小玲到美国近四个月了。我们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周围留学生的生活，试图找寻出一条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
有人说：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我到美国不久，就实践了这个理论。
我连续变了两次。
第一次是我的中途转学。
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人几乎都经历过“开门办学”、“半工半读”的学校生涯，但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全职在餐馆打工，同时又在学校全时间读书的“全工全读”的学习岁月恐怕很少。因为到“中华餐馆”打夜工后，睡眠明显不足，看书时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结果在工程力学的期中考试，我得了个不及格！数学是我的强项，GRE中的数学部分考了八百分（满分）。在美国上硕士生的数学课，我在大学时都学过。老师只要写一个公式，我就立刻明白了。结果，工程数学这门课倒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拿了个A。英文课对我来说也不在话下。也许老师看我们班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倒也没怎么难为大家。我得了个B，轻轻松松地过去了。
令我不安的是，工程力学期中考试得了个不及格——Fail！要在期末翻身很难。同学们建议我去申请“Inplete”（未完成），这样以后再修时就不用再付学费了。
我接受了同学的建议。
第一学期就这样在“全工全读”中过去了。
美国在不同的人眼里看出来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盲人摸象。有的人把美国想成遍地黄金的天堂。有的人把美国想成难以生存的地狱。而我眼中的美国，此刻还是非常模糊的，也就是眼下的所见所闻。
慢慢地，我有了一些体会。
首先是发现在我周围有不少“职业学生”。
住在我们楼上有一个“沈博士”，是上海来的。他到美国已经八年了，硕士读了一个，博士读了两个，都是全奖，但专业冷门。拿了学位却找不到工作，而不读书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只能一个学位接着一个学位地拿吧。
在美国，对
留学生来说，只有热门的专业才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热门专业又多半没有奖学金。
我渐渐领悟到，拿奖学金不是一条成功之路，而转到一个热门的专业倒是可行的。很多留学生不愿打工，怕吃苦，像“沈博士”那样就一个个博士读下去，读了这个专业再读下一个专业，读了这个学校再读那个学校，成了“职业学生”，好在美国的学校对此也无所谓。可那是浪费时间啊！
有些留学生则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一来就打工，再读书时觉得将辛苦赚到的钱都付学费，太可惜了，又因为看到很多同学就是读了学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索性一头扎进餐馆，不读书了，身份也不在乎了。有的几年后成了大
厨师，有的甚至当了餐馆老板。但这又不是我出国的目的。
若干年后，我曾告诉朋友，自己刚到美国时是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的。但是许多人出国前并没有吃苦的准备。我读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大陆新移民源源不绝地来临，但是，移民的路好像不是满地黄金。如何才能获得成功，是大家关心的事情。我觉得，成功在于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因此提出六大原则，与大家分享。
一是目标导向。
许多新移民来国外，是随潮流。出国变成时髦的事情，变成成功的标志，你来我也来，结果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心里想的与现实有巨大落差，移民之日，成了失落之时，成功地走出国门，失败地开始移民生涯。
可见，要让移民变成人生另一种辉煌的起点，就必须确立目标：是提升专业，还是改变方向，是提前退休，还是自己做老板。目标清楚，方向明白，生活自然有活力了。
二是价值导向。
移民到新的环境，自然有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许多移民身体来到北美，但是思维价值观都还是老一套，这样就形成了老观念看新问题的矛盾。
因此，要有成功的移民生活，就必须在价值导向上下功夫，比如遵守公共道德，比如学会做义工，比如参加政治，这些都是成为北美人的必要功课。
此外，不再死守“沉默是金”的原则，而是勇于推销自己，遇到问题积极申诉，这些都是与价值导向有关。
三是计划导向。
在北美生活，进入的是西方人具有理性程序的社会，一切是有计划的发展，不是东打一棒西砸一拳，样样都要，结果处处落空。浪费了岁月，蹉跎了时间，懈怠了斗志。
相反，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与大目标配合，良性积累，一步一个台阶，最后一定能进入成功的殿堂。
四是“忘记过去”。
不少新移民来北美，惦记的是自己过去的辉煌，忘记不了成功的日子，常常有“虎落平阳”的愤怒感和挫折感，结果高不成低不就，或者眼高手低，无法重新开始。
因此，善于“忘记过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新生活在一张心理的白纸上描绘，那才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五是甘于沉淀。
移民生活，是人生的新阶段，沉淀两三年，重新学习、装备、充电，然后再出发，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但不少新移民，尤其是中年新移民，在年龄上已经成熟，也是出成果的时候，因此不甘心沉淀，耐不住寂寞，坐不下来，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六是大胆尝试。
三思而后行，是中国人的美德，但三思而最后不行，则等于不思，也无益于移民生活。
其实，许多事情关键在于行动，在北美，新移民应该打破禁忌，大胆尝试，成功的大门可能为此而开。
每个新移民，都是潜在的龙凤，成功绝非遥不可及。
因为工程力学期中考试不及格，我便开始思考下一步。我觉得机械工程原本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既然如此，何不趁机转一个专业呢？
而周围的中国大陆同学，基本上都有奖学金的，可以专心读书。为什么不能像他们一样呢？
我和在印书时认识的小张谈了这件事。
小张说：“你何不转到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传播学（munication）来呢？”他说，他这是第二个学期了。当初申请学校时就拿到了“Tuition Waiver”（免学费）。因为他第一个学期得了2个A，1个B，GPA（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成绩）超过了35（A为4，B为3。2A1B的GPA是367），升为“Full Scholarship”（全额奖学金）。他还介绍道：“munication是一门文理交叉的学科，毕业后可以到新闻媒体工作。可以到公司从事公共关系，还可以去广告公司……”
我一听就心动了。我一向就感到自己擅长游离于文理之间的。我的数学好，语文也不错。而新闻媒体、公共关系、广告公司这些行业也非常吸引我。
于是没多加考虑，就申请转系了。
还真没有想到，在美国转个专业是那么得容易。不到一星期，我的申请就批准了。
传播系系主任是个中年妇女，叫Nancy，很有风度，一看就是个女强人。我找她谈了一次。
我说：“I am from China！”
一听我来自中国，她很高兴：“Wele！ Wele on board！”（欢迎，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她告诉我，她刚去过中国，“我们这个专业在中国刚起步，你学了之后在中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小张也是中国来的，他的成绩很好，你也一定行！如果你这个学期的GPA达到33的话，我就免你的学费。若超过35，我就给你全奖。”
和她谈完后，我高兴了好几天，仿佛眼前一片光明。
后来，我才体会到她的那句话“你学了之后在中国是很有前途的！”的意思。其实，这是话里有话的。
1991年1月4日，星期五，又是一个“星期五”，我开始改修传播学。
我读了两个学期的传播学，读书本身倒没遇着什么大困难。由于和小张、锦惠做同学，得到他们的帮助。修什么课，修哪个教授的课，他们给了我方向。笔记、“考古题”也应有尽有。同时，这两个学期我们还一起上了概率统计学。这是我的强项。他们原来一直不敢拿，结果在我的帮助下，他们也都通过了。“团结就是力量！”我第一个学期的GPA就拿到33，第二个学期免学费。
可问题是，我想留在美国，在美国积累工作经验和解决身份。后来，我渐渐地了解到，像我们这样的
留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在毕业后进入这个行业的。除了英语不是母语之外，最大的障碍是身份问题。传播学不是热门专业，在美国，这行业也不缺人才。不缺人才的行业是不能担保我办移民身份的。而没有身份就不能合法地工作。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Dilemma（哲学的两难问题）。我也终于明白了Nancy为什么说：“你学了之后在中国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后来，小张回到中国，据说现在是深圳一家广告公司的公关经理。锦惠一毕业就回了台湾，嫁了个医生，现在只需和先生、小孩儿municate（交流）就行了。
第二次变是决定改学电脑，到纽约去。
在克利夫兰读了三个学期，我才发现机械工程和大众传播专业都不适合我。
什么才是真正适合我的专业呢？怎样才能在美国成功呢？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痛苦地思索着这一问题。
美籍华人成功的不多。我当时崇拜的是“两王”——王安和王嘉廉。
“王安电脑”，众所周知。王安起步很早。可惜他的电脑技术没有更进一步的发明，很快被人赶上，现早已破产。
王嘉廉是CA（联合电脑）的老板。他抓住了机会，创立了“联合电脑”，专做适合大企业的软件，曾一度成为仅次于微软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
我在克利夫兰时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把他的许多话都牢记在心中。如：“移民要在北美获得成功，有三点至关重要，English，English and English。”在谈到选专业时，他建议最好选新兴的专业，那样你就和别人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正是电脑的转型时期，从大型的主机型转向个人电脑，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