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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人都往多的一边跑，维持会早该趋奉章士钊！
我也是“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4〕，而且爱学奴才话的，所以所说的也许是笑话。但是既经说开，索性再说几句罢：要是二百人中有二百另一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维持会员也都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而剩下的一个人偏不要维持便怎样？……
我想这些妙问，大概是无人能答的。这实在问得太离奇，虽是四五岁的孩子也不至于此，——我们不要小觑了孩子。
人也许能受“某种报纸的催眠”，但也因人而异，“某君”只限于“某种”；即如我，就决不受《现代评论》或“女大学生某次宣言”的催眠。假如，倘使我看了《闲话》之后，便抚心自问：“要是二百人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那可真要连自己也奇怪起来，立刻对章士钊的木主〔5〕肃然起敬了。但幸而连陈源教授所据为典要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也还说有二十人，所以我也正不必有什么“杞天之虑”。
记得“公理”时代（可惜这黄金时代竟消失得那么快），不是有人说解散女师大的是章士钊，女大乃另外设立，所以石驸马大街的校址是不该归还的么？自然，或者也可以这样说。但我却没有被其催眠，反觉得这道理比满洲人所说的“亡明者闯贼也，我大清天下，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6〕的话还可笑。从表面上看起来，满人的话，倒还算顺理成章，不过也只能骗顺民，不能骗遗民和逆民，因为他们知道此中的底细。我不聪明，本也很可以相信的，然而竟不被骗者，因为幸而目睹了十四年前的革命，自己又是中国人。
然而“要是”女师大学生竟一百九十九人都入了女大，又怎样呢？其实，“要是”章士钊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四五十岁的人爱说四五岁的孩子话，那自然是各人的自由。”
〔5〕木主也叫神主，写有死者姓名当作供奉神位的木牌。因为那时章士钊已卸去教育总长职，所以这里用这个词。
〔6〕这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袞致明臣史可法信中的话，原作：“国家（按指清朝）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
〔7〕“通品”这是章士钊称赞陈西滢的话。参看本卷第5页注〔4〕。
〔8〕陈西滢在《闲话》里谈到多数与少数的问题时，常表示反对多数的意见。如《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二十九期（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五卅惨案的《闲话》说：“我向来就不信多数人的意思总是对的。我可以说多数人的意思是常常错的。”在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的《闲话》里，他又把“多数”说成是“群众专制”。但当女子大学学生不愿退出女师大原址而发生纷争时，他却又说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
〔9〕指明亡以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1624—1662）、张煌言（1620—1664）、朱之瑜（1600—1682）等人。
〔10〕“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刘百昭至女师大校址筹设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学生发生冲突，他在当日给章士钊的呈文中诬蔑学生说：“有三四暴生。迁怒百昭为解散女师大之主使者。即实行哄拉百昭出校。当谓男女授受不亲。诸生不得如此无礼。而诸生不顾。仍哄拉如故。……同时有男子二十余人前来。……
当持各校沪案后援会名片。请百昭往会客厅谈话。……有数男子拍案叫骂。势将动武。百昭正色。告以……本人稍娴武术。在德时曾徒手格退盗贼多人。诸君若以武力相加。则本人势必自卫。该男女等恃其人众。仍欲合围丛击。”
后记
本书中至少有两处，还得稍加说明——
一，徐旭生先生第一次回信中所引的话，是出于ZM君登在《京报副刊》（十四年三月八日）上的一篇文章〔1〕的。其时我正因为回答“青年必读书”，说“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2〕ZM君便发表了我在讲堂上口说的话，大约意在申明我的意思，给我解围。现在就钞一点在下面——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
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
“‘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兔子，叫喊的是兔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3〕……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4〕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5〕先生的“放下枪枝，拿起笔干”，更是明显的例了。’”二，近几年来，常听到人们说学生嚣张，不单是老先生，连刚出学校而做了小官或教员的也往往这么说。但我却并不觉得这样。记得革命以前，社会上自然还不如现在似的憎恶学生，学生也没有目下一般驯顺，单是态度，就显得桀傲，在人丛中一望可知。现在却差远了，大抵长袍大袖，温文尔雅，正如一个古之读书人。我也就在一个大学的讲堂上提起过，临末还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武者君登在《京报副刊》（约十四年五月初）上的一篇《温良》中，所引的就是我那时所说的这几句话。我因此又写了《忽然想到》第七篇，其中所举的例，一是前几年被称为“卖国贼”者的子弟曾大受同学唾骂，二是当时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正被同性的校长使男职员威胁。我的对于女师大风潮说话，这是第一回，过了十天，就“碰壁”；又过了十天，陈源教授就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流言”，过了半年，据《晨报副刊》（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所发表的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6〕，则“捏造事实传布流言”的倒是我了。
真是世事白云苍狗〔7〕，不禁感慨系之矣！
又，我在《“公理”的把戏》中说杨荫榆女士“在太平湖饭店请客之后，任意将学生自治会员六人除名”，那地点是错误的，后来知道那时的请客是西长安街的西安饭店。等到五月二十一日即我们“碰壁”的那天，这才换了地方，“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请客的饭馆是那一个，和紧要关键原没有什么大相干，但从“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的所谓“文士”学者之流看来，也许又是“捏造事实”，而且因此就证明了凡我所说，无一句真话，甚或至于连杨荫榆女士也本无其人，都是我凭空结撰的了。这于我是很不好的，所以赶紧订正于此，庶几“收之桑榆”〔8〕云。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校毕记。仍在绿林书屋之东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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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M的文章题为《鲁迅先生的笑话》，参看《集外集拾遗补编·通讯（复孙伏园）》。
〔2〕参看作者当时所写的《聊答“……”》、《报“奇哉所谓……”》等文（收入《集外集拾遗》）。
〔3〕楚霸王即项羽。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被刘邦围困于垓下的时候，“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后就败退乌江，自刎而死。
〔4〕吴佩孚（1873—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他原是清代的秀才，在当时报刊上，常有似通非通的诗作发表，所以这里称之为“名士”。在鲁迅发表这谈话之前不久（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吴佩孚正因在奉直战争中失败，暂时隐居湖北武昌西山的庙中。（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京报》）
〔5〕齐燮元（1879—1946）河北宁河人，北洋直系军阀。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他也是秀才出身。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作战失败后，避居日本别府。他在那里对记者说：“不图数载之间，竟将军人生活达到止境，然予一方面犹可为文人，今后将以数年光阴费于著述之上，故特借日本之山水，抒予心气”。（据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京报》）
〔6〕陈源教授给徐志摩“诗哲”的信指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所载《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其中充满对鲁迅的诬蔑。参看《华盖集续编·不是信》。徐志摩（1897—1931），名章垿，字志摩，浙江海宁人。先后留学欧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晨报副刊》编辑，是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一九二四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时，有人称他为“诗圣”；徐志摩追随泰戈尔左右，当时也有人称徐为“诗哲”。
〔7〕白云苍狗唐代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变幻无常的意思。
〔8〕“收之桑榆”语见《后汉书·冯异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隅，指日出处；桑榆，指日落时余光照耀处。这两句话比喻起初虽有所失，但终于得到了补救。
『全书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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