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现在我可以大胆地用“妇姑勃谿”〔11〕这句古典了。但婆媳吵架，与西宾〔12〕又何干呢？因为究竟是学校，所以总还是时常有信来，或是婆婆的，或是媳妇的。我的神经又不强，一闻打门而悔做教员者以此，而且也确有可悔的理由。
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媳妇儿们不佩服婆婆做校长了，婆婆可是不歇手。这是她的家庭，怎么肯放手呢？无足怪的。而且不但不放，还趁“五七”之际，在什么饭店请人吃饭之后，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13〕，并且发表了那“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
这回抽出信纸来一看，是媳妇儿们的自治会所发的，略谓：
“旬余以来，校务停顿，百费待兴，若长此迁延，不特虚掷数百青年光阴，校务前途，亦岌岌不可终日。……”
底下是请教员开一个会，出来维持的意思的话，订定的时间是当日下午四点钟。
“去看一看罢。”我想。
这也是我的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知道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但是，究竟也颇熟于世故了，我想后，又立刻决定，四点太早，到了一定没有人，四点半去罢。
四点半进了阴惨惨的校门，又走进教员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一个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两位教员坐着了。一位是见过几面的；一位不认识，似乎说是姓汪，或姓王，我不大听明白，——其实也无须。
我也和他们在一处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这不识教员在招呼之后，看住了我的眼睛问。
“这可以由各方面说……。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么？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糟了！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便将他那灵便小巧的头向旁边一摇，表示不屑听完的态度。但这自然是我的主观；在他，或者也许本有将头摇来摇去的毛病的。
“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否则，就很容易解决……。”
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嗡嗡。”他不耐烦似的点头。
我就默然，点起火来吸烟卷。
“最好是给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他又开始发表他的“冷一冷”学说了。
“嗡嗡。瞧着看罢。”这回是我不耐烦似的点头，但终于多说了一句话。
我点头讫，瞥见坐前有一张印刷品，一看之后，毛骨便悚然起来。文略谓：
“……第用学生自治会名义，指挥讲师职员，召集校务维持讨论会，……本校素遵部章，无此学制，亦无此办法，根本上不能成立。……而自闹潮以来……不能不筹正当方法，又有其他校务进行，亦待大会议决，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重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
署名就是我所视为畏途的“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但下面还有一个“启”字。我这时才知道我不该来，也无须“莅临”太平湖饭店，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兼任教员”。然而校长为什么不制止学生开会，又不预先否认，却要叫我到了学校来看这“启”的呢？我愤然地要质问了，举目四顾，两个教员，一个校役，四面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虽然能“启”，然而是不能答的。只有默默地阴森地四周的墙壁将人包围，现出险恶的颜色。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可是两个学生来请开会了；婆婆终于没有露面。我们就走进会场去，这时连我已经有五个人；后来陆续又到了七八人。于是乎开会。
“为幼稚者”仿佛不大能够“体贴尊长之心”似的，很诉了许多苦然而我们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家庭”里的事呢？而况太平湖饭店里又要“解决种种重要问题”了！但是我也说明了几句我所以来校的理由，并要求学校当局今天缩头缩脑办法的解答。然而，举目四顾，只有媳妇儿们和西宾，砖墙带着门和窗门，而并没有半个负有答复的责任的生物！
我感到苦痛了，但没有悟出它的原因。
这时我所不识的教员和学生在谈话了；我也不很细听。但在他的话里听到一句“你们做事不要碰壁”，在学生的话里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于我就仿佛见了一道光，立刻知道我的痛苦的原因了。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这一种会议是照例没有结果的，几个自以为大胆的人物对于婆婆稍加微辞之后，即大家走散。我回家坐在自己的窗下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而阴惨惨的颜色却渐渐地退去，回忆到碰壁的学说，居然微笑起来了。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14〕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贝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但是织芳〔15〕来访我了。
我们闲谈之间，他也忽而发感慨——
“中国什么都黑暗，谁也不行，但没有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教员咧，学生咧，烘烘烘，烘烘烘，真像一个学校，一有事故，教员也不见了，学生也慢慢躲开了；结局只剩下几个傻子给大家做牺牲，算是收束。多少天之后，又是这样的学校，躲开的也出来了，不见的也露脸了，‘地球是圆的’咧，‘苍蝇是传染病的媒介’咧，又是学生咧，教员咧，烘烘烘……。”
从不像我似的常常“碰壁”的青年学生的眼睛看来，中国也就如此之黑暗么？然而他们仅有微弱的呻吟，然而一呻吟就被杀戮了！
五月二十一日夜。
※※※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二十九期。
〔2〕“穷愁著书”语出《史记·虞卿传》：“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虞卿，战国时赵国的上卿。
〔3〕骈体文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词藻华丽。“妃红俪白”就是骈体文句，红白相对的意思。
〔4〕“履穿踵决”鞋子破旧，脚跟露出的意思。《庄子·山木》：“衣弊履穿，贫也。”又《庄子·让王》：“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纳屦而踵决。”
〔5〕陶征士指陶渊明（约372—427），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诗人。安帝义熙末年（418），征召他为著作郎，不就，因此被称为“征士”。“饥来驱我去”，见他的《乞食》一诗。
〔6〕牛首阿旁地狱中牛头人身的鬼卒；畜生、化生，轮回中的变化；大叫唤、无叫唤，地狱中的鬼魂。这些都是佛家语。
〔7〕杨荫榆（？—1938）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当时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肆意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学生反杨风潮中，她于五月九日无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并于次日发表《致全体学生公启》，其中说：“顷者不幸，少数学生滋事，犯规至于出校，初时一再隐忍，无非委曲求全。至于今日，续成绝望，乃有此万不得已之举。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见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日《晨报》）
〔8〕坐馆旧时称当家庭教师为“坐馆”。
〔9〕“冷板凳”清代范寅《越谚》：“谑塾师曰：‘坐冷板凳’。”
意思是冷落的职位，也泛指受到冷遇、无事可为。
〔10〕《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这篇“感言”是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后离校迁居饭店时所发的，其中说：“若夫拉杂谰言，齮齮笔舌，与此曹子勃谿相向，憎口纵极鼓簧，自待不宜过薄。……
梦中多曹社之谋，心上有杞天之虑；然而人纪一日犹存，公理百年自在。”（见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日《晨报》）
〔11〕“妇姑勃谿”语见《庄子·外物》。婆媳吵架的意思。
〔12〕西宾同西席。旧时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含有敬意的称谓。
〔13〕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
〔14〕“鬼打墙”旧时的一种迷信：夜间走路，有时会在一个地方转来转去，找不出应走的路来，就认为是被鬼用无形的墙壁拦住，叫做“鬼打墙”。
〔15〕织芳即荆有麟，山西猗氏人。他曾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听过作者的课，当时以“文学青年”的面貌在文学、新闻界活动。后来参加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长期进行反革命活动。
并非闲话〔1〕
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中国原是玩意儿最多的地方，近来又刚闹过什么“琴心是否女士”〔6〕问题，我于是心血来潮，忽而想：又捣什么鬼，装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为接着就起了别一个念头，想到近来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动的，一看见别人明白质直的言动，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动，是某党，是某系；正如偷汉的女人的丈夫，总愿意说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觉舒畅。这种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们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来做军旗。我就将我的念头打断了。
此后，风潮还是拖延着，而且展开来，于是有七个教员的宣言〔7〕发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其中的一个是我。
这回的反响快透了，三十日发行（其实是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现代评论》上，西滢先生〔8〕就在《闲话》的第一段中特地评论。但是，据说宣言是“《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才在报上见到的，所以前半只论学潮，和宣言无涉。后来又做了三大段，大约是见了宣言之后，这才文思泉涌的罢，可是《闲话》付印的时间，大概总该颇有些耽误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见这是一段要紧的“闲话”。
《闲话》中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几句”，加上圈子，评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为“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遂觉“可惜”，但他说“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这些话我觉得确有些超妙的识见。例如“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
又如一查籍贯，则即使装作公平，也容易启人疑窦，总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则同籍的人固然惮于在一张纸上宣言，而别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给同籍的人帮忙〔9〕了。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但是，西滢先生因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叹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却以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县官坐堂，往往两造各责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没有了，可是终于不免为胡涂虫。假使一个人还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说的好；否则，虽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会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过是自己的阴险和卑劣。宣言中所谓“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为此辈的手段写照。而且所谓“挑剔风潮”的“流言”，说不定就是这些伏在暗中，轻易不大露面的东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不大知道”。可惜的是西滢先生虽说“还是不信”，却已为我辈“可惜”，足见流言之易于惑人，无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却直到看见这《闲话》之后，才知道西滢先生们原来“常常”听到这样的流言，并且和我偶尔听到的都不对。可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
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0〕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