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回我刚才的话。”我赶紧承认错误。
“有错就改才是好同志嘛。”彭哥他们本着给犯错误的同志出路的原则，谅解了我，他们认为我悬崖勒马还来得及，所以决定不在痛打落水狗了。
“有那么严重吗？”铁木儿抖了抖挑染成金色的长发，长发在脑后扎成个马尾状，“你们这么上纲上线地围攻他是极不公正的。”
铁木儿的谴责，显然是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一下子都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了。这无疑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仿佛整个世界都沐浴在一片永恒的而又不断变化的光亮之中，骤然之间，铁木儿在我的眼里变成伟大多了，几乎可以跟甘地或莫札特媲美。
我紧紧拉住她的手，用很舞台的腔调说：“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你跟我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她也很夸张地跟我握握手，还腾出一只手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不必过于激动，这是我应该做的。”
气得彭哥他们咬牙切齿。
我们越发得意了，双条腿像两条蛇一样的缠绕在一起。没有想到是，这种甜蜜的和谐很快被一件小事破坏了……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6
轮到去彭哥家开派对的那天，圣虹姐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奇。
彭哥的派对常是以音乐为主题的，这次改成了一顿诺曼底晚餐。
餐桌上特意还铺了一块红百菱形块格子桌布。所谓的诺曼底晚餐，是用小牛肉为主、用浓奶酪酱和苹果烧酒为辅的套餐，味道很地道，而且是圣虹姐一手操办的，连帮手都没用。
圣虹姐提前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穿着正式一点，怀着一颗上教堂做弥撒一样虔诚的心，前来赴宴。我们只好都打扮的像指挥家似的，个个人模狗样的。
“圣虹姐，今天一定是个特别的日子吧？”我问把光泽的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她。
她说她把一对濒临离婚的夫妇说服了，又和好如初了。桌上又嫩又新鲜的小牛肉就是那对夫妇送来的。
“很有成就感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当然了，这种成就感一点也不比托尔斯泰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以后的那种成就感差多少。”圣虹姐笑盈盈地答道。
诺曼底晚餐的味道好极了，遗憾的是，我却难以全身心地来对付它。因为我总是惦记着铁木儿，她又约定要到我那里去过夜，一想到这个，我就不免心浮气躁。
“小牛肉要蘸着冰过的黄油，更可口。”圣虹姐说。
冰过的黄油切成方块，呈塔状摆在梅花形的碟子里。男人为了更舒适地享用这顿美味，早把西式外套脱掉了，不然浆得太硬的白领和黑领结硌得难受。每个人又恢复到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状态。圣虹姐也懒得管我们了。
“来，苏怀张嘴。”铃子夹了一块蘸了黄油的小牛肉喂给苏怀。
铃子的指甲涂了荧光的指甲油，特晃眼，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话，很可能会亲昵地拧一拧苏怀的嘴巴，搔一搔苏怀的耳朵或是做出别的什么“少儿不宜”的动作来。
梅梅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对铃子说：“嘿，适可而止吧。”
铃子慵懒地微笑了一下，又咕哝了一句什么。铃子笑得特别妩媚，所以就喜欢用笑容来自卫，抵御一切敢于来犯之敌。趁大家品味土耳其咖啡的时候，我得以脱身，出了彭哥家，躲到一架废弃的马厩的阴影里，等铁木儿。
我深深呼吸着乡间夜晚苦涩湿润的空气。
不一会儿，彭哥和圣虹姐打着手电，把铁木儿送了出来，还嘱咐她两句。我恨不得马上向铁木儿扑过去，如果不这样的话，似乎一秒钟之后她就会从人间蒸发。我只能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铁木儿发动了车，开出去不远，拐个弯就停下了。
听见我的脚步声，她从车上走下来，冲着黑幕中的我问了一句：“口令？”
“面朝大海。”我答道，“回令？”
“春暖花开。”暗号对上了，都是自己人。
我们吻了几下，寒冷的夜风吹拂着我们滚烫的脸。我高兴地就像一个热情奔放的农村小伙子，亲热地把她举过了头顶。铁木儿吃吃地笑着，笑声宛如潺潺流水。
直到感觉出彻骨的寒意，我们才钻进车里，相拥着取暖，她还放一盘从三里屯酒吧录制的歌带让我听，很有现场感。
因为喝了不少苹果烧酒的缘故，她有一点醉态，我也是。我们的目光总是游戏似的相遇，又游戏似的移开，偶而也傻笑上几下。
回到我的房间时，已时午夜时分，院里冻僵了的灌木在簌簌发抖。
我生起了壁炉，让干燥的木材在炉膛里噼啪作响，而铁木儿俯在我窗口的天文望远镜跟前，眺望远方一颗最亮的如同初恋一般美好的淡蓝色星星。
我把床垫铺在壁炉跟前，躺上去很舒适地打了个滚。
“宝贝，快来，这里真暖和。”
铁木儿乖乖地脱去大衣，也光着脚丫爬到了床垫上，下巴枕在我的胸口上。
“今晚你是一小块殖民地，久久停留，忧郁从你身体内渗出，带着细腻的水滴……”她喃喃地说。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7
我开始拥抱她，亲吻她松软的长发，把她柔弱的肩骨搂的咯咯作响，很快，我们就被黑暗所吞噬，进入到了一个见不到底的深渊，一时间，硝烟弥漫，仿佛大地也在富有弹性地颤抖。
各种艺术体操都让我们尝遍了，表演当中，我们得不时地微微直一直腰，以便让肺部吸进足够的空气。我们只能感到软茸茸的床垫爱抚着我们汗湿的皮肤，把冬天的寒冷早忘得一干二净了。似乎完全沉没于茫茫的虚幻之中，这时候的她，显得过于文静了，她那长长的睫毛低垂着，双眉局促地耸动着，一脸若有所思的表情。每次做爱她都是这样。
“你真的爱我吗？”这是她唯一说过的一句话，嘴角还咬着自己的一缕头发。
“傻瓜才会不爱你呢，你看我像个傻瓜吗？”我说。她吊在我的身上，紧紧箍着我的腰，无形中增加了我的劳动强度。
不知怎么，我一骨碌翻了个身，铁木儿就跟我交换了场地，她到了上边……“不！”她突然尖叫了一声。
仿佛一阵冲刺跑到了终点，刹住脚，一下子松弛下来。我惊愣了，她似乎比我还惊愣。
“你无耻！”她虎视耽耽的目光投射在我的脸上，冷笑了一声，又说，“你们都那么无耻！”她站起身来，挺直了匀称漂亮的腰身，走到床边，将衣服穿上。我慌忙解除了灯火管制，让房间明亮起来。一边解开被汗水浸透的衬衣领扣，一边用疲惫的手点燃一支烟，莫名其妙地望着她。她铁青着脸，凉意袭人，没穿乳罩的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整体上看，她就像一座愤怒的中世纪城堡，耸立在乌云密布的峭壁下端，有点恐怖片的意思。
“你怎么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就像一个在雷区用地雷探测器探雷的工兵，唯恐一不小心，踩到雷上，炸了。
“我怎么了，你知道！”她回答我的话，字字都跟拔出剑鞘的佩剑差不多，闪着锐利的寒光。
我一脸的无辜献媚似的走到她的跟前，把烟卷递给她，想让她吸一口，消消气。
“我烦你，”她一巴掌把烟打掉在地上，双唇威严地紧抿着，“我烦你们这些臭男人！”
我也有点恼，但我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懑，“说说吧，臭男人怎么惹着你了？”
“我懒得跟你说。”她的面色越来越惨白，蹙着眉头，明显是一种病态的敌意。
房间里一片寂静。我反思了半天，确实没发现自己犯过什么错误，确实没有。既然不是我的问题，那么就是她的责任了，她太怪僻了，真的。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这句话说出来。可惜，我管不住自己的嘴，仿佛是为打破这种像是施了魔法的凝滞的宁静，这句话竟脱口而出。
“既然嫌我怪僻，从此别理我好了。”铁木儿仿佛一股热血一下子涌上了太阳穴，腾地站起来，一双癫狂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转动着，同时发出阵阵痉挛似的喘息。火山爆发了。火山终于爆发了。
“不理就不理！”我说。脾气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她有，我也有。
“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
“我从来没有后悔的习惯。”
铁木儿舔了一下干涩的嘴唇，起身走了。
门扇“嘭”地响了一声，响得特深沉。
接下来，就是汽车发动的声音，那声音像撕心裂肺的恸哭，渐渐远去，直到再也听不到了，我的喉结才动了一下。我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后悔了。
她一定会一边开车一边哭的，我想。
明知道她已走远，我还是追了出去，经过秀大妈房间的时候，我踮着脚，好像通过架在深渊上摇摇晃晃的独木桥，支楞着胳膊尽可能地保持着平衡。
“这么晚了，你还折腾什么？”黑暗处，秀大妈突然问道。
我吓了一跳，“没什么，您还没睡呢？”我含含糊糊地咕哝道。
秀大妈那双探究的眼光警惕地盯着我。
我竭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身板笔直，面带微笑。
“去吧，早睡早起，身子骨才会好。”秀大妈嘱咐我一句。
“我知道。”我匆忙地点了一下头，就溜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打发漫漫长夜的惟一办法，恐怕就是看电视了。打开了电视，我骑在房间中央的旋转木马上，旋转木马是专门用来看电视的，累了，把宽大的马尾巴搬上来，可以靠着。
电视里播放的是一档老年节目。
这种时候，这种地点，以及这种心境，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点什么，以便转移视线。
我把电视调到闭音状态。屋内除了从百叶窗射进来的少许月光而外，几乎是死一般沉寂。地板上还随意丢着窗垫和床单什么的，仿佛是余热未尽。“一地鸡毛。”这个词像火花一样从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铁木儿这时候大概已经回到她的咖啡馆了吧？冲过澡了吧？钻进鸭绒被里了吧……
也许我该给她打个电话吧？不，现在她的情绪还没稳定下来，打也白打，弄不好又得咆哮一通。
还是冷处理比较好。
对她我束手无策，她是个不按照逻辑去思维的女人，或者可以说是一头长着犄角的小山羊！
电视里的老人扭秧歌的也好，拉胡琴唱戏的也好，都是那么的平静而安详，突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这些慈善的老人当中，有多少人拿着棍棒刀枪参与过武斗，又有多少人揪着人家的头发揭发批判过谁呢？我知道，我的这个念头令人难以置信，同时，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念头绝对有它的合理性。我曾认识一个白发苍苍的邮递员，见谁都是一脸的笑，可和蔼了，后来，才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个造反派头头，杀人不眨眼呢！
看一阵电视，又胡思乱想一阵。
渐渐的，目光就变得浑浊了，我一头载到床垫上，呼呼睡了过去，给这一天画了一个不怎么圆满的句号。
天堂也有一双媚眼 28
一觉醒来，拉开百叶窗，清晨的空气弥漫着初冬的寒气。我把挂在墙上的木枪拿下来，光着脊梁，练了一通拼刺刀，算是做早操了。
一边练，一边唱：拼刺刀，看谁拼得好，保家卫祖国要练好这一招。
我穿衣服的时候，看见房三爷走出我的院子，秀大妈送他。我在水龙头跟前好歹洗了一把脸，腾腾地跑下楼去，十二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用一束束光筑起一道墙，我揉了揉眼睛，问秀大妈：“是房三爷来了吧？”
“是啊。”秀大妈用苦恼阴郁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此刻，她失却了以往的豁达和开朗。
“有什么事吗？”
“我家老头子求他来做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回家去住。”秀大妈极度疲倦了似的走上台阶，嘴里嘟嘟囔囔地往她的房里走。我拦住了她的去路。
“秀大妈，我也纳闷，你为什么不搬回去跟老伴去住呢？”
秀大妈说：“我不爱我老伴了。”说完，哐地关上了她房间的门。
她的语气，她的声调，还有她的措辞，虽然是冷冰冰的透着一股子执拗，但还是把我给逗乐了。我冲着她的后背做了鬼脸，说道：“几十年的爱情，不会一步就走到尽头吧！”
“别理我，烦着呐。”她说。她的这句话是跟我学的。
看来爱与不爱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在折磨着我一个人。爱情太敏感了，仿佛电流，它能敏感地触及到每个人，无论男或女，也无论是老或少。多少人都企图紧紧地抓住爱情，因为没有爱情的地方，生命就像贫瘠的土地一样，冰封大地，白雪茫茫。
我一定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我想。不然，我就不会这么郁闷，甚至已经意识不到太阳的存在了，好似一个什么东西像阴影一样把自己团团包围起来。晚上，我决定去跟铁木儿讲和，既便她仍然是武装到牙齿的阵势，我也必须首先解除掉自己的武装，退一步，海阔天空，总会让她露出不可多得的微笑的。因为晚上要在原田家开派对，在那里，我就能跟她碰面了。
那天，我到的特早，所以原田说我：“整个一积极分子。”而且他是一脸的惊愕和诧异。
大概是因为独身的缘故，自由散漫惯了，参加集体活动时，迟到早退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偶尔，提前入场一把，反倒令人起疑。
“先喝一杯鸡尾酒。”梅梅一边说，一边用麦杆搅动浮在酒杯里的柠檬。
接过酒，我咕咚喝一口，然后说：“要是来一杯亚美尼亚酒才带劲呢。”梅梅狠狠地白了我一眼，仿佛是在说：“你想得倒美。”梅梅在我们当中是惟一的一个远离酒精的人，因为她酒精过敏。好在我现在的兴奋点不在酒上，眼睛始终盯着门口，每次听见门铃声，精神都会为之一振，当发现进来的并不是我渴望见到的那个人，脸上就会流露出失望的神色，等彭哥他们一一到场之后，铁木儿还没来。
她的路途比我们要远的多，来晚一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我不急，我不必急，我叮嘱自己说。
在笑声、歌声、吵闹声和插科打浑声中，我们结束了晚餐。这时候，还没见铁木儿的影子。
一个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不那么简单，随时都可能有突发事件破坏了她的原计划，也许，很快她就会赶来的——我对她一直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
原田今天晚上安排大家看的仍是帕索里尼的片子。据说是他最惊世骇俗的片子《萨罗，又名索多玛120天》。
“看帕索里尼的其他片子，看的是剪辑技术，看这部片子，看的是摄影角度，机位总是恰到好处。”原田说。
可是，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那些性虐待的场面就让人受不了了，纷纷提出抗议，圣虹姐差一点吐出来。表现得最为坦然的是梅梅，她习惯性地双手交叉在胸前，无动于衷。我猜，她的电影看得太多了，麻木了，多恶心，多变态，多恐怖的情节对她都是刀枪不入了。
原田终于禁不住舆论的压力，一边给大家鞠躬，一边赶紧换了一部库布里克的片子《全金属外壳》，总算是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始终不能静下心来，尽管放的是一部我喜欢的黑白片。
夜已很深了，铁木儿仍旧没有现身，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有点空虚，还有点烦人的孤独感。她的缺席，会不会是故意的？会不会是昨天夜里发生争执所产生的后遗症？会不会就是为了逃避我？
这中间，圣虹姐几次拍我的脑袋瓜。
“你是不是脑子开小差了？”
原来是圣虹姐想跟我聊一聊越战的话题，我却置若罔闻。
圣虹姐指了指正在放着的电影说：“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战争上的变态，它扼杀的是人性，而帕索里尼的电影里的性变态，只是伤害人欲而已。”
她说着，含笑直视着我眼睛的目光温柔而亲切，酷似铁木儿在某种场合时常出现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