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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蓉没有觉察到我的真实意图。晚上，赵太太留我吃饭，之后吃西瓜。赵太太在湖边（离她家大门口仅四米远的距离）安放了两个小凳子，让她女儿和我边吃西瓜边聊。（今天我才懂得，这是赵太太的默许或暗示）
吃完西瓜，我特意掏出手帕，为赵蓉擦手。
“我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赵蓉拒绝了！
她的性格直，是游泳队的，不习惯含情脉脉。她不是《茵梦湖》中的女主角。后来我邀请她游过几次泳，并引起阿尔巴尼亚留学生的口哨声。因为她长得像德国童话里的白雪公主。
毕竟当年我在男女关系上太嫩，还是一张白纸，不开窍，不敢使劲地追下去。放松了半年。有一天听说赵蓉同清华大学土木系一位教授的儿子好上了，也是游泳队的。消息传来，着实让我痛苦了一阵子。一切都成了定局。其实不然，是我的错误判断。
后来，我们各自成了家，两家时有交往。
１９８３年我由北京迁居上海。后来听人说，赵先生已去世，赵太太和女儿、儿子全家去了德国。她阔别自己的祖国已半个世纪，是叶落归根的时候了，我只有遥祝她们幸福。这些年，我常常会回想起她们，想起北大和朗润园，想起那里的一草一木，长夏清暑，西郊人静。尤其是湖边通往她家的那条小路。
如果赵太太今天还健全，她该是九十多岁高龄了。
唉，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写到这里，我的内心在呜呜咽咽地哭。没有泪水，听不到抽泣。这是有关人生的哲学叹息。
我爱赵太太全家！
本打算在这里放几张我和她们的合影，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老照片给毁了。因为上面有外国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那是没有理性的、疯狂的岁月。今天的大学生很难想像当年国家、社会生活的错乱程度。
个人会精神错乱，时代、国家也会。
写到这里已是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号深夜。缓缓放下了笔。我想到在德国柏林的赵太太全家。
赵蓉的姓该是她妈妈的姓了。叫Ｍａｒ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玛蓉·林克）
四十多年的往事远了，又是如此地清晰，好像发生在昨天一般。我记起唐朝孟郊的诗句：“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怨别》）
回忆温德先生（1）
我最亲近的老师，除赵太太外，便是温德先生了。
在人的求学时期，有几样东西会影响一个人的道路：老师、学友、书本和学校环境。
在清华、北大，温德先生的家庭音乐会是很闻名的。当然不是演奏什么，而是开唱片音乐会。
不久前，我读杨绛先生的新书《我们仨》。在第１２５页，她回想起解放后不久的清华，她有时去温德家听音乐的情景：
有一晚她有几分低烧，我逼她早睡，她不敢违拗。可是她说：“妈妈，你要到温德家去听音乐呢。”温德先生常请学生听音乐，他总为我留着最好的座位，挑选出我喜爱的唱片，阿瑗照例陪我同去。
我说：“我自己会去。”
她迟疑了一下说：“妈妈，你不害怕吗？”她知道我害怕，却不说破。
我摆出大人架子说：“不怕，我一个人会去。”
她乖乖地上床躺下了。可是她没睡。
我一人出门，走到接连一片荒地的小桥附近，害怕得怎么也不敢过去。我退回又向前，两次、三次，前面可怕得过不去，我只好退回家。阿瑗还醒着。我只说“不去了”。她没说什么。她很乖。
说也可笑，阿瑗那么个小不点儿，我有她陪着，就像钟书陪着我一样，走过小桥，一点也不觉害怕。
全国院系调整后，温德先生从清华园搬到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几千张珍贵唱片也一道搬了过来。他盛情邀请学生到他家欣赏唱片的习惯没有变。学生一代代，毕了业，走了，新生又走进了他家，成为座上客。温德没有成家，好客。据说，他是闻一多先生从芝加哥大学请到清华来任教的。当年的清华名流学者云集由此可见一斑。比如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便在清华做过访问教授。
记得１９５９年我在朗润园温德家见过钱钟书和杨绛两位先生。三十年代初，温德是钱钟书在清华的老师。听说杨绛写过记念温德先生的文章，可惜我没有读到过。
法国留学生、冰岛学生和美国人（朝鲜战俘）威尔逊有时也去去。我是惟一的常客，风雨无阻，尤其是寒暑假，去的次数更多。
按理，我可以向先生学英文。但我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一门心思就是欣赏音乐。有时，整个晚上（从７点到１２点），我们不说一句话，只有美妙的旋律在小小的客厅内回荡。有关音乐，温德先生从来不向我讲解什么，说：这是命运在敲门，那是暴风雨过后的田园牧歌……一切由我的感觉去感受、体认和理解。
常常，他会拿出乐谱，边听边看乐谱。我坐在旁边努力学识谱，由此得到了一些锻炼。我问过他，怎么会收集到几千张唱片？同一首曲子便有三五套，不同的版本：指挥不同，独奏家不同。风格自然有别。他说，１９４６年他从昆明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东安市场的日本商人急着要回国，只好把唱片贱卖。一斤猪肉的钱可以买到三套交响曲。当时温德先生最推崇的指挥是托斯卡尼尼和福尔特文格勒。小提琴家有海菲茨和克莱斯勃。后来有了苏联慢转唱片，便是小提琴家奥依斯特拉赫和柯岗的录音。
有几次听得太晚，过了１点，我睡在长沙发上。早上温德吩附仆人老张 为我也做一份早餐：香肠煎蛋、土豆泥、酸奶、面包。第三天碰到赵太太，她对我说：“听说你星期六晚上睡在温德先生家。这很好，他很寂寞，你常常去看他，他很会高兴！”
温德先生有个姐姐在英国。有一回他把老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他在印度、缅甸游历时的留影。他的主要兴趣在诗歌、哲学和音乐。业余爱好是养花、游泳和骑自行车。有一回，我们谈起圆明园。他从柜子里拿出世纪初英国出版的圆明园建筑图片，使我大开眼界。
１９６１年５月，他骑车摔伤，骨折，住在城里协和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给了他一份惊喜。那天，我足足陪了他一个下午，直到黄昏暮色苍茫，我才离去，回到北大。
８月，我便毕业离校。
文革中他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把他花园的花木全给拔了，毁了，说：“养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许养！”
温德跳起来，指着红卫兵的鼻子大骂：“你们这帮小土匪，擅自闯私宅！”
红卫兵不吃这套，扬言要揪斗老温德，除非他发表道歉声明。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在“自身难保”的困境中，还惦记赵太太和温德，特意去朗润园看了看。只看见大门前贴着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北大红卫兵勒令温德赔礼道歉的公开信。
另一张是温德向红卫兵道歉的信。（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文革后期，我被审查，问我和温德究竟是什么关系？１９７３年北京人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我从报上看到有温德的名字，我才放下心。当时我正在辽西海边放羊。
１９７８年，我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天我特意去看了温德先生。系里为了照顾他年事已高（９０多岁），特意在他的花园南头造了一幢小屋，大玻璃窗，冬天很暖和。
他卧在床上，用他那只满是老年斑的手握着我的手，说：“赵，我再也不听音乐了，耳朵不行。你自己去选几张唱片和几本乐谱，送给你，留作纪念吧！”
告别他家，已是晚上９点。走到大门口，我回过头看了看温德先生的老屋和新屋，我的双眼已经潮湿了。突然，我想起唐诗：“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回忆温德先生（2）
自那以后，我还回过两次北大，但我不敢去朗润园，我怕在那里同我的逝去的青年时代相遇；我怕那里的古屋和后面的圆明园荒野勾起我的伤感：“世路如秋风，相逢尽萧索。”（李白）
冯至先生（1）
冯先生早年写诗，也翻译德文诗（比如歌德和海涅的作品）。当然他的《杜甫传》也为他带来了声誉。
进入四年级，他为我们开了“德国文学史”。不过他的讲课是照本宣科式的，没有什么诗意，缺少闪光的东西。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原先我对冯先生的期望很大。
于是我偷偷地读一本英文版《物理学史》。我觉得这本书更吸引我。不料，冯先生发现我在开小差，望野眼，突然走到我的位子前，拿起我正在看的书（当时我还没有发觉他走来）说：“你可以转系去读物理嘛！”
他叫我站起来。我站起来。他继续讲课。我一直站到下课。最后冯先生用手示意我坐下，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说。
四年级的大学生罚站，这在北大校史上恐怕不会有几个。我是其中一个。
后来，我们全班下放到小山村燕子口劳动锻炼半年。冯先生也下来体验生活１０天。恰好，冤家路窄，他和我同睡在一张大炕上（共６人）。我和他紧靠着。他的身体胖，体重估计是我的一倍。当年，人与人的关系相当紧张。
１０天，我好像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双方都很尴尬。主要是政治上的尴尬。罚站事件也是造成双方不自然的原因。谁的错？双方都没有错。
克莱斯勒（F。Kreisler， 1875…1962），活了87岁。奥地利一代小提琴宗师和作曲家。后定居美国。我是从温德先生收藏的唱片中熟悉他的。二战时期，他去前线慰问盟军将士。
克莱斯勒和海菲茨是我青年时代崇拜的对象。
德国伟大指挥、钢琴家、作曲家和著作家瓦尔特（B。Walter， 1876…1962），活了86岁。
他和托斯卡尼尼、福尔特文格勒也是我从温德家的唱片中熟悉的。大约有70％的唱片都是由这三人分别录音灌制的。这些唱片成了我的“莱比锡音乐学院”。
温德先生送给我的贝多芬《第6交响曲》乐谱的扉页。（B。Water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
扉页上有“温德藏书”（汉字）印章。
今天翻开它，我心里免不了伤感。我想起1959年冬夜温德先生和我一边听这首曲子一边识读乐谱的情景。
好几回，我再也没有勇气回到朗润园。
我怕“重到曾游处，多非旧主人”；
我怕“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其实归根到底我是惧怕时间老人。看着这本发黄的乐谱，我知道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温德先生已不在人世。今天，只要我在听古典音乐，我就一定在怀念他！
温德先生赠送给我的《莫扎特》一书，1946年。上面有“温德藏书”印章。
后来，这本书成了我撰写《莫扎特之魂》（上海音乐出版社）的参考书目之一。其实我写这本书也是为了纪念我在朗润园度过的美好日子。没有这些珍贵的唱片，我走不进西方古典音乐王国。
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我才真正懂得“睹物思人”这句成语。
温德先生在书的扉页上盖的英文姓名签字图章：Robert Winter。
田先生是我们系的教授，早年在意大利攻读但丁的《神曲》，后留学德国。
他为我们开过一个学期的文学翻译课。今天我才明白它的价值。开的课时太少了，应该开两个学期。
听田先生对德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他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是种享受。
在课堂上，他为我们分析了《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是瑞士作家凯勒（Ｇ．Ｋｅｌｌｅｒ， １８１９－１８９０）的中篇小说，也是德国文学最优美的作品之一。
在田先生分析之前，我自己读过一遍。上了田先生的课，再去读，咀嚼出了先前被我疏忽的许多精华部分。因为我太粗，漏掉好些东西。
我发觉，我离精通、掌握德语还早着呢。学汉语是一辈子的事，学德语同样要倾注毕生的心血。
我想起秋天上海人吃大闸蟹。有人是专家，按解剖蟹的逻辑顺序，把蟹的身体部位一一肢解，然后依次咀嚼、品尝。他们有的是从容不迫的心态，把蟹之所以为蟹的美味全部、彻底、干净地品味出来，吃出了韵律——这是对蟹的分析，也是本事。
与此相仿佛，田先生把凯勒的小说放在书桌上就像上海人把秋天阳澄湖的蟹放在餐桌上。我不得不佩服田先生对德语的独到语感、体认和理解。听他的课，我没有开小差，自然就没有罚站。他的课不仅吸引我，简直叫我陶醉、拍案叫绝。
一堂课，能让学生陶醉，是老师的光荣。叫人开小差、望野眼的课，当老师的首先要反省自己：“我讲的东西，为什么吸引不了学生？”
我忘不了凯勒的小说《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小说能写到这个份上，是人类创造力的骄傲。
１９８８年秋，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去东德的柏林。车上遇上一对５０岁上下的瑞士夫妇。瑞士人一般讲德语和法语。当我同这对夫妇谈起凯勒和《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候，那位细高个的夫人惊讶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她的语调和眼神流露出一点刮目相看和敬佩的意思。因为读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
冯至先生（2）
望着窗外西伯利亚的一场初雪，我自然想起田德望先生的句子分析，是那样细腻、精辟、言之有理。难怪中国古人有这样的推崇：“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德国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著常常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北大校园（1）
北大校园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
在我眼里，它既包括建筑，也包括校内外的大、中、小三圈环境。比如圆明园、海淀和香山一带。我甚至把圆明园废墟和荒野场也划进北大校园范围内。因为北大的西墙同圆明园仅一条小马路之隔。其实，北大、清华和圆明园是等边大三角形的三个角。每个角６０度。——这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因为我逛的次数多。
可以说，在北大所有的一万多名学生中，我闲逛圆明园的次数恐怕要排名第一。因为我跑到那里去是为了同荒野对话，做功课；是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诚然，当年我的意识并没有这样清晰，但倾向是很明显的。不然我为什么隔五六天就往那里跑呢？比如遇到大事，要消化一个来自音乐、物理、哲学或古生物学的一特大惊叹号，我就要跑向那里去咀嚼。其实我当年主动留一级便是在圆明园下的最后决心。从那里的“场”——荒寒、高古和幽静——我仿佛能听到一种神圣的声音。
它才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命令，一种最高指示，我总是听从它，没错。
一、 北大建筑和校园环境
典雅、优美和有韵味的校园建筑对学生的熏陶和营养足足抵得上几位著名的教授。当然这种功能是潜移默化的。建筑场对学生的冲击是持久的，日日夜夜，春夏秋冬不分季节。——这不是我的理论或来自书本知识，是我６年的亲身体验。我的建筑艺术“第一课”（Ｌｅｓｓｏｎ Ｏｎｅ），又是在北大上的。
其实北大建筑分新老两部分：
Ａ． 解放前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教学楼和宿舍。属于明、清建筑风格，堪称为一首首建筑诗，包括西校门，甚至也包括未名湖边的路灯——古香古色，特别有情调。６年来在我眼里，这些路灯的造型正是一首无言的诗，尤其是在下雪天，结了冰的湖面朦胧一片的时候。我尤其忘不了一湖寒雾同昏昏路灯的协奏，交响。
四十多年了，我还记得路灯这个细节。
我们今天的校园，恰恰就在忽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