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那她为什么不回北京呢？”
她说：“她父亲是一个普通的环卫工人，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家里又有六个兄弟姊妹，她父母根本没办法办她回北京。一动起来，户口、档案、工作，一大堆事情要多麻烦有多麻烦，靠她自己连门都摸不着。再说那个时候她还等着胡跃中跟他老婆离婚哩。”
我亲了她一下，说：“真是太惨了。”
她说：“好不容易胡跃中的老婆去年死了，他的儿女们又坚决反对他娶高爱红。说他们的母亲是被高爱红气死的，如果胡跃中敢娶高爱红，他们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
我说：“真是太惨了！”
沉默了一会儿，王霞起身去小便。她在十米外的草地上蹲下去，春天的月光即刻将她埋没在一片清新的乳白之中。
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真切地谛听一位女生的小便声。那吃吃的小心翼翼的声音，好像来自地心的强大电流，好像我们暗暗的爱情，突然惊破夜籁，将我的身体击穿。我浑身发麻，颤颤地走过去。我将她拥住，轻轻地吻她，一只手搂住她的腰，一只手放在她浑圆的微微翘起的臀上。她的细腻的皮肤正放射出巨大的磁力；我浑身的血液潮汐一样倾注到我的手臂。我们倒在草地上。我尽情地吻舔着她的阴唇，吮吸着密密的阴毛上串串珍珠一般的液体。夜露降下来，打湿了她的喘息和我的头发。我真恨不能钻进她的身体，钻进那个温柔的所在，永远不再出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她时，她说：
“小东，你钻进来呀！”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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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2
我被调到厂技术处下属的工艺室上班。技术处跟设计所在同一层楼上。我们的办公室与刘向的办公室中间只隔了一个设计所所长室，上下班要走同一个楼梯，因此时不时的就会与刘向打个照面。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很冷静，基本上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匆匆闪身而去。整个楼上的人似乎都知道一些什么，这从他们看我的神色，以及激情高涨的谈论常常由于我的出现而突然冷场，语无伦次地打马虎眼，等等，都可以充分地领会到。我想对他们大喝一声，问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没办法发出任何声音。我好像一个贼一样，在默默地焦急地等待着被揭发和受审判的时刻的到来。
上班没有什么事干。早晨，大家基本上都能在八点之前到。走进办公室先签到，然后泡一杯劳保茶，边喝边看报纸，聊天，呆到九点以后，便开始东一个西一个地往出溜。溜出厂门，成了家的就去买菜，洗衣服，或者睡个回笼觉；没成家的小青年，就去工会俱乐部打台球，或者三五成群的在家属区闲逛。临下班前半个小时再西一个东一个地溜回来。一个办公室留下一个人值班即可。下午一般溜出去也很难找到事做，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关起门来，在办公室打牌。
每天大家聊天的内容都差不多一样。我注意听了几天，替他们总结了一下，话题基本如下：
1、厂里谁跟谁是一伙的，他们在基地或部里面有什么人；
2、谁是谁拐了十八弯的亲戚，这次干部调整要升级；
3、谁当年跟谁好，后来跟谁好，现在又跟谁好；
4、谁家的孩子屁眼小，谁谁的丈夫（老婆）脚板大；
5、报纸上的招聘广告；怀才不遇的感慨。
对于前四个话题我不感兴趣。我才懒得管谁要当下届厂长，谁要升到基地去，谁要升到部里去；由于几十年厂内通婚造成的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都分别是目前当权的四大家族的亲戚（所以在厂里绝对不敢乱说话）；谁跟谁好，谁是破鞋，等等。我感兴趣的是报纸上的招聘广告：92年，那可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全国各省市县都争先恐后的在各大报纸上登载整版招商、招聘广告。一时间工业区、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名头满天飞，搞得每个人都心里发痒，感慨终于等到了好时光。但是他们谈论时的情态我看不上：一个个好像老头老太太在回忆年轻时的风流韵事，或者又好像在谈论年轻人的闲事，时不时再夹杂些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听着使人感到虚假和肉麻得不行——其实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处在二十五到五十岁之间，可谓年富力强，正待开花结果的时候。所以我虽然对招聘广告感兴趣，却不想跟他们去谈说，只好一个人沉思默想。
本来每天上班后大家是轮流留下来值班的，但是我回寝室无事可干，便主动要求替大家值班，他们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室主任为防万一，还给我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要我有事时通知他。在我一人值班的时候，王霞就打电话过来，与我约定晚上的活动。我们一时在足球场，一时在东山，一时在西山，一时在南山，一时又在北山，称得上神出鬼摸，防不胜防。只有和王霞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才会轻松一点。王霞说要跟她父母谈这件事情，这是我既希望又非常担心的。
一天中午，我记得是星期五，周小山打电话要去他办公室。我打电话跟室主任讲了一下就去了。
周小山让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表情和蔼可亲，搞得我心里没底，不知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我问他：“周书记，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他哈哈一笑，说：“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跟你聊一聊。你现在身体没事了吧？”
我说：“没事了。”
他说：“那就好。”
停了一下，他又问：“找对象了吗？”
我一笑，反问：“找谁呢？”
他说：“还跟我保密呢！”
我明白他话里的意思，说：“那些都是造谣。”
他收起笑容，态度严厉地说：“我可没时间跟你绕圈子！王霞已经跟家里人摊牌了。王副厂长很生气。我今天跟你谈话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明白厂里的情况跟大学里面完全不同，你不要把学校那一套拿到厂里来，在这里瞎糊弄。”
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说：“你不要装糊涂！我劝你还是汲取教训，悬崖勒马，不要再去瞎参乎。否则，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
我试着问他：“你是不是知道上次打我的人是谁？”
他马上躲开一步，说：“我怎么会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看着他像遭了蛇咬一样紧张的样子，我笑一笑，说：“周书记，你的意思我明白。谢谢。”
他甩给我一份厂里的红头文件，似乎又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一点，赶快换了平静的语气说：“这个你拿回去看看，好好想想我说的话。俗话说要入乡随俗嘛。”
周小山微笑着送我出门，言行间飘浮着怜香惜玉的情感。让我觉得可笑。我在左右两边办公室人员眼睛的极力追逐中，走过长长的楼道，下楼而去。
红头文件的大意是这样的：鉴于厂里已有六个家庭在闹离婚，处于将闹未闹状态的不记其数——总的来说前景不容乐观。造成这种现状的直接原因是第三者插足。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多第三者插足呢？调查结果显示，罪在跳舞。因此，两个舞场必须立即取缔。另外为了确保家庭稳定、健康，维持全厂安定团结的大局，消除广大职工的后顾之忧，从而将精力全部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去，厂里还组织了一批退了休的老头老太太，分三班，白天黑夜在全厂各处巡逻，专门对付那些偷鸡摸狗的男女，以便使第三者彻底失去活动的场所。云云。看完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感觉似乎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这是发生在92年3月10日的事情。
更邪乎的是一周之后，也就是3月17日，突然接到调令，要我去喷漆车间实习。我一看就火了，大声问：“我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对喷漆一窍不通，以后也不可能去搞喷漆，去那里实的倒是哪门子习呀？”
室主任是个老好人，他看看走廊里没人，小声对我说：“你说的也是。不过这是厂里的意思，我也没办法。”
我咬牙切齿，说：“他们这是打击报复！”
室主任赶快又看看走廊两边，小声劝我说：“你不要这么大声，上面的事情，你就忍一忍吧！”说完就赶快溜进办公室里去了。
我在走廊里木木地站了一会儿。我知道凭我个人的能力，事情已无可挽回。因为，第一我是厂里的职工，是厂里的职工厂里就有权安排其工作；第二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大学生学的什么就只能实习什么；第三喷漆车间需要技术员，我是新来的大学生，实习期满后即可晋升为技术员；第四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大学生学的什么就只能干什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是新来的，或者不是大学生，或者干脆不是厂里的职工。因此，我拿在手里的调令是天衣无缝的，调我去喷漆车间是工作的需要，而且是经过厂里研究后决定的。
我走进办公室。奇怪上班已经差不多两个小时啦，办公室竟然还没人开溜。不但没人开溜，大家反倒像等待老师上课的小学生一样整齐地坐在办公桌后面——只差没有背起双手。我走进去，一直走到最前面自己的座位上，手里捧着那份调令。办公室静得能听见大家的心跳。我突然哈哈大笑一声，将那份调令仔细的先横后竖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扬手扔出窗外。看着它们纷纷扬扬雪花一般从四楼飘下，落了窗下那棵松柏一身。然后，拿出钢笔写了一张请假条，交给室主任就转身走了出去。
一口气走回寝室，我心里火烧火燎的，险些七窍冒出烟来。正式职工：有稳定的工作、有档案、有户口、有公费医疗、有退休金；除名后（按照厂里的规矩，普通老百姓一旦进厂，就绝对不允许调出或辞职。唯一的出路是旷够工后除名——小东注）：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档案、没有户口、没有公费医疗、没有退休金——这两组词组标示着两种道路和它们各自的结局，就像两条熊熊燃烧的火龙，在我心中摆开了雌雄大战。前一种道路虽然好，其代价是我从此以后得永远给人当孙子，去喷漆车间搞喷漆——是可忍熟不可忍！后一种道路什么好处都没有，但是却可以给我机会堂堂正正地做人。我当然要选择后一种道路，但是万一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养我二十多年，供我念大学的父母？怎么对得起自己的青春？越想越乱。我只好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把菜刀，拿了床下的半块砂轮去水房里磨。
“磨刀霍霍向猪羊”。
我的心里一遍又一遍闪过这句古文，纷乱的心事逐渐被一种清晰的激情代替。“我怕什么呢？”
第十一章
13
迷迷糊糊地睡到黄昏，肚子饿得实在不行，才爬起来，用凉水洗把脸，下楼去找饭吃。出了楼门正好看到了迎面走来的孙师傅，我赶快侧转身向食堂方向走去。他很快追上了我，一把抓住我的肩膀问：
“小东，你去哪里？”
我若无其事地笑笑，说：“睡过了头；去那边买一碗面条吃。”
他说：“买什么面条，我正是来找你去喝两杯呢！”
我问：“有什么喜事吗？”
他说：“哪来的喜事啊。我是觉得我们兄弟很久没有在一起喝一杯了，所以今天让你嫂子弄了两个菜，请你去喝一杯。”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孙师傅向他们家走去。迎面碰到的众多男女老少，除了不懂事的小孩子，看见了我和孙师傅，大都停住正在做的事情，向我们瞟一两眼；个别的还会指一指我，彼此介绍一番，或者干脆叫住孙师傅，装着很无辜的样子，问他身边这一位是不是原来在三十六车间实习的小东。搞得孙师傅都有点不尴不尬的。我再次体会到，这个工厂表面之下确实是一个“整体”——无形的类似神怪一类的东西，所有的人都是它身上的一个器官或者一个细胞。当然，不同的人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如果说厂里的五大家族就好比它的五个脏器的话，像我这样的人就只能是它的排泄物——所以在这里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任何一处的变化都会在一瞬间传遍它的全身。我不好意思地说：
“真是对不起。”
孙师傅生气地说：“你这是什么话，你就当自己是在做梦一样就行了，理他们干啥！”
走进孙师傅家门，果然摆了一桌子菜，连啤酒都倒好了。孙大嫂在看电视，等着我们。
孙大嫂关掉电视，热情地招呼我：“快快，这边坐。”
我在她的左手边坐下来，高兴地问：“做这么多菜，有几个人来呀？”
孙大嫂看一眼孙师傅，说：“不多不少，就你一个！”
孙师傅在我左边坐下，端起啤酒，说：“来，小东，喝酒。”
可能是因为一天没吃饭，酒又喝得猛了一点，一人才喝了一瓶啤酒，我已不行了。勉强吃了一小碗饭，就挪到沙发上去喘粗气。脸特别烧。头像挨了一闷棍，蒙蒙瞪瞪地直往下垂。孙大嫂赶快泡了一杯浓茶，端过来放到我手边。孙师傅跑过来打开电视让我看。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是想在这危难之时给我尽可能多的关怀，同时又做得不露蛛丝马迹，以免使我难堪。我深深地感动于他们的真情，但看着他们藏着掖着的样子又觉得非常难受。所以我抓过遥控器将电视关了，说：
“孙师傅、孙大嫂，我谢谢你们的一片苦心！这大半年来我也没少给你们添麻烦——我今天有句话要告诉你们，免得你们为我提心吊胆，心里难受。”
孙师傅忙走过来扶住我，说：“小东，你在说什么呀？”
我努力坐好一点，说：“我准备辞职去广东。”
孙师傅和孙大嫂面面相觑，完了又一齐看着我，好像在听我说梦话。
我说：“我没有醉，我清醒得很。我准备辞职，离开这个鬼地方。”
孙师傅好像终于听懂了我的话，小心翼翼地问：“厂里会同意你辞职吗？”
我大声说：“我也不指望他们同意。我准备写一份辞职报告交给厂里就走人，他们同不同意都与我无关。”
孙师傅拉拉我的胳膊，说：“你小声点，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一笑，继续大声说：“我怕什么，大不了回家去种那二亩地！”
孙大嫂说：“你还是再想想吧，这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
我说：“看谁不顺眼就弄下去劳动改造——都什么年代啦，他们还搞文革那一套！我给他们这次一折腾，在厂里的前途整个已经毁了。留下来只能让人当狗使，不如出去看看。我不相信那么多人去广东都有饭吃，能把我一个给空下了？”
十点多从孙师傅家出来。夜空如洗，不多的星星就像心中的往事，闪射着遥远的光辉。酒后的身子经春风沐浴，充满着恶毒的膨胀的欲望。人们差不多都已睡过去了。月光下的工厂就像一座空城。在这寂静的楼房之间穿行，脚步声传得很远——我怀疑它会刺痛梦中人的神经。路灯下偶然会闪过一些衰老的身躯，我知道那是他们。
“特高科在行动。”
我时不时吹一吹小曲，故意跟他们逗圈子，玩一把地下党和汉奸的游戏。尽管我尽力地七甩八甩，毕竟他们的耳目太多，当我快速冲进男单身楼，趴在三楼的窗口往下看时，楼下还是有两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在指指戳戳，仰脖子往上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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