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数不清的电话，只有她手里的那一部，在线路的另一端有着上百万的听众。
对我们来说呢？这种拔河似的争夺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全貌。整幕场景揭示了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不论是通过照片、电子邮件还是MySpace页面，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社会可见度（social visibility），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媒介旧有的限制被极大地削减了，权力一点点地向“原本的受众”汇聚。一则新闻可以在刹那间由一个地方扩散到全球。而一个群体也可以轻易而迅速地为了合宜的事业而被动员起来。
然而，由谁来决定什么事业是合宜的呢？埃文获取众人帮助的能力，既可以归于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也可以归于一种对失败的不情愿，不管事情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也不管他的对手为此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莎莎的辱骂嘲弄虽然令人十分不悦，在这里面起作用的还是种族与等级。埃文是个成年人，所从事的工作令他可以把大把的业余时间花在追踪手机上。莎莎是个未婚的少女妈妈，她所遭受的损失不仅限于手机归还原主——埃文的BBS迅速成为人们痛贬莎莎、她的男朋友和其他朋友、单亲妈妈以及波多黎各族群的大本营。有个帖子的主题是“干一下！”，发帖人注意到有人已经发现了莎莎的住所，因此号召大家去堵截莎莎（虽然作者自己并没有说他会参加）。另一个主题*性地问“你会上手吗？”其中主要是男人们在讨论莎莎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引他们跟她上床。
有人也许会责怪埃文竟然容许这些种族主义的和含有性别歧视意味的对话存在，但对这起手机丢失案感兴趣的人数之多（大多数软件都无法处理这么大的用户流量），以及网络用户惯常的匿名性，都使得对对话的控制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况且，尽管埃文明显地受益于众人的注意力，他对这种注意力也不具备全权的控制——他和用户达成的交易使得他要为后者提供他们想看的故事。如果他关闭这个BBS，或者对对话的内容加以编辑，他就会违反他这一方的义务，因为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双向的期待。（他是否应该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一个主观判断，关键在于，一旦一个群体得以形成，有关社区控制的课题就不再简单。无论埃文采取什么行动，或让对话自由进行，或对言论予以高压，都会产生复杂的副作用。）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6）
一个更大的问题超越了个别事件。一个富有的成年人，利用强大的影响力令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遭到逮捕，而且还在全球平台上被指名羞辱，只不过是为了一点小小的违法行为，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世界吗？答案既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上百万人的确想看到事情的结局，这部分是因为这个故事掺和了道德和本能的挣扎。而且，莎莎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我们希望错误行为受到惩罚。但在同时，我们也希望罪与罚是相适的。有那么多人拿了别人丢失的东西而不归还，所以很容易断言莎莎不应该逃脱惩罚，但假如我们想象一下，把人物的位置颠倒过来，上述逻辑看上去就不再具有一致性了。穷人也丢手机，损失的程度还更甚，为什么埃文能够威逼纽约警察局在那么多丢失的物品中，唯独关心这一部手机？
倒退回几年前，埃文也不可能让他的故事被别人听到。在网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他无法吸引听众，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听众了。而缺少了听众，他根本无力让警察局变更控告的类别。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生命浪费在漠然的官僚主义奴役之中。埃文的最终获胜因此堪称一个巨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警察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人们感受不公正的意愿是无限的。不论何时，如果拥有影响力的人被惹怒了，都可以单方面把自己的优先选择加诸于当地的警察局，这个世界难道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这些问题都是无须作答的，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世界。真正的问题在于，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一部丢失了的手机的故事描绘了未来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好的，有些则是坏的，大多数变化则复杂得无法贴上标签——它们正影响着群体集聚和合作的方式。这些变化是极为深远的，因为它们正放大和延伸着我们的基本社会技巧，还有我们特有的社会失败。
旧行为的新杠杆人类是社会性生物——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向来如此。社会交往能力（sociability）是我们的核心能力之一，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每一层面都以原因和结果的双重面目出现。社会不仅仅是个体成员的产物，也是群体构成的产物。个人与群体的集合关系，群体内部的个人的集合关系，以及群体间的集合关系，共同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网络。为了维持生计，我们总需依赖群体的努力。甚至在农业发明之前，狩猎和采集就必须经由协调工作和劳动分工才有可能。从我们有关群体的语言就可以看出，我们多么富有社交的才能，就像爱斯基摩人用17个神秘的词来描述雪一样，我们在现实中使用极为多彩的语言来描述人类的交往。我们能够细微地辨别出一家公司与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小集团和一家俱乐部，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秘密会社。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我妻子朋友的孩子”和“我孩子朋友的妻子”这样的可传递的标签的不同，这种关系的微妙性渗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本性甚至在我们表示否定时也会出现。一种可以施行的最为严厉的惩罚就是将囚犯单独监禁——即便是在监狱这样一个严酷和稀薄的社会环境中，把人完全同他人隔离开来也是一个更加严酷的举措。
我们的社会生活富有原始意味，从灵长类动物中我们的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来看，它们和我们一样是社会性的。那些设计群体使用的软件的人有时会把人们的社会本能开玩笑地称作“猴子的脑筋”（Monkey Mind）。然而人类较其所有的灵长类近亲走得更远：我们的群体更大、更复杂、更有序、存在的时间更长，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群体超出了家庭纽带，囊括了朋友、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陌生人等类别。除了社会本能，我们也有个体的高智商。在社会整合的绝对意义上，甚至就连教派这种严苛要求个人屈从于群体的组织，都无法比肩一个蜂巢；但个体的智商使我们区别于那些社会交往的笼罩性比我们更强的生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7）
正是这种个人才智和社会本能的结合才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无可争议的冠军，特别是在集体的灵活性上。我们无处不在协调行动——从组织生日派对这样的简单工作（其实实际的组织过程令人惊讶地复杂），到经营一个有着上千名甚至上百万成员的组织。这种技能使得群体能够处理更大、更复杂、更分散化、周期更长的任务，而它们是单个人无法独自应付的。建造一架大飞机或是一座大教堂，演奏一次交响乐或是施行一次心脏病手术，养一群牲口或是把一座城堡夷为平地，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把多项任务在多个人之间予以分配、分工和协调，时间长达几年、几十年，有时还要跨越多个大陆。
我们生来擅长群体活动，以至于我们在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常常不考虑群体的因素。许多我们认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实际上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在描绘西斯廷教堂天顶画（the Sistine Chapel Ceiling）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请助手帮他完成一部分内容；托马斯·爱迪生以他个人的名义申请了上千个专利，但却有一帮手下帮他打理工作。甚至就连写书这种出了名的孤独事业都需要编辑、出版商和设计师的参与。现在你手里捧读到这本书，还需要印刷厂、仓库保管员、卡车司机和其余许多在读者和作者之间架设网络的人的合作。即便我们排除那些有着共享特点的群体标签，比如说高个和红头发的人，我们每个人几乎还是可以基于家庭、朋友、工作、宗教归属等而被归入多个群类。群体活动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中心性意味着，任何群体作用方式的改变都会对商业、政治、媒体和宗教等领域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教益是，新技术使得新式群体的形成成为可能。埃文所利用的工具颇为简单——手机本身、电子邮件、一个网页、一个论坛——但没有这些工具，丢失的手机不会再被找回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的每一步，他都能够摆脱私人生活通常的局限，用此前专属于专业人士的能力武装自己：尽管不是记者，他用自己的网站报道故事；虽非侦探，他能够找到莎莎的信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不同的专业阶层转移出来的这些能力到了公众手中，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建筑在出版商蒂姆·欧内利（Tim OReilly）所称的“开放参与的架构”（architecture of participation）之上。
当我们改变了沟通的方式，也就改变了社会。社会用以创造和维持自身的工具对人类的核心意义就仿佛蜂房对蜜蜂生活的意义。虽然蜂房不是任何单只蜜蜂的一部分，但它是蜜蜂群体的一部分，既被居于其中的蜜蜂的生活所形塑，也在形塑着这种生活。蜂房是一种社会性装置，一种有关蜜蜂的信息技术，它提供了沟通和合作的平台，蜂群的生存因之成为可能。单只的蜜蜂如果离开蜂群，或是离开它们共享的、共同创造的环境，根本无法被理解。人类网络也是如此：蜜蜂造就蜂房，我们造就手机。
但拥有工具并非全部。工具只是一种传导现存动机的方式。埃文有很强的驱动力和很多的资源，对莎莎来说很不幸的是，他还满怀怒火。假定他把自己的使命用完全自利的角度表达出来（“请帮我朋友节省300美元！”），或是确立一个难以达成一致的笼统目标（“让我们处处和盗窃作战！”），他选择的工具不会发生多大效力。他所做的是提炼一条信息，然后把这条信息放在足够大的框架之内以激发人们的兴趣，同时使目标触手可及，足以激发自信。这种甜点甜点（sweet spot）一词多见于网球，就是击球最舒服、最稳定、最有力的球拍面位置。此处用以比喻找到了触动人心的关键点。——编者注是开源软件理论家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所称的“一个挺像回事的承诺”（a plausible promise）。缺少了这种挺像回事的承诺，世界上所有的技术也就不过是技术而已。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8）
如同我们在丢失了的手机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获取一个巨大而分散的群体自由而且随时随地的参与，已经从不可能之举变为轻而易举之事。这个群体具备多种技能——侦探活动、法律建议、从警方到军方的内幕信息爆料。之所以这样，从技术上和社会上看，存在许许多多小的理由，但这些小理由汇聚到一起，便成就了一个大变化：群体的形成现在变得如探囊取物般容易。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创建一个新群体或者是加入一个现有群体的成本近年下降了，下降的幅度还不是一星半点。成本滑坡了。（“成本”在这里用的是其经济学上的含义——它等于任何消耗物，无论是金钱，还是时间、精力以及注意力。）经济学的少数几个没有争议的信条之一是：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回应。如果你给予他们更多的理由做某件事，他们就会更多地去做这件事，而如果你把他们倾向于做的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去做得更多，他们也会做得更多。
可是，经济学为何在此会起作用？理论上，既然人有互利合作的天分，我们应该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完成那些过于艰巨而导致单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如果这是真实的状况，那么，任何需要共同努力的事情——维持治安、道路建设或是垃圾收集，都会从个体成员的动机中生发出来。而现实中，是协调的困难性阻碍了这些情况的发生（为何会是如此，我将在下一章予以讨论）。
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着一些大型组织。微软公司、美国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是巨大而运转良好的机构。一个临时性的群体和一个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之间的差别在于管理。微软不会等待一个群体自发形成之后再来创造软件，而是精心管理其员工的劳动。员工为了获取薪酬而牺牲自由，微软则承担指挥和监控员工产出的成本。除了支付工资，它还要支付从高管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成本（这正是中层管理者存在的理由之一）到人力资源部门购买新桌椅的花费等各类支出。为什么微软或者任何一家机构会容许这些成本？
它们这样做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否则它们就会面临机构的解体。如果你想要组织或哪怕少数几个人工作，你都必须施以管理。随着组织发展壮大到几百人、几千人，你还得管理管理者，最终是管理管理者的管理者。为了在一定的规模上生存，一个组织必须承担所有这些管理的成本。组织存在许多抵消这类成本的方法——微软使用营业额，军队使用税收，教会使用捐助——但是它们无法避免这类成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机构都生活在某种矛盾之中：它们存在是为了利用群体的努力，但它们的某些资源又为了引导这些努力而慢慢流失。我们可以将此称为“机构困境”（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因为一个机构耗费资源以管理资源，在这些机构理论上的能力和实际上的能力之间存在一条沟，机构越庞大，产生的成本也越大。
我们自身与生俱来的群体行动天分与我们的新工具在此相遇。那些为创建群体提供简单路径的工具会导致新群体的诞生，这样的群体越来越多，不仅数量递增，而且种类多样。在埃文所使用的工具中，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影响——网页用来同世界沟通，短信和电子邮件在他的读者中传来传去。还有手机日益具备群发信息和图片的功能，而不仅仅是指向一个接收人（传统的电话使用模式正是如此）。
第1章 从一场“人肉搜索”说开去（9）
如果我们如此擅长社会生活和共同工作，那么，这些工具会带来什么好处？人类事务的革命是一件大事，很难归因于一堆像电子邮件和手机之类杂七杂八的工具。电子邮件的确是好东西，但在事情的整体进程中，它又能占据多高的位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定是：“电子邮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如果仅从其自身考虑的话。”奥妙在于，不能仅就电子邮件自身谈论电子邮件。我们在丢失的手机这个故事中所看到的一切技术，包括手机和电脑、电子邮件和短信，还有网页，都显示着一个更大的转变。现在我们拥有了能够灵活配合我们的社交能力的沟通工具，而且我们在见证充分利用这种转变的崭新的协调行动方式的崛起。这些沟通工具被赋予了许多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主题的变奏：“社会性软件”（social software）、“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社会性计算”（social puting）等等。虽然这些标签之间存在差异，但核心理念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能力在大幅增加，这种能力包括分享的能力、与他人互相合作的能力、采取集体行动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