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描写帮会的小说，西洋小说中的《教父》，《天使的愤怒》等等中，黑手党的领袖，可以毫无顾忌的残杀自己同党兄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决计不会出现，因为中国人讲义气，绝对不能接受。法国小说家雨果《悲惨世界》中那个只重法律而不顾人情的警察，中国人也绝对不能接受。
士大夫也并非不重视义气。《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书中记载了不少朋友之间重义气的史实，予以歌颂赞美。
西汉吕后当政时，诸吕想篡夺刘氏的权位，陈平与周勃谋平诸吕之乱。那时吕禄掌握兵权，他的好朋友郦寄骗他出游而解除兵权，终于尽诛诸吕。诛灭诸吕是天下人心大快的事，犹如今日的扑灭“四人帮”，但当时大多数人竟然责备郦寄出卖朋友（《汉书》：“天灭郦寄为卖友。”）这种责备显然并不公平，将朋友交情放在“政治大义”之上。不过“朋友决不可出卖”的观念，在中国人心中确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
至于为了父母而违犯国法，传统上更认为天经地义。儒家有一个有名的论题：舜的父亲如果犯了重罪，大法官皋陶依法行事，要处以极刑，身居帝位的舜怎么办？标准答案是：舜应当弃了帝位，背负父亲逃走。
“大义灭亲”这句话只是说说好听的。向来极重视亲情人情的中国人很少真的照做。倒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律兼顾”的话说更加振振有词。说是“兼顾”，实质是重情不重法。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情”总比“法”重要。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虽得人称道，但如他不挥泪，评价就大大不同了，重点似乎是在“挥泪”而不在“斩”。
八一个民族的自下而上与兴旺，真正基本毕竟在于生产。中华民族所以历久常存，基础建立在极大多数人民勤劳节俭，能自己生产足够的生活资料。一个民族不可能依靠掠夺别人的生产成果而长期保持生存，更不可能由此而伟大。许多掠夺性的民族所以在历史上昙花一现，生产能力不强是根本原因。
民族的生存竞争道德是在自己能养活自己，其次才是抵御外来的侵犯。
生产是长期性的，没有什么戏剧意味的事，虽然是自下而上的基本，却不适宜于作为小说的题材，尤其不能作武侠小说的题材。
少数人无法无天不要紧，但如整个社会都无法无天，一切规范律则全部破坏，这个社会决不可能长期存在。然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情景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正如男婚女嫁，养儿育女的正常家庭生活不适宜作为小说的题材。（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小说的第一句话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写的是不幸的家庭。）但如全世界的男人都如罗密欧，全世界的女人都如林黛玉，人类就绝种了。
小说中所写的，通常是特异的、不正常的事件与人物。武侠小说尤其是这样。
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决不是故意与中国传统道德唱反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侧隐之心；除暴安良，锄奸诛恶，是出于公义之心；气节凛然，有所不为，是出于羞恶之心；挺身赴难以德报怨，是出于是非之心。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
正统是只有统治者才重视的观念，不一定与人民大众的传统观念相符。韩非指责“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指责儒家号召仁爱与人情，搞乱了严峻的统治，侠者以暴力为手段，侵犯了当局的镇压手段。
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
九
武侠小说的背景都是古代社会。
拳脚刀剑在机关枪、手枪之前毫无用处，这固然是主要原因。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利益，是要求法律与秩序，而不是破坏法律与秩序。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各种行动－－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在现代是反社会的，不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这等于是恐怖分子的活动，极少有人会予同情，除非是心智不正常的人。因为现代正常的国家中，人民与政府是一体，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事实上当然不一定。
古代社会中侠盗罗宾汉、梁山泊好汉的行径对人民大众有利，施之于现代社会中却对人民大众不利。除非是为了反抗外族侵略者的占领，或者是反对极端暴虐、不人道、与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专制统治者。
幸好，人们阅读武侠小说，只是精神上有一种“维护正义”的感情，从来没有哪一个天真的读者去模仿小说中英雄的具体行动。
说读了武侠小说的孩子会入山拜师练武，这种廉洁或事迹，也几十年没听见了。大概，现代的孩子们都聪明了，知道就算练成了武功，也敌不过一支手枪，也不必这样的辛苦的到深山中去拜师了。
十
我没有企图在《鹿鼎记》中描写中国人的一切性格，非但没有这样的才能，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只是在韦小宝身上，重点的突出了他善于适应环境与讲义气两个特点。
这两个特点，一般外国人没有这们显著。
关于适应环境，在生存竞上是优点，在道德上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
就韦小宝而言，他大多数行动决不能值得赞扬，不过，在清初那样的社会中，这种行动对他很有利。
如果换了一个不同环境，假如说是在现代的瑞士、芬兰、瑞典、挪威这些国家，法律相当公正严明，社会的制裁力量很强，投机取巧的结果通常是很糟糕，规规矩矩远比为非作歹有利，韦小宝那样的人移民过去，相信他为了适应环境，会选择规规矩矩的生活。虽然，很难想象韦小宝居然会规规矩矩。
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
十一
中国人的重视人情与义气，使我们生活中凭添不少温暖。在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如果在家再互相敌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充满了冷酷与憎恨，这样的生活很难过得下去。
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 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你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是人，但他们身上也有中国人的某些特征，因为写这些“妖精”的人是中国人。
这些意见，本来简单的写在《鹿鼎记》的后记中，但后来觉得作者不该多谈自己的作品，这徒然妨碍读者自己的判断的乐趣，所以写好后又删掉了。何况作者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总有偏爱。
“癞痢头儿子自家好”，不可能有比较理性的分析。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因编者索稿，而写好了的文字又不大舍得抛弃，于是略加增益，以供谈助。
匆匆成篇，想得并不周到。
金庸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话
三毛曾经说过，金庸写的不只是武侠小说，而是写了“包含了人类最大的，古往今来最不能解决的，使人类可以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的一个字，也就是‘情’字”。深以为然。读金庸的小说，常常会为其中爱情所感动，所陶醉。
1．黄蓉轻轻唱道：“活，你背着我！死，你背着我！”
所有金庸的作品，给我印象最深、最多感动的就是这句话，黄蓉这个古灵精怪的女孩子，是那么聪明，那么慧黠，会用一千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在生死未卜，郭靖背她去求医的路上，用《山坡羊》的曲子唱出这样一句，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是啊，只要在心爱的人的背上，那么生和死也是无足轻重了。 只可惜淳朴的靖哥哥一心牵挂她的伤势，并没有对她做出回应，也算是美中不足。
2．阿朱接口道：“有一个人敬重你、钦佩你、感激你、愿意永永远远、生生世世、陪在你身边，和你一同抵受患难屈辱、艰险困苦。”说得诚挚无比。 萧峰之于阿朱，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英雄，所以阿朱对萧峰的表白“敬”的成份大于“爱”，是符合中国传统的爱情模式。而当时萧峰不容于中原武林，这既是“爱的表白”也是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宣言。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如此的“敬重”、“钦佩”、“感激”，真是一生幸事，夫复何求。
3．赵敏低下了头，轻声道：“好罢！我跟你说，当时你咬了殷姑娘一口，她隔了这么久，还是念念不忘于你，我听她说话的口气啊，只怕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也咬你一口，也要叫你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聪明的女子往往不是很让男人喜欢，可是聪明的女子却懂得用别出心裁的方式来示爱，敏敏的这个出人意表的举动和对“咬人”的可爱理解，再加上这番天真而深情的解释，是多么美好动人啊，难怪无忌哥哥不但原谅了她的一咬，还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4．胡斐怦怦心跳，问道：“现在相逢还不迟么？”苗若兰不答，过了良久，轻轻说道：“不迟”。又过片刻，说道：“我很欢喜”。 这算是最为简洁而又含意深长的情话，苗若兰前后只说了六个字，可是却包蕴了无限情意，而且悠远绵长，让人回味不已，很有古典韵味，所以金庸接下来写“古人男女风怀恋慕，只凭一言片语，便传倾心之意。”
5．陈家洛才慢慢放开了她，望着她晕红的脸颊，忽见她身后一面破碎的镜子，两人互相搂抱着的人影在每片碎片中映照出来，幻作无数化身，低声道：“你瞧，世界上就是有一千个我，这一千个我总还是抱着你。”
金庸笔下的男主角会甜言蜜语的不多，而陈总舵主不愧是文武双全，说出这样一句颇有西方语言风格的情话来，“世界上就是有一千个我，这一千个我总还是抱着你”，多么温馨甜美，可是，陈家洛最终还是“忍见红颜堕火窟”，断送了自己的爱情，也断送了爱人的性命。
6．阿紫转背了身子，续道：“我……什么地方不及阿朱了？相貌没她好看么？人没她聪明么？只不过她已经死了，你就时时刻刻惦念着她。我……我恨不得那日就给你一掌打死了，你也会像想念阿朱的一般念着我……” 阿紫对萧峰的爱，是最惨烈，也是最无望的爱，因为一千个活着的阿紫，也比不上一个死去的阿朱。我虽然不喜欢阿紫，但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心爱之人的感念，那么凄楚，那么绝望，却真让人深深感动。
7．令狐冲微笑道：“我可不敢犯戒吃荤。我见到你病好了，心里欢喜，过不了三天，马上便会胖起来。好妹子，你下崖去吧。”岳灵珊目光中含情脉脉，双颊晕红，低声道：“你叫我甚么？”令狐冲颇感不好意思，道：“我冲口而出，小师妹，你别见怪。”岳灵珊道：“我怎会见怪？我喜欢你这样叫。” 令狐冲和岳灵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在男女之情上却是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其实我认为岳灵珊对此是期待和盼望的，一句好妹子就让她“含情脉脉，双颊晕红”，“低声”强调“你叫我什么”，并表示喜欢这样叫，这样一个娇羞无限，却又脉脉含情的少女怎么不动人呢？
8．殷素素倚在张翠山怀中，凑在他耳边说道：“张五哥，我俩若能不死，我要永远跟着你在一起。”张翠山心情激荡，道：“我也正要跟你说这一句话，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在一起。”殷素素喜悦无限，跟着说道：“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永远在一起。” 这个场景是一个强烈的反差，张殷谢三人遇到海啸，惊涛骇浪，随时会有送命的可能，可张殷二人因为有了永远在一起的约定，所以把危难置于度外，“心中都反而感激这场海啸”，可见，爱总是给艰难困苦的环境加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