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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那里，我就主要和看门的老伯聊天。看他心情不错时，我就会说：“老伯伯，你抽根烟吧，辛苦半天了。”如果这时他接了我的烟，就意味着关节已通诸事大吉，即使我和哥哥把黄沙堆得再高他也会放我们走。最多说一句“下次不能这样，这次就算了”之类的话。所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收不收烟。倘若遇上对方心情不好不收烟，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只稍微装满一点。因为装得过满，反而会被铲平，还不如只稍多一点，他多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自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有了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香烟太珍贵了！一根烟就可以换来上百斤甚至更多的黄沙啊。而抽完一根烟却不过只要一两分钟时间。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不能接受的奢侈。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除去黄沙，铺设屋顶用的木头椽子也是需要大量购进的材料。椽子无论直径粗细，都按根数算钱。如果和卖椽子的人关系搞熟了，他们就会让我在一堆椽子里随意挑拣。细的椽子拿回去一根就只能当一根用，而粗的则可以一劈为二，一根就变成了两根。对于亟欲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以控制成本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有时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去买材料。渐渐地，父亲也发现了我的特殊才能。到后来，所有购买建筑材料时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我在做了。
乐观性格引导成功
我能做这些事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很阳光、很乐观，凡事都往好处想的那种人。这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和我哥哥脾气都比较倔，如果别人拒绝接他的烟，他便不会再尝试。父亲的性格就是凡事往坏里想，他会觉得拒绝他的烟是对他的侮辱。而我非但不觉得委屈，还会认为别人也许是不方便抽或是不想抽，现在不抽过会儿想抽的时候再给他也行。然后我会想别的办法，帮别人做点事什么的，看他心情好了再递烟过去。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两次不行再试第三次。就这样，别人看我是个小孩，最终大都会接过我的烟。
这种乐观性格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极有帮助。2003年初，我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期间，比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常不好。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茨通话，耐心跟他说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就能找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很多为人父母者来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再后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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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冤案，从复仇之火到感恩之心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简单。果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生怕说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床，几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手臂，抱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妈妈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别是我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长达10年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钱，所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是让我回来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我的复仇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结果，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感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良多。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中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娜特在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万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1）
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当年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决定恢复中断了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你哥哥考上大学了！浙江大学！”每个人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羡慕、钦佩，甚至还有那么一丝嫉妒的表情。“这就是考上浙江大学的唐政的弟弟。”还有人竟然用这种方式介绍我。
晚上回到家里，哥哥的班主任老师带着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哥哥一直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人，从小学到高中都是班长，还写得一手好字，任谁看来都是一个好学生。之前常州市的全市高考预考他就考了全校第一名，等到正式高考时他更是我们学校唯一考上大学的人，何况还是浙大这样的重点大学，怎能不成为人们羡慕关注的焦点？家里坐满了哥哥学校的同学，门口簇拥着四围的街坊邻居。父亲母亲更是一直在笑，在忙，在体会从天而降的幸福。所有人都在谈论考上大学和古时候中状元的相似之处，哥哥将前程似锦了，我家将飞黄腾达了。
目睹这一切，我心中暗想，我也一定要考上大学。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目标。
没有书包，我索性空手上课堂，下课后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以前的功课虽说落下了不少，不过很快就补上来。每次考试，特别是数理化，也常是班上的一二名。那时社会上已有重理轻文的风气，到80年代更是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没想到，我后来的经历竟然成了这句流行语的最佳注脚。
1978年9月，我如愿从常州七中考入江苏省知名的常州中学念高中。入学第一天的早晨，骑车来到学校的我难抑兴奋之情，感觉这里的一草一木无不是我梦中所想。因为这是常州最好的中学，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这一年常州中学一共招收两个班共100名学生。和我同一批进入常中的同学，来自全市不同的中学，全凭严格的考试赢得入学机会，被称为百里挑一的“骄子”。我知道自己一旦进到这里，离大学的门槛就又近了一步。
那天上午，老师安排班级的干部分配，我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因为入学考试时，满分为50分的物理我考了分的全班最高分。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头衔，我毫不在乎，我再也不会像三年前那样对当不上班长耿耿于怀了。当童工的阴影也已暂时散去。我暗自对自己说：我到这里来是要考大学的，一定好好努力。我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第一，在班上学习成绩位列前茅；第二，两年后考上重点大学。这两个目标，第一个果然不久实现了，第二个却失之毫厘。
随着国家逐步取消“上山下乡”制度，放宽“知识青年”的回城限制，从1980年开始，高考的竞争更加激烈。无论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高考是所有人的出路—若干年后，人们称之为“知识改变命运”。那时高校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民办高校，千万双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招生名额。被形容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时代到来了。
但我却因为两年来的苦读而变得信心满满。离1980年高考的“黑色七月”还有3个月时，我的心情变得莫名轻松起来。该读的书都读了，该做的题也做了，剩下的就看临场发挥了。我想，依我的成绩，考上重点大学该不会有问题吧。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去常州市文化宫看了场正在热映的日本电影《追捕》。两年来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娱乐的时间几乎没有。连前段时间最流行的印度片《流浪者》也没有去看。不过里面那首插曲我还是会唱的，全国人民都在唱，不会也会了。看罢《追捕》出来，我决定把它定为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场景、对白、音乐，我都太喜欢了。当然，还有中野良子扮演的可爱的真由美。我无法不喜欢她的纯情、高贵与温柔，甚至连同她的任性。这就是我未来伴侣的最高标准。想到未来，我的念头又回到高考上。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中国最大的城市念大学，要么上海，要么北京。将来还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和一个真由美般的姑娘一起。这样的人生，才有意思……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2）
谁料想，我的人生美梦却在3个月后遭遇重大打击。
我高考的语文卷竟然只得了59分。问题出在作文上。那篇作文的题目叫《画蛋》，要求在阅读一篇短文后写一篇读后感。短文大意说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年少的达？芬奇跟一位名画家学画，老师却叫他每日反复画鸡蛋，以训练他的细致与耐心。读后感自然该写成议论文，我却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记叙文。
更倒霉的还在后面。虽然语文遭遇滑铁卢，但其他科目大都考得不错，我的高考总分其实已经达到了我的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的招生录取线。但偏偏就是这一年，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