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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半信半疑时，德国那边就传来了喜讯，把个老太太乐得不得了。
郎家出人才了，沈阳出人才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埃特林根国际钢琴赛事中国都要派选手参加，差不多每次都有获奖者，但是，获得第一名的仅有郎朗，而能够同时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的更是没有任何人。红透顶了，郎朗真的红透顶了！郎国任的钱没有白花，老太太的梦没有白作，郎朗在Ettlingen 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赢得了国际评委们的衷心喜欢。评委们和郎朗合影留念，他们笑容满面，一个个显得那么慈祥，像喜欢自己的孙子一样把手疼爱地搭在这位中国少年的肩头。
郎朗站得笔挺，努力仰着头，却仍然显得太矮，脑袋刚刚能齐到人家的肩头，他无法掩饰这样一个现实：他还是个孩子。惟其如此，才更让这些见多识广的外国评委青睐。一个前途无量的中国男孩。
面对巨大的荣誉，郎朗很会处理自己的表情。他神态自若，脸上的微笑是来自心底的，因此，看上去挺耐人琢磨。
第一节 特殊公民
披着满身彩霞顶着耀眼光环，郎朗父子回到了祖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为学校、为祖国赢得了如此殊荣，也为他们郎家争了一口气。终于到了他们父子特别是郎国任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迄今为止，在这种档次的国际少年选手比赛中，中国选手从没赢得过第一名，更为了不起的是，不仅获得了第一名，而且一举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这个特别奖只能奖励最出色的选手。以往几届比赛都不曾涌现出这种选手，所以，从来也就不曾设立这个“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就是说，这个奖迄今为止，只为郎朗一人而设。用郎国任的口头禅：了不得啦！
的确是了不得。当郎朗的光芒照亮了埃特林根的国际赛场时，也把郎国任那始终压抑的胸膛照得一片透亮。
回国的时候与来的时候气氛完全不同了，万米高空一碧如洗，棉絮状的云海给人以无限的安逸与温馨。赵屏国老师的情绪好极了，从他那张阅历丰富的面孔上挂着的不衰的笑意，就足够郎国任欣慰了。
郎朗的喜庆更是溢于言表。从小看着他长大管着他长大的父亲，见到儿子取得了如此值得庆贺的成绩，能不从心里往外高兴吗？
然而，郎国任就是郎国任，他的高兴几乎就没有表现出来。他既没有像赵老师那样紧紧搂抱着郎朗共同分享了埃特林根的巨大荣誉；也没有像郎朗的母亲那样，在家中与儿子尽情享受母子亲情；妈妈可以瞅着儿子笑个透亮，乐个痛快，妈妈也可以搂着儿子亲个没完。但是，郎国任却不能。郎国任好象找不到更适合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似乎他从来就不会似的。至少他没有抓住机会表达和渲泄出去，因而，他的面部依然让人看上去不够晴朗。于是，就连相濡以沫的周秀兰都无法理解。
郎朗是个非常热爱荣誉，非常适应欢庆的孩子，哪怕夸大一些欢乐，延长一些欢乐的时光，他都会非常适应的。他是那种极富激情的孩子。然而，他的亢奋劲儿还远远没过的时候，可以说，全家人期盼已久地为郎朗庆功的宴席还没有摆好的时候，郎国任瞅了眼表，马上和以往一样，黑着脸，打断了正在高声演讲着有关埃特林根比赛的过瘾场景的郎朗，命令他马上开始练琴。这种口气与脸色，使满家的欢娱气氛骤然煞住，也使得周秀兰和儿子很是尴尬。当然，同时尴尬的还有家里的一屋子亲戚。
习惯了，周秀兰习惯了，郎朗习惯了，一屋子的亲戚哪个不习惯呢？郎国任在儿子取得第一名时，他以泪洗面，那泉涌般的泪水，恣肆奔涌，他用宽厚的手掌怎么抹也抹不净。事后，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那一刻泪水那么多。泪水揩净之后，他变得异常冷静，他冷净得几乎不近情理。他天天与儿子斯鬓相磨，居然从没有搂抱过儿子亲一亲，哪怕一种简单的亲昵举动，在儿子那里都不曾感受过。从儿子懂事起，他郎国任一直扮演的是严父形象，在儿子眼里，他成功地以威严取代了温情。他从来没有像人家父亲那样亲过儿子，哪怕一次，也没有！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辉煌，一次次激动人心，郎国任却依然没有改变严父的本色。或许正是这一点，在郎朗的任性活泼的可塑性格中，注入了顽强与冷峻的理性力量。郎朗为中央音乐学院争得了荣誉，郎朗也为他的鞠躬尽粹尽遭人家白眼的父亲争得了一份光彩的脸面。郎国任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目光顾盼担心门卫阻拦了。郎国任在郎朗上课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教室外边听课了，哪怕趴墙根也不会再有人扔白眼，更不会被疑为黑社会头子，相反，倒会赢得家长们的一片艳羡和盛赞。有时候，学校上大师课，国外来的著名钢琴家如阿什肯纳吉、阿格丽基等，钢琴系本科生、附中、附小学生全都抢着涌进新楼的502 教室。再宽敞的教室也会被挤窄的，于是，学校三令五申，严加管理，不许任何家长入内。但是，被挡在大门外的家长们眼睁睁看着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潇洒而入，竟无人拦挡时，便指点着郎国任质问把门的何以让郎朗他爸进去。把门的说，你们谁要是能赶上郎朗他爸，你们就可以进去。人们面面相觑，再无言以对。
郎国任从此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特殊公民，进出自如，无人可以攀比。郎朗出名了，郎国任也随之出名。尤其在这些整天围围在音乐学院望子成龙的琴童家长心目中，郎国任成了权威。只要郎国任一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就会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围拢起来，他们请教他培养孩子弹琴的若干问题，他们遇到什么总是都愿意听他的指教，一度他的话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学校里老师的话。比如家长们时常会咨询他哪位老师水平更高之类，到哪个班级更好什么的，这些话说出去是会有份量的。于是，学校有关人员找郎国任正式谈话，非常客气地对他说，你了解我们学校的事儿挺多，正反两方面的事情你都了解，你说的话家长们都挺听的，有些话，你尽量别跟他们说，你多说些对学校有利的话，帮着学校做些工作。千万别起副作用。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郎国任自然心中有数。他从来不是乱讲话的人。他既不会因为当初在这里受到的歧视而说这里的坏话，拆这里的台，也不会因为如今受到的礼遇而无谓地为这里捧场。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也自然有他的说话原则。他轻易不说什么，一说就一个准，所以，他在家长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家长让他听听他们的孩子弹琴，然后问他这孩子能考多少分。他只要一开口说多少分，准保八九不离十。在学校大门口的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考进这所院校，便让郎国任给听听，看看有没有希望考进来，郎国任凝眸听后，大约琢磨个三五分钟，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凡是他点过头的就真能跨进这所高楼深院。家长们对他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有的家长请他辅导自己的孩子弹琴，出的学费并不比音乐院校教授们得到的少一分。也真有郎国任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孩经他手教过一段时间之后，参加了国际少年钢琴大赛，竟然获得了第三名。
由此，郎国任在北京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他除了每天要管儿子之外，他手里还有了学生。教学收费，这样他的拮据状态多少有了缓解。
但是，他仍然得回到白纸坊那座条件简陋的旱楼住，仍然得天天去刷除了他之外就没有人刷的公共厕所。他出国这些天，公共厕所已经被糟蹋得无处下脚了。他回来受到邻居们的笑脸相迎，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出自他刷厕所的功劳。他还得自己上街买菜，自己收拾屋子，自己给儿子烧饭，当然到了早晨，他仍然还得留心为儿子抢占厕所的位置。每每到了这种时候，他能不醉心于埃特林根尼曼娅家的那片草坪，和那摆放整洁的白色餐椅餐桌吗？多么强烈的反差，多么巨大的刺激。在西方世界，像郎朗这么大的弹琴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生活条件呢？当郎朗像王子一样骄傲地挺立在领奖台上时，外国人怎么会想到他回到中国竟然每天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改变！一定要改变！郎国任向往着上层人的高贵生活，从小他就向往，坚韧不拔地向往，越是处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的这份向往就会愈加强烈。或许这一点是他永不满足永远让儿子攀登高峰的最本质动因吧？其实，这何尝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家长们普遍的心里定式呢？
越穷越革命？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然而，成功多么不易！尤其选择了钢琴去成名尤其不易！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步，但是，中央音乐学院在墙外看一片鲜花一片美丽，可是，进到墙里边，则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可千万别以为进到这里就会一举成名就会光宗耀祖，弄不好，你的孩子就会在这里葬送前程！葬送你的全部心血。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第二节 这里也有陷阱
经过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一部片子《南京路上好八连》。说的是一批年轻战士到了灯红酒绿、香风糖弹的大上海如何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战士们的抵抗力还是不错的，另外部队的思想教育也还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糖弹没有能够打中我们的战士。然而，到了音乐学院这种纪律与管理相对松散的院校，特别是处于快到了青春期的男女孩子整天混在一起，所从事的音乐无不与感情相联，这种环境，要是家长们不盯着紧点，管得严点，那么，这些好奇心极强自控力较差的孩子就会掉进陷阱里，不定会惹出什么祸来。何况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从各种游艺厅录相厅所得到的教育会瓦解节衣缩食的家长们为孩子顽强筑起的那一道并不结实的防御堤坝。他们所处的环境何止是一条南京路？他们所面临的诱惑又何止是一个班长或指导员的能力所能管束的呢？弄不好，不仅成不了什么音乐家，能否成个正经人都是疑问。
改革开放，学校也不再封闭。过去一个班只招几名孩子，而且都是人尖子，考不上，是不可能跨进这所音乐宝塔中来的，但是，现在，挤进这所校门的人多了，成份也复杂了。有没考上但可以拿钱的自费生，还有水平更低，但家长可以凭借势力和金钱能够让孩子成为支教生——即支持教育的学生，这种学生得拿3 万，而且要逐年增多。这种学生一经介入，就为过去相对平稳的班级注入了一股激流，意志薄弱者就会受到这种激流的强烈冲击。我们的天才少年钢琴家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诱惑。
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家中多了一个成员——一个年龄与郎朗相仿的男孩子。这是一位亲戚的孩子，也是从外地来到北京，交给了郎国任辅导看管。如果仅仅是辅导，那么对于郎国任来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看管，那么这实在不是个轻松的事情。如果当初他要知道会因此带来的那么多的麻烦，他或许不会接受这个孩子。
郎朗父子在一起呆惯了，彼此都适应了，他们创造的家庭空气就是一个紧张得没有多余闲心的奋斗空间。电视没有，游戏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只要是涣散意志的东西，一概与这个家庭无缘。然而，进来了这位男孩子，情况起了变化。
开始几天，那个男孩子表现得比较听话，也挺守规矩，规定他练琴他就练，跟他说啥事，他也瞅着你直点头。但是，搞过公安工作的郎国任却发现这个孩子有双不肯安份的眼睛。他和郎朗一个在这屋，一个在那屋，创造一种比赛的气氛。有时候郎国任出外办事，就给他们规定了练琴时间。家中有一个闹钟，郎国任临出门时，把闹钟拨到规定的时间。那个男孩我们不妨管他叫小军。这是个极聪明的男孩子，从他那双叽里轱辘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他很会来事儿，很会讨大人喜欢。他还抢着帮郎国任干家务活。当然，郎国任不会用他干，但，毕竟这孩子由此而给他以好感。既然亲友相托，他得负起这份责任。小军能否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也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他像要求自己孩子一样要求小军，甚至比要求自己孩子更严更细。因为郎朗是属于那种基本上不用管的孩子，响鼓不用重锤嘛！而小军呢？则完全与郎朗不同。他坐不住，他好动，他对外部世界的诱惑充满神往。他可以装两天样子，而到了第三天，他怎么也装不住了。特别是等二大爷一走，他就觉得屋子里像搬开了一座大山一样，眼前一阵豁亮，那个轻松呀！他可以自由伸伸懒腰，可以随便从凳子上溜下来。还可以打着口哨溜到郎朗这屋里东瞧瞧西撒撒，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儿兜一圈，那儿兜一圈，有事没事跟郎朗搭讪着。郎朗也跟他搭话，却绝不影响弹琴。郎朗有这个本事，可以在不影响练琴情况下左右逢圆。小军在郎朗这里找不到什么有趣的好玩事情做，就有点跚跚的样子回到他的房间接着练琴。练着练着，他就腻了，就去瞅闹钟。闹钟的指针像锈得不会移动了，这小子灵机一动，悄悄过去把时钟拨动了……
郎朗正在尽兴弹奏一个大曲子，还没有弹到一半，就听到一阵脆利的闹钟铃声。只见小军一声狂喊，兴奋得在屋里乱蹦。郎朗的习惯是得把一首曲子完整弹下来，因此，小军怎么喊他，他也坚持弹完。男孩子到了一起总不免要玩的，玩起来当然比弹琴更有意思。郎朗不会想到闹钟会被小军拨快了，虽然他也多少觉得有点蹊跷时间过得太快。还是让郎国任察觉到了。他第一次没有发现，第二次，他觉得这闹钟怎么快10多分钟呢？他照着手表把闹钟拨好，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发现闹钟走快了10多分钟。当他认定是小军这家伙搞得鬼时，他质问小军，小军却矢口否认。他在否认时，郎国任认真盯着他的眼睛，这孩子表情很是坦然，绝没有惊慌更无失色一说。这使郎国任意识到他遇到了一个难对付的孩子。有句俗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把这句话用在小军与郎国任身上不一定合适，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着一些精彩的较量。
小军不定性，瞬息万变，管好一个郎朗就够他忙累的，还要再带上这个淘气的皮小子也真够受了。为了管理好这两个孩子，起码不能让小军影响了郎朗，郎国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有一次，郎国任发现郎朗的脸被什么抓破了，便问郎朗怎么回事。郎朗没吱声，小军也不吭气儿。郎国任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趁他不在家时打架了。起因是郎朗管小军，小军不服气。郎朗尽管有委屈，但他没有向爸爸告小军的状，这一点，倒挺让小军感激的，从而也承认了错误。小军一般情况下是不爱认错的，除非你证据确凿他再也赖不掉了。
小军怕二大爷，二大爷只要一瞪眼睛他就哆嗦。但是，哆嗦归哆嗦，犯错误照样不耽误。他特别爱玩，一玩就要影响练琴。二大爷看得紧了他就受不了，坐不住了，浑身像生了虱子。他说他要上街去买本，老师要求必须买。二大爷知道他这是撒谎，编的理由，却也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否定他。于是，就同意了。小军得到了获释般的自由，兴高采烈地朝闹市晃去。他作梦也不会想到郎国任睁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尾随在他的后边，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位获释的公子哥儿专朝热闹地方走。得啥看啥，只要有热闹，只要能消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