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最呛周秀兰肺管子的话：
“郎朗跟你在一起呆着就没好！”
郎国任言语极少，轻意他不说什么。他们夫妻之间也很少交谈什么。关于郎朗的事情大多都是由他一个人拿大主意，他也不怎么和周秀兰商量。常常是他一个人把事情都定完了，才会通知周秀兰一声，更多的时候他也不吱声。而不爱吱声的他扔出这么一句话，就让妻子受不了了。
“你说怎么没好？你这人真怪，我的儿子跟我在一起怎么就没好？成年八辈子你们爷俩在外面把我一个人扔在家，好容易有机会跟儿子在一起了，你怎么看着就别扭呢？你们呆不了几天就又得走了，我和儿子说说话的时间都不让啊？”
“等郎朗成了大师以后，你们娘俩天天在一起都没问题，到了那时候，我就是死了都无所谓。”
“你少来那一套。什么大师不大师的，我想过人的日子。这是干什么，整天像冲锋打仗似的，哪有一天家里过得安生？谁家这么紧张，这哪还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呀！我宁愿不要什么大师我也要家庭生活。”周秀兰似乎有许多委曲此时都涌上来了。她越说越忿闷，气儿不打一处来，声调也越来越高了。郎国任任凭妻子数叨，还是那么平稳地端坐着。只是脸色越来越难看了。
其实，我懂得郎国任的意思，他是说，郎朗跟妈妈在一起时总爱撒娇总爱粘乎一点，这样就会分心，就得耽误一些练琴时间。其实，他们母子总共呆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而这种粘乎的时候则更少。但是，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够苛刻了，就是一丁点的时间他也不许浪费。尤其他怕儿子被一时的高兴冲昏头脑，骄傲起来，所以，他总是在每次之后，都及时敲打儿子。他更怕妻子的溺爱削弱了儿子的奋斗意志。按说，这是作为严父对儿子的权利，而且实际上正是因为作父亲的这种严厉才使得郎朗得以成功。然而，他连火车上母子之间短暂的亲昵都不允许，这未免太不近情理了吧？
于是，一场夫妻之间真正的冲突就在火车上展开了。一个要过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一个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要让儿子成为大师，他们同样都在作出牺牲，都是为了儿子。如果不是这种夫妻之间的双重牺牲作为代价，他们的儿子也不大可能会有今天的出息。毕竟他们也是普通人，毕竟她是个女人，她渴望家庭渴望温情渴望与儿子亲亲热热这是属于她的权利。她是合乎常情的，她的要求一点也不过份。然而，他不允许！他的性格这几年被磨砺得更加坚毅更加执拗。他说出的话有几份苍凉。但是，他抱定了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师的目的，为此，他有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感。
夫妻之间的矛盾主要来自儿子。夫妻之间的统一与和谐也是来自于儿子。他们在对待儿子的培养上不能一点差异没有，但是，他们都是那种为了儿子的成功完全可以抛弃一切的父母。或许他们为此牺牲得太多了，他们一旦引发起来就很难控制了。周秀兰毕竟是位情感脆弱的女人，她觉得自己太委曲了，一气之下，她离开座位跑到车厢连接处去一个人默默地瞅着车窗外流泪。
被夹在他们之间，我很难为情。我觉得他们各有各的道理，一时不知该如何劝解。这时候，我想到了许多中国的父母都是因为孩子学琴没有出息而争吵打架，他们有多羡慕像郎朗父母这样的成功者啊！他们哪里会想到即便是孩子成功了，作为父母的也还是烦恼与忧愁多于欢喜呢？
列车在始终如一地前行着。周秀兰的眼泪一直在面颊上流淌着。我过去劝她，她向我哭诉着她的全部委曲。我任她哭诉着，我知道她哭出来就会心情好一些的。果然，她哭够了，抱怨够了，她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其实，她的情绪能够得以很快平静下来，还是因为她的宝贝儿子的劝导。儿子在劝说妈妈上看来很有经验。他跟妈妈说都怪他爸，并且说他爸有病。而他当着他爸的面，他又会说什么呢？郎朗从小就没少经历过这种场面。他是个极聪明的孩子，或者说他的聪明也是从这种环境中锻炼出来的。他还不到4 岁时，父母之间就暴发了一场让他惊心动魄的战争。起因是父亲看了整整一天世界杯足球赛没有出去买菜。战争暴发起来时，郎朗在愤怒的父母之间拉架，他的小小的脚丫被父亲踩痛了。他揪着父亲哭嚎着让父亲给他赔脚。他哄妈妈说，他要替妈妈报仇，让破爸爸赔脚；可是，当他跟爸爸单独在一起时，爸爸心疼地要看看他被踩坏的小脚丫时，他居然哄爸爸说，不疼，一点都不疼。最后，他感动了爸爸，也感动了妈妈。
自从郎朗弹琴以来，这个家庭发生过多少矛盾？每当两口子吵得不可开交时，都是他们的宝贝儿子一句话平息了战争，就是再激烈的战争，只要郎朗一句话就能得以平息。他总是说，你们都是为了我，你们别吵了，我好好弹给你们看！于是，他埋下头，极其卖力气地弹起来。这时候，郎国任一见儿子弹得这么卖力气，就是有再大的气也消了。周秀兰呢？看到儿子这么懂事，还有什么委曲不能忍下来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俩口子的吵架促进了郎朗的弹琴。每吵一次，郎朗的弹琴就提高一步。每吵一次架，郎朗就把劲儿憋得足足的，他一定要拼命弹琴，弹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让父母看着高兴，只要他们高兴就不会再吵架了！
郎朗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很懂他的妈妈。但是，他能真正懂得他的爸爸吗？如果说他的妈妈是个很容易懂的人，那么，他的爸爸可就不那么容易让人懂了。他不像她那么直爽也不像她那么感情外露，他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藏起来了，他不愿让别人走近他，了解他，他甚至不愿让人采访。即便他接受了采访，也是不善于表达的。他会把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简化得让你听来索然无味。在他们一家三口人当中，应该说我与他接触得最多，交谈得也最多，我觉得他不仅创造了郎朗的神话，他自己本身也是个谜。
第四节 听郎朗弹琴
跟郎朗在一起是件愉快的事情，而听他弹琴更是一种享受。他特别愿意练琴时，有人守在身边，他可以边弹边与你聊天，这样一点也没有练琴的枯燥与寂寞。1997年，从春到夏，郎朗在沈阳度过了差不多半年时间。我经常去听他弹琴，可以算得上他忠实的听众。我曾随手记下几则日记：
1997年6 月24日
今天沈阳高温，一点风没有。郎朗光着个大膀子，丝绸绿裤衩，从凳子上往起站时，屁股蛋子粘着两圈汗湿。郎朗在练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像他这个年纪能弹这首协奏曲的，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家里那台质地不太好的电视正在放阿格里奇弹琴录相，这位阿根廷的神奇女人弹琴有着男性的力度和男性的疯狂。郎朗对着电视，与她比赛速度。比了一阵子，就像个淘气的孩子回到桌前开始静心写作业了。
郎朗把“拉三”弹得很灿烂。手指在琴键上铺出一片欢呼跳跃。不断地推波助澜，像魅力无穷的水面总有令人回味的涟漪。
越难的曲子，越难弹出层次，越强的声音，越不一定要玩命去弹。就像歌唱家拔出最高音时，不需声嘶力竭一样。郎朗很注意用巧劲。
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与柴柯夫斯基的协奏曲有相似之处。都是很典型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东西。味道极醇，极浓郁。我极喜欢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展延豪放的结构与气派永远给我以辽阔超迈的激情。“拉二”的宏伟构筑与“柴一”的非常相象，尤其阿格里奇弹奏的“柴一”每次听都令我激动不已。这两首协奏曲都带有着极强的歌唱性。郎朗在弹拉三时，也不停地歌唱。那是一种豪迈奔放的歌唱。弹到第二乐章的最后一节时，我觉得宗教气氛特浓，有种神秘的回荡充满空间。
当然，有些地方在处理上也要求冷静。弹这种大曲子热要热到份上，冷也要冷得恰到好处。
1997年6 月27日
今天郎朗穿一身新装，条格图案的短衫，西服短裤，很灿烂。这是妈妈去五爱市场给儿子精心挑选的。郎朗稍一打扮，小伙子就可以用“帅呆”一词。郎国任拎着一个大包，大包死沉，里面装满了谱子。他们爷俩像上班一样，一前一后到辽歌排练厅去弹琴。那里有一台三角钢琴，郎朗去那里练琴非常高兴。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大约有十排座位。我刚要坐到第四排，郎朗告诉我别坐第四排，坐别的排。他忌讳4 这个数字。
郎国任坐在最后一排，我坐在第五排。音乐厅只我们三人。
郎朗弹的是德彪西的《版画》。
德彪西也是出生于清贫人家——离巴黎不远的圣日尔曼。 昂。 莱一家小瓷器店。也是从小就显露出音乐天才。德彪西与莫奈是好朋友，可见德彪西音乐中的画该有怎样的诗意了。莫奈说过：“一幅画的主要人物就是光”。这在德彪西音乐的画面中，随处可见。
郎朗弹的《版画》实际上就是有着这种诗画意境。尤其是第三首《雨中花园》，德彪西充分发挥了和声和色彩的作用，表现了天色由阴郁而转变为大放光明的色彩转换过程，非常生动鲜活。它不是一幅“雨中花园”的静止画面，而是有着丰富的色调变化。这种变化的魅力越往后边越强烈，而郎朗以极富光泽的触键准确托出了作品的意境——在E 大调上结束时，被雨水冲洗过的花园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新美丽。
其实，《版画》这三首作于1903年，三首分别展示了世界东方、西班牙和法国色调各异的画面。共同的特点是音乐在时间流动的过程中，给人以不同的印象和突出画面的光与色的不断变化，这种印象派特有的意境，是德彪西作品的重要特征。我喜欢郎朗弹的第一首《塔》。也许是因为这个“塔”是我们东方的佛塔，距我们更接近一些，所以听来更觉得亲切。据载，德彪西是在一次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听了爪哇的佳美兰乐队演奏后，促使他创作了这首模拟东方情调的作品，从中可看到不少东方音乐的风格和发展手法对他的影响。傅聪弹德彪西的音乐可以凭借他的丰厚的文化底蕴，他对美术的那种深刻理解，而郎朗弹德彪西靠什么？他对于莫奈梵高还有印象派肯定所知甚少，所以，他不可能靠文化来弹，只能靠感觉。郎朗的感觉好极了。他的天份正体现在这里。
郎朗弹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很火热。有种超级狂热成份。一上手就狂热，躁烈，疾驰奔腾。进入平静时，犹如狂奔的烈马突然面临一泓清泉，被勒住了缰绳。进入到音乐的深处，郎朗自然动情。他一下子就可以进去，到位。无论是走进神圣教堂，还是涉足清澈的溪流、山脉，郎朗可以随心所欲，好像上帝只发给他一个人这种上天入地的通行证。细品，《伊斯拉美》的动人之处，正是体现在慢板的倾诉上。这是需要来自灵魂的清澈透明。郎朗这种年纪能理解这种境界，实属不易。
1997年6 月29日
今天上午电视直播泰森与霍利菲尔德的一场世纪大战。郎朗家的电视没有按天线，我们无法在他家看转播，就到外边找电视看。郎朗家门口有个自行车存车棚，里边看自行车的人正在百无聊赖地守着一台破黑白电视。我们进去他调台，结果，调不出泰森与霍利菲尔德。我们就在大街上转悠，转悠到一个小饭店，服务员倒是非常热情，只是电视效果太差，再找地方。后来，在一个叫作巴山的饭店里总算找到了泰森。郎朗高兴极了，他最喜欢这种激烈竟技的项目。还有足球。重要的比赛逢场必看，他极熟悉各国球星。他常常从球赛中获得激情，然后，再带着这种激情练琴。效果极佳。有时弹琴与看球发生冲突，那他就以弹琴为重，事后打听一下比赛结果就行。他关心比赛结果甚于关心比赛过程。
巴山饭店的电视高贵得挂到了棚顶上了，我们得使劲仰着脖子看。倒也没有什么怨言，能看上就不错了。但是，让郎朗失望的是这场拳击才进行了几个回合，就以泰森咬耳朵而告终。咬耳朵这个细节使郎朗很受刺激，他在下午练琴时，还动不动就提起来，表示一番愤慨。这时候，他的父亲就会干预他：你别为那事分心了，那事不用你操心，快弹琴吧！
郎朗就会做个怪脸。他知道因为上午看拳击耽误弹琴，父亲要让他下午补上，所以，他开始埋头练了。
他弹得是舒曼的幻想曲。边弹郎朗边得意地对我说，这些天，他拿下了好几个大曲子，都是在半小时这么长的曲子，比如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普罗柯菲耶夫的第7 奏鸣曲，还有巴拉基列夫的《伊斯拉美》、贝多芬的111 奏鸣曲等，都是不好背的曲子，一共70多页，他全背下来了。他从来不打怵背谱子，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说他可以弹出十台音乐会的曲目。
舒曼的幻想曲需要弹出足够的柔情。郎朗很善于柔情。眼睛也会帮忙动情。他的手揉摸着钢琴如同揉着提琴的弦。这种绵长深情的“揉弦”，是舒曼在向克拉拉表达爱，还是在向上帝乞求爱的恩赐？
郎朗以轻微的触键表达着深情，轻比重更能渗透心灵。他揉到动情处，边唱边弹。眉毛帮着他抒发情感。
郎朗说弹舒曼的这首曲子感到心烦。因为舒曼时常想不开，陷入了一种深层次的烦恼与痛苦当中而不能自拔。但愿郎朗能够理解一些情感更为复杂的曲子。
1997年7 月25日
郎朗从上海演出归来，情绪特别高涨。这是他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没想到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功。上海这一行，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他的经济人在讲述本次上海之行时，充满感慨。他曾提前一个月到上海去打市场。一张门票卖一百元，人家不认帐。上海一片迎香港回归的气氛，好多名家纷纷来上海演出。从美国回来演出的太多了。殷承宗来过，马友友来过。波戈里比奇（原苏联）来过；朱可曼（小提琴）来过。这么多人都来过，郎朗与这些人相比，能叫响吗？
上海人历来瞧不起东北人。他们觉得殷承宗的演出一张票才卖到八十元，你郎朗的票怎么能要一百元呢？
尹明是头一回作经济人。他也是东北沈阳人，曾在上海读过书，有一些关系。他有十几年没来上海，惊叹上海发生的巨大变化。他骑着个破自行车，在上海走里穿弄地推销郎朗的演出票。到了斯坦罗琴行时，人家一看到节目单上写的国外评价郎朗的那排字：“未来的霍洛维兹”，便指指点点地嘲笑起来。上海人不承认郎朗，也不愿接受郎朗。尹明跟他们说郎朗如何获大奖，获了几次，什么规格，他们仍然不为所动。他们执拗地认为钢琴明星与天才都是他们上海人，比如孔祥东、许忠，却没听说郎朗。他们还说，殷承宗来上海演出票都卖不满……
尹明觉得有种受辱感。他要为东北人争气。他调动了所有关系，动用了尽可能的舆论工具，包括发行量巨大的《新民晚报》发关于郎朗的文章。折腾了一个多月。据说上海音乐厅曾经按排一位国内名家搞朱践尔音乐会，结果票只卖出去十张，所以，音乐会被迫取消。郎朗的音乐会好要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音乐厅是试金石。
尹明是个很善讲的人，他说起那天上海人去音乐厅看郎朗音乐会时，显得非常激动。有许多人是抱着怀疑态度来观摩的。郎朗最优秀之处在于越是到了重要的时刻，越是关键的场次，他就越是能够发挥出水平。面对那么多双挑剔的目光，他镇定自若，最后，到底把上海人弹服了。谢了几次幕人们也不走，人们围住郎朗让他签名留念。最后，剧场要关灯了，人们也还是舍不得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