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肉体而言,崔雅的化疗效果算是相当不错,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我们忽略了这个考验对我们的情绪、心理与灵性上的摧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场磨难也愈来愈强,崔雅的阴影面开始浮现且强化,我也陷入了深沉的沮丧中。同时,我们仍然孜孜不倦地保持高昂的精神,我们的未来仍然光明。
“如果我变成光头,你还爱我吗?”
“不,当然不。”
“你看,这里已经愈来愈稀薄了,这里也是。干脆剪掉算了,我们来个‘只能我炒你,不能你炒我’,把它们剪掉吧!”
我拿来了一把大剪刀,在崔雅的头顶上挥舞,为她剪出一个前卫新潮的庞克头,看起来就像被割草机推过似的。
洗澡时,我伸手一抓就是一把头发,再抓又是一把。我真的一点都不介意。我把肯叫来,两个人站在镜子面前看着光秃秃的两个脑袋。哇!多么特别的景象啊!“我的天啊!”肯说,“我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超级市场中的瓜果区。答应我一件事:我们绝对不去打保龄球。”
看看我的身体,没有头发,没有任何毛发,没有左侧的乳房,活像一只被拔光毛的鸡!我有一个身体,但我并不是自己的身体!真该为这句话好好感谢上帝。
然而,我还是喜欢为光头的女人寻找正面的模范,譬如亚马孙的妇女,就是失去一个乳房的女人的良好模范,她们通常会切除一边的乳房,好方便拉弓射箭,此外还有“星际迷航”与埃及的女祭司。
每个人都蛮喜欢我的光头,他们都说很漂亮,但我心里非常清楚,有些人之所以这么说,其实是想让我好过一些。肯说我真的很美丽,看他说话的方式,我知道他是真心的,有一小群朋友不断地逼问肯,他们想知道肯是否仍觉得我有吸引力。肯说他觉得自己受到羞辱,“他们只是不敢问而已,如果他们真想知道,我会说: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性感的女人,即使我不这么认为,还是会这么说的。”他通常都以反讽的笑话来回避这个题目,有时这些笑话实在很离谱,显得更加可笑。
有一天傍晚和克莱儿、乔治谈天,乔治不断逼问肯类似的问题,肯回答说:“我非得换一个新的模型不可。先是右边的庞然大物掉了,现在连头套也没了。这副身体的再售价值几乎等于零。”事后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好像身体少了一些东西,灵魂也就跟着遭殃了。我当然很怀念你过去的身体,但重点是,如果我真的爱你,你的身体无论变成什么模样,我都照样爱。但是,如果我不爱你,你的身体不论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不爱。他们完全本末倒置了。”
我们打算邀请琳达(我最好的朋友,也是位杰出的摄影师)到塔霍湖,为我们两人拍几张光头照片。肯还有个非常诡异的想法,他想戴上我的义乳,请琳达为我们拍一张上半身的裸照。我们都是光头,也都只有一个乳房。“我们是双性阴阳人!”他说。
我还不确定自己如果没戴上假发或头巾,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到外面去,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以为肯才是真正的病人,返家之后也是。我记得上一次肯和我一起去医师的诊所,有一位非常好的老先生为我们停车,我们都很喜欢他。那一次肯迟到了,只好自己开车去诊所。那位老先生过去很关心地看着肯说:“真可怜,这次只有你一个人来吗?”肯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实在太难解释了,只好回答:“那个婆娘太差劲了!”
崔雅开始出现因化疗引起的身体问题,我们决定利用治疗的空隙到洛杉矶和崔雅的妹妹凯蒂度个短假。
我的生理期停止了,必须开始服用雌激素。我的口腔也出现疼痛异常的溃烂现象,此外也经常肠绞痛和便血,我体内所有快速生长的组织都出了毛病,有时候连味觉也失去了。我惊讶地发现人类居然能忍受如此大的痛苦。发生什么就是什么了。
在洛杉矶与凯蒂同住,崔西也来了,感觉真好。肯很喜欢我的两个妹妹,甚至可以称得上有点迷恋。克莉丝坦(一位来自芬德霍恩的朋友)和我一同去拜访幸福社区,这是由哈洛德·本杰明(Harold Benjamin)所主持的癌症病患支援机构。我特别喜欢听那些光头女人的故事、感佩她们的精神,以及病人们坦率地述说他们的病情。如果有人把成果说得太神奇或企图说服别人加入,协助者就会加以导正。譬如有一位女士想要燃起一位罹患骨癌的病人活下去的欲望。一开始,在场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说服他:有一部分的他是不想活下去的。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好像他想死是不对的,他必须有活下去的决心。不久就有人加以修正了:“我也想死,现在仍然有这个念头。”“我已经打理好一切,如果情况真的恶劣到难以收拾,我会去寻死,没关系,这只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罢了。”
这是一次很棒的旅行,但是情感上的嫌隙……很糟糕的,已经开始出现。
那天晚上回到凯蒂的住处,一位好友来电,提及有位罹患癌症的女士想和肯谈话。我相当愤怒,因为她不想找我谈,肯也没建议她来找我谈。我对他发火,他也发了一顿大脾气,这是他第一次勃然大怒。他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地对我吼叫,他说他做每件事之前都得担忧会不会影响到我。一年来,他总是极力压抑自己的兴趣来帮助我,如果他连一通电话都不准接,那真是太过分了。他觉得自己无处寻得慰藉,这句话打击到我,我希望他有任何问题或烦恼都可以随时来找我。其实我应该可以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因为他实在需要有人听一听他到底累积了多少东西。我听是听了,但还是在替自己辩驳,这么做更证明他是对的,这方面我的确犯了大错,因为我没有完全理解他说的话。他仍然愤愤不平。
凯蒂、克莉丝坦与肯谈论着癌细胞,以及它在我心中的意象。肯说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很不幸,它们似乎非常强壮。我说我不想听见有人这么说,我还是要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肯却义正辞严地指出,这是两码子事。他虽然很想把它们看成脆弱、狼狈的,但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报告显示,它们是非常强壮的,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我说我不想听,他说,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点我同意,但对这些癌细胞的想法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想听见有人说它们是非常强壮的。“既然不想听,那就别问,”他回了一句,“你要我告诉你真实的看法,还是要我说谎?”他问。说谎,我说。“好,我会的。”接着,他说了一句极为嘲讽的话:“我要植入一些头发,这样我就可以再把它们拔出来。”这段谈话到此结束。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因为他连一通电话都不能接,也无法坦然表达自己的意见,他随时都得忧心某句话对“我和我的癌症”会造成什么影响。“你根本不知道一个爱你的人要和你的疾病共处,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他说,“你其实可以这么说:‘天哪,肯,千万别说我的癌细胞非常强壮,那会让我担忧死了。’然而你只是不断地下命令——别这么做,因为我说你不能。如果你提出要求的话,我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但我厌倦了一直接受命令。”
这真的很困难,也是我和肯在沟通上第一次没有联结。我需要更多的支持,但我逐渐看出肯其实也需要支持。
在过去的一年半中,崔雅先是动了一次手术,接着是连续六个星期的放疗,然后又复发,切除乳房,现在正处于化疗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暗示着提早死亡的可能性。为了能24小时随侍在崔雅的身边,我停止了写作,放弃了三个编辑工作,逐渐将自己的生活完全转向协助她抗癌。我最近也停止了静修练习(这真是一大错误!)因为实在太疲倦了。我们已经搬出穆尔海滩的房子,而塔霍湖的房子在崔雅马不停蹄地接受化疗时,还在继续动工中,似乎盖房子与做化疗是毫不冲突、可以分别进行的事。
后来我们才明白,这只是过程中比较容易的部分。搬进塔霍湖的房子,最可怕的磨难与考验才开始。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二十三
早上七点……这是北塔霍湖畔一个明朗而美妙的清晨。我们的房子就坐落在北美最优美的湖旁的半山腰上。从屋里每一扇朝南的窗户望出去,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座湖,它的周围是白得惊人的沙滩,背景是苍郁的山脉,山顶终年覆盖着白雪。深蓝的湖水是那么的深沉、令人感动。我怀疑湖底是否不断地释放着某种巨大的能量:因为这座湖看起来不仅一片碧蓝,更像是发电厂的开关打开了似的。
崔雅睡得很沉。我从橱柜中拿了一瓶伏特加,小心翼翼地在杯中斟满四盎司,然后一饮而尽,这足以让我撑到中午。中午,我通常会喝三罐啤酒,整个下午几乎也在啤酒中度过,也许五罐,也许十罐。晚餐及饭后则是白兰地陪伴着我。我从不喝醉,连头昏都没有。我没有忽略过崔雅的治疗问题,也从未逃避过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你遇见我,绝不会怀疑我喝过酒,我会表现得非常机敏、面带微笑,而且生气蓬勃。我每天如此,整整持续了四个月。然后我可能走进南塔霍湖公园街的安迪体育用品店,买一把枪把所有恼人的事一轰而尽。就像他们所说的,我再也受不了了。
崔雅结束最后一次的化疗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虽然化疗对身体是一种严酷的惩罚与考验,但崔雅凭着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熬过了这段最艰苦的时间。她得到一张健康保证收据,可是,这并不意味什么(如果你因其他的疾病而死,才能宣布你的癌症已经痊愈)。我们终于可以期盼生活稳定下来,如果崔雅的生理期恢复,我们或许还能生个孩子。生命的地平线再度清朗、诱人。
然而有些东西改变了。我们两人因为精疲力竭开始产生摩擦。就像共同背负着一个巨大的重担一起攀登陡坡,我们一直小心地背着它往上攀,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却完全累垮了。虽然我们之间的紧张累积得很慢,尤其是过去七个月的放疗期,但话还没说完,争执就爆发。仿佛穿了一件廉价的西装,头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裂了一条缝。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令我们完全手足无措。
对这段期间的生活我不想着墨太多,也不想粉饰太平。简而言之,对我们俩而言,这段日子就是活脱的地狱。
斜坡村是一个位于塔霍湖东北角,人口大约七千人的小镇,塔霍湖这个名字是源自当地的印第安语,意思是“高地之水”(塔霍湖是西半球海拔第二高的湖泊,含水量比密歇根湖还多,根据那些可笑的导游手册的说法,如果湖水淹没了加州,洪水大概可以高达14英寸)。1985年,一种怪异的疾病突然袭卷这个村庄,两百多名农民受到感染,它像一种轻微的多发性硬化症,主要症状是:热度不高但长期发烧、偶发性的肌肉功能失常、夜间盗汗、溃烂、淋巴腺肿大、全身瘫软无力。在这两百多位的病患中,有30名以上被迫住进医院,因为他们虚脱得几乎站不起来。电脑断层扫描显示这种疾病会在脑中造成许多细小组织的伤害,看起来像是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似乎不是人与人相互传染的:先生罹病不会传染给妻子,罹病的母亲也不会传染给孩子。没有人知道这种怪病是如何传递的;最后的结论是,这种病可能是由某种环境毒素所引起。无论如何,这场怪病之风在这个村庄中整整刮了一年——自从1985年以后,这个地区就没有了新的病例出现。它似乎是由乌饭树的毒素所引起的过劳症。
刚开始时,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一直对外否认这件事,但是保罗·切尼医师(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还拥有物理学的博士学位)知道得很详尽,他手中握有许多关于这个怪病的资料,也收集了许多不容置疑的研究证据,于是亚特兰大卫生当局不得不改变原先的说辞。
崔雅和我在1985年搬进斜坡村,我是那两百位幸运人士中的一名。
在那些身染怪病的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持续了六个月的症状;另外三分之一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剩余的三分之一的病症一直持续到今天(其中有许多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属于中间的三分之一,整整被这个怪病纠缠了两三年之久。我自己的主要症状包括:肌肉抽筋、几乎是全身性的痉挛、持续地发烧、淋巴腺肿大、夜间盗汗以及瘫软无力。我照样能起床、刷牙,但爬楼梯的时候必须停下来休息。
我得了这种怪病,却对它一无所知,这实在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变得愈来愈疲倦、沮丧与苦恼。再加上崔雅的情况,这份沮丧感更加恶化。这份沮丧感部分是真实的,部分是神经过敏,部分则源自这个怪病——只有在焦虑来袭时才会被打断。对自己的情况的绝望感,会使我从沮丧中跳出来,进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完全失控,不晓得为什么会被那些残酷命运的乱箭击中,几个月以来我不时想要自杀。
我的核心问题其实很简单,为了随时随地帮助崔雅,过去一整年,我完全压抑了自己的兴趣、工作、需求以及自己的生活。我是自愿这么做的,如果再有相同的情况发生,我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去做,让自己事先有更多的支持系统,同时更清楚身为全职支援者所必须做出的牺牲。
在崔雅生病的过程中,我学习到许多功课。我之所以愿意深入自己与崔雅的这段煎熬期,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经历,或许可以让许多人避免重蹈我的覆辙。事实上我以如此艰难的方式所学得的功课,在某种程度上也慢慢变成了“癌症支援者”的发言人。我写的第一篇有关支援者的报偿与危险的文章刊登以后,获得了很大的回响,出版商与我都相当惊讶。我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数百封最沉痛的信件,这些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却没人能让他们一吐苦水。我希望能透过较温和的途径,逐渐地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我还在继续挣扎,我对崔雅的病和我自己的困境的忧虑在缓慢增加,真实的沮丧感也在日益恶化。这一年半来,我无法不间断地写作,在此之前,写作可以说是我的命脉、我的守护神、我的命运、我的功业。过去十年来,我几乎每年完成一本书;就像其他男人一样,我以自己的工作与写作来肯定私我,当写作突然停摆时,我就像一个没有保护网的空中飞人,坠地时伤得很重。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我停止了静修的练习,我过去拥有的觉照力也消失了。我不能轻易地回到“暴风的中心”,有的只是狂风暴雨。这使我在度过这些关卡时非常难受。我丧失了纯粹与开放的觉知,也就是接近见证与灵魂的能力,剩下的只有私我紧缩与自恋。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与守护神,剩下的只有私我,那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恐惧不已的思维。
我认为自己最简单、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而责怪崔雅。我是自愿放弃自己的兴趣来帮助她的,但是,当我开始怀念我的写作、编辑工作和静修练习时,我开始责怪崔雅,因为她的癌症而责怪她,因为她毁了我的生活而责怪她,因为她使我丧失自己的灵魂而责怪她。这正是存在主义者所谓的“背信”(bad faith)——没有为你自己的选择肩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愈“沮丧”,对崔雅的打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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