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自己遗失多年的部分。一个用双手工作的女人、艺术家、工匠、制造者。既非行动者也非博学者，而是一个制造者，美好事物的制造者，制造的过程与完成的产品都能带来喜悦。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圣体显现。那好像是一个洞察自我以及未来的重要时刻。我记得以往最令我投入与兴奋的，往往是做手工艺的时刻。譬如绘一张结构丰富的蓝图，在艾奥纳岛上画活泼的钢笔素描，在芬德霍恩做手工蜡烛和盛水的烛台，从空无中创造美妙的模型，在札记中磨练文字的技巧。这些才是我忘却时间、全然投入、浑然忘我、彻底专注的禅定时刻。
第二天我感觉自己重新发现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似乎从强调心智活动的男性文化中走出了自己的路。学校强调的都是知识、事实、内容、思考与分析。我发现那些事自己已经相当擅长了。那是一种超越他人、赢取赞赏与注意力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已经走过那条平坦、标记清晰的路。
只是我一直觉得不妥。我为什么不继续拿博士学位到某处教书呢？我曾经这么想过，可是内在有股力量驱策我离开那条坦途。我的能力足以胜任，内心却不向往。虽然如此，我还是会批判自己，认为自己太软弱，只会虚度光阴，没有专心在事业上。
现在我才明白为何坦途不适合我。因为我的本质是制造者，而非博学者或行动者。这或许是我在芬德霍恩过得如此快活的原因。在那里，我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蜡烛与陶艺工作室中。打从孩提时代，我就热爱做东西，但在一般人的价值观里，那是肤浅、不正经、不重要、没有益处、甚至没什么贡献的事情，充其量只能当作一种兴趣罢了。我接受了一般人的价值观，但也阻碍了自己生命中的喜乐、活力与能量。
在我内心扰动的是我未来要做的事情的新标准。我听到心中一直在说，你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那些你必须做的事情。
那么，究竟有哪些事情是我想做的？这么说吧，是那些我偶然发现的事情，它们正从我心中沸涌而出。我从未刻意计划或透过思维来发现它们。现在连写出来都令我紧张。其中一件事就是我在芬德霍恩常做的手拉坯，这是一个让人兴奋、充满魅力的工作。我可以想像自己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脑子里不停地构思一些形状、设计与样式，不管这些灵感是来自艺术或大自然。此外，我也可以想像自己参观各种艺术和手工艺展览，专注地欣赏，并构思着新的创作途径。我觉得非常刺激、朝气蓬勃，我一直都很喜欢动手做东西、塑造一些物品，我觉得这可以帮助我走出思维的活动和真实的世界，做更多的联结。
另一件我将从事的工作是彩绘玻璃的制作，这件事我想了许多年了，只是一直没去做，大概是因为和其他的事比较之下，显得有点微不足道。但写到这里，我感觉心里有一个艺术家使劲地想出来！我要寻求一种属于自己的绘图线条——当然，它们也是自然涌出的灵感，从涂鸦开始，逐渐演变成完整的画面。先观察一些彩绘玻璃的基本模型，再回想过去我曾使用过的针尖设计，我顺着最自然的感觉去做，没有任何人教导，或提供意见。
还有一件事便是写作，磨练文字的技巧。这也是早先我爱做的事，但因为恐惧，而被深深地压抑了，因为它会揭露我心灵深处的真相，我怕自己会被批评成肤浅、孩子气、乏味，等等。然而我还是决定要写这本书，即使永远无法出版也在所不惜。我要重回文字的愉悦中，享受它们的美妙、力量与令人惊喜的能力。我很清楚地记得中学时曾写过一篇深夜独坐床缘阅读的心情报告。我详细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温暖晕黄的光线，受灯光吸引而来的飞虫，双腿触及床单的感觉，深夜的静谧，翻动纸张的感觉与其美妙的声响。我依稀记得自己喜爱的段落，特别是劳伦斯·杜瑞尔（Lawrence Durrell）的作品。我常常抄录其中的几个段落，或者只字片语，反复咀嚼个中的意涵，感觉就像在吃糖一样。
此外，我很喜欢和一群人一起工作，就像在芬德霍恩时。我并不想回学校继续研究理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以实际的方式去帮助人。癌症支援团体正是我想做的。
这所有的事情，我对它们的热爱，都在很自然的状况下产生，从来没有刻意计划过。它们以前都跑到哪里去了？是怎么走失的？我不确定。但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它们似乎又回来了。最单纯的快乐来自于存在与制造，而非理解和工作。这种感觉就像是回家一样！这像不像肯发现自己的守护神时的感觉？我的感觉并非灵光乍现，它和心智无关，更不像他的丰功伟业那么显赫。但这就是我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更宁静、更无目的、更阴柔一些。它隐身于背景中，它和身体及大地有更多的联结，对我而言，又显得更真实。
“这便是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
她娓娓道完她的故事，我可以感受她的兴奋，因为那是如此的真实。然而有趣的是，每个遇见崔雅的人，都因为她的睿智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显然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聪慧敏锐的。崔雅一旦专注于某个议题，那个议题就可怜了。此刻她竟然发现这方面的能力无法满足自己。她说她可能听信了错误的声音。
和这个内在的改变直接相关的是，我们是否创造了自己的病痛？整个新时代思想强调的就是人类以自己的想法创造了自己的病痛，病痛是人们需要学习的大功课（这与单纯地从疾病中学习是互相对立的看法）。这整个议题随着崔雅罹患糖尿病再度爆发出来，她曾经被许多想要帮她了解自己为何得糖尿病的好心人打击。从理论上来看，这个观点是非常不平衡、偏颇而危险的（原因我会在下一章说明），崔雅加上了另一层看法：这整个途径太过阳刚，太具操控性、攻击性，也太冒渎了。崔雅很快便因为她对疾病采取的更慈悲的看法，而成为全国知名的发言人。因为全美话题的带动者——“欧普拉秀”要求她上节目与鲍尼·席格（Bernie Siegel）对谈。
关于疾病是否因我而起的这个话题再度降临我身上。那些将其理论化的人，或是将自己理论化的人，通常都以谴责的态度来看待这个有关责任的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种后果？”“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无怪乎我会得癌症，我活该应得的。”
我有时也把这种“逻辑”强加在自己的身上，朋友们如此对待过我，18年前当我母亲罹患癌症时，我也以相同的方式对待过她。我猜想她同样觉得被冒渎了。虽然我承认我所做过的事，或某些特定的习惯、某些与世界产生关联的方式以及应付压力的态度，形成了我的癌症和糖尿病，但我不认为这是全部的原因。面对一个令人恐惧的疾病，我和其他人的反应一样，也想找出理由，因恐惧未知而产生防卫的反应，是自然、可以理解的事。
然而我还是要提出一些解释，我相信疾病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遗传、基因、饮食、环境、生活方式与人格因素等等。若硬要说其中的一项，譬如人格因素是唯一的病因，那就忽略了真正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控制事情发生时自己所产生的反应，但我们无法控制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误以为可以控制每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的这个幻觉是非常具有破坏力与攻击性的。
此一观点也会衍生罪恶感。假设某些人得了癌症，又认为是自己造成的，那么罪恶感和许多不好的感觉便会由此而生。接着罪恶感的本身又变成问题，阻碍了疗治疾病、朝向更健康、更良好的生活品质迈进。此乃该议题如此敏感的原因，有关责任的议题必须小心地处理，不要将自己潜意识的动机归咎别人。对我来说，如果人们给予我的建议只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会让我觉得被冒渎、甚至无助。我们都知道别人加诸我们身上的不平指责多么令人挫折，尤其是这些指责只为了证明他们是对的，而我们是错的。这真是最残酷的心理学了。
大部分病人疗治疾病的心理压力已经够大了，如果还得负起致病的责任，势必会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些人的需求应该被尊重，限度也应该被考量。我并不是不相信在适当的时机应该有建设性的对抗，我反对的是当人们把那个理论加在我身上的时候，连问都没问一下我对自己和这个疾病的看法是什么。我不喜欢有人这么对我说：“某某人说，癌症是因为憎恨的情绪所引起的。”特别是他的语气已经认定这就是我得癌症的原因了。我也不喜欢听见“糖尿病是因为缺乏爱所引起的”的话，谁知道呢？我比较不介意人们对我说：“某某人说，癌症是因憎恨的情绪所引起的，你认为呢？对你来说是真的吗？”
我相信我们可以利用生命中的危机来治疗自己。我知道有些时候我会出现憎恨的情绪，但我无法确定它在我得癌症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我相信如果能利用这个危机来察觉这个可能性，并且医治自己的憎恨，学习宽恕、发展慈悲心，将是非常有益的。
总结以上我所说的——
我得了癌症。因为这个疾病我必须遭受的打击、手术与治疗，已经让我觉得够糟了。我对自己得癌症已经有很深的罪恶感，我不断地自问，我究竟做了什么才遭致这一切。这样的自责对我来说是相当不仁慈的，所以请帮帮我，我不需要你们再给我更多的不仁慈了。我需要的是你们的了解，温柔地帮助我应付这个难题。我不需要你们在我身后的种种臆测与妄言。我需要你们询问我，而不是一味地告诉我。我希望你们能够试着体会这种感受，稍微站在我的立场设想一下，对我仁慈一些，这样我才能仁慈地对待自己。
三月，崔雅和我一同前往波士顿的杰瑟林诊所，那是一间以治疗糖尿病闻名的医院，我们希望我们所面临的新疾病，可以在那里获得较好的控制。此外，我们也打算顺道去香巴拉出版社探望一下山姆。
山姆！多么可爱的人啊！多么杰出的实业家，那么开放、有爱心。我喜欢他与肯彼此开玩笑的方式。在香巴拉出版社的办公室里，他们看了一些有关肯的最新书评。这些书似乎造成相当大的震撼，不仅是美国本土。山姆说，肯在日本已经被视为一派宗师，但是被归为“新时代”，这一点令肯十分不满。在德国，他则是一位真正的主流人物，学院派热衷研究的重要现象。我们开玩笑说威尔伯学派，不久就会变成威尔伯草莓派。每个人都说肯变了，变得比较易感、可亲，不再那么疏离和自大了。
我们与香巴拉出版社的总编辑艾米莉（Emily Hilburn Sell）共进午餐。我很喜欢她，也信任她的判断力。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本有关癌症、心理治疗与灵修的书，我问她是否愿意帮我编辑。“我非常乐意。”她说。这句话让我更下定决心要将这个计划贯彻到底。
稍晚，我们站在杰瑟林糖尿病诊所的儿童部门前。墙上的布告栏贴满了新闻、剪报、公告、海报以及小孩们的涂鸦画作。其中一个醒目的标题写着：“对一个10岁大的孩子而言，生命是一个保持平衡的动作”，内文写的是一群10岁大的糖尿病患者的故事。旁边有一张海报写着：“你知道有谁想要一个患有糖尿病的小孩吗？”海报上有一张小小的脸庞凝视着我。布告栏上还有另一张关于4岁糖尿病患者的剪报，一张诉求如何协助孩童们克服对医院恐惧的海报。看着这些，一时间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这些孩子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令我感伤，他们还这么年轻啊！墙上有许多色彩鲜明的蜡笔涂鸦作品，画的都是布林克医师，但其中有一张特别打动我的心，上面写着：“把布林克医师和糖尿病放在一起就像……”图上画的是一杯汽水、一根剥开的香蕉，还有一些巧克力碎片饼干——画中这些食物都是孩子们的最爱，现在却再也沾不得了。他选择这些被全然禁止的食物，作为他所要表达的重点。
第二天，我们在“三位一体教堂”（Triuity Church）度过复活节，这是一间兴建于1834年的教堂，盖得极美，罗马式的拱门建筑，里面缀饰着金色叶片、深绿的暖色调，以及赤褐色的瓷砖。复活节的星期天，教堂里挤满了人，前方的桌上布满了天竺葵，是准备送给来参加礼拜的每个小孩。这幅景象令我有点惊讶，突然想起这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几乎忘记这回事了。这里的每个人都穿着特地为复活节准备的华服，当我们走进教堂时，发现今天早上在人行道上的礼拜是需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波士顿的“华服”在今天倾巢而出。
我们簇拥在这些华服与复活节的礼帽中，好不容易找到视野很好的位置。我们从一位号手的后方向下俯视一个个灰的、棕的、金的、秃的、戴帽子的、没戴帽子的脑袋。教堂四周的金箔，高高矗立的拱门以及圣坛上庄严的十字架，使我们的灵性为之提升，提醒着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我喜欢这次礼拜所讲的道，简短、有内容。牧师提到了我们在人世间的苦难，以及那些曾经被苦难试炼的人所坚守的古老信念，他问道：“我们难道不能放弃古老的迷信吗？那些受苦者理当受到苦难的折磨吗？每天晚上，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在吃不饱、穿不暖、无疵佑之所的情况下就寝的。”他将耶稣所受的苦难与人类的处境结合在一起，我从未听过有人以单纯的人性、而非神圣使命的角度来诠释耶稣所受的苦难。这位牧师也提到我们对意义的需求，并且为我们祈祷，使我们能够在平凡与超凡中觅得个中的意义。上帝一定知道那些话是在对我说，因为我一直对意义有着强烈的渴望。
就在我聆听讲道时，奇妙的改变发生了。突然间，“意义”这两个字给我的感觉和过去迥然不同，不再觉得不愉快、不满足、甚至慌张不安。我想我对自己可能比以前慈悲一些，对生命和人性也更温柔了。而智慧迈进的部分，我和肯曾经讨论过，但是当我与其他人谈到这些内在的变化时，他们无法完全相信那是真的；我是在夸耀吗？还是在期望它是真的？也许我所断言的事实，到头来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是在伪饰，因为每当我写到或谈到那些过去曾经困扰我、至今仍未消退的问题时，我心中的抱怨、棱角和苦涩已经不再强而有力，我并不想拿我的进步去说服任何人，因为我仍然坏脾气、爱抱怨与自怜，只是当我提起这些问题时，感受不再那么强烈，甚至有点乏味，这时我知道自己真的有进展了。
接着我们来到南方古教堂——每一个家族都有高墙围绕、属于自己的包厢。强调的是人、神之间的秘密经验，因此与“三位一体”教堂的感觉非常不同，在那里我们可以目睹整个圣会的经过。一位牧师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包厢。当马萨诸塞州被英国人统治时，这个包厢是属于当时的州长，伊丽莎白女皇造访此地时，也曾坐过那个位子。
之后我们到纪念花园逛了逛，这座花园同样被高耸的砖墙环绕，上面还悬挂着许多匾额，纪念保罗·李维、乔治·华盛顿，以及曾经被人目睹在1798年从钟塔上飞下来的人士。肯开玩笑地说：“他们应该把匾额钉在地上有油的那个点才对。”环顾四周，砖墙在春天的阳光中散发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