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中，找不到合适的专用名词来表示它。桌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垫衬，以使麻将牌倒
上去时，只听见象牙块互相碰撞的闷闷的‘噗噗’声。
“打麻将时，大家都聚精会神的，没有人讲话。除了吃牌时发出的一声短促的
‘碰’或‘吃’，大家都鸦雀无声，人人都想争当赢家。但打了十六圈后，我们又
要饱口福了，以讨点好口彩，沾点牌运。吃完了，我们便开始天南地北地谈天，直
到天亮。我们讲故事，怀恋着那过去的好时光，憧憬着将来的好时光。
“哦，那些瞎聊也真有趣，天下竟有那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把我们都笑个半死、
一只雄鸡闯到房里，跳在一只碗顶上喔喔啼叫，然而第二天它再进屋时，已是静静
地躺在那只碗里了，还有一个小姐，给两个朋友发了情书，其实，那两封信都是写
给一个人的；此外，有个傻乎乎的外国婆娘在上厕所时，被一声爆竹声吓得昏了过
去。
“人们指责我们每周一次的聚会。当城里众多百姓以老鼠充饥的时候——到后
来，连老鼠自己都无处觅食，只能吞食垃圾——人们认为我们都中了邪了，甚至在
我们自己都面临着家庭崩溃，妻离子散的阴影时，竟还有心思谈笑自若。
“其实，并不是我们对痛苦视而不见，麻木不仁。我们也在担惊受怕，我们也
都有各自的痛苦。但什么叫失望？所谓失望，是对那早已不存在的东西，还期待着
它回归，或者说，不过是延长着那些难以忍受的折磨。当你家的房子被烧了，连同
你的父母亲，都一起烧死了，你还会想念一件挂在房子壁橱里的，你十分心爱的大
衣吗？当电线杆上挂着残存的人手和人腿，饿狗满街出没，到处乱窜，它们爪子里，
还拖着一只啃了一半的人手，这时，你的头脑还能保持清醒多久呢？我们扪心自问，
与其悲悲切切地等死，不如快快乐乐地迎接灭亡，这又有什么错呢？
“因此，我们决定把每周一次的聚会，变成过年一样的节日，令每一周都有一
个机会可以忘记过去。我们不让自己想到任何不快与忧愁，就是要吃喝玩乐，自寻
快乐。我们赌钱，讲最美好的故事。每个星期，我们都期待着一次欢悦，这种期待，
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了。”
我母亲，通常总是以乐观的口气来结束这个故事。她老爱炫耀自己的牌艺是如
何高超。“我手气好，总是赢家。人家开玩笑地称我为‘贼门槛’，”她说，“我
赢到手好几万呢。但我并未发财。那个时候，钞票不值钱，连草纸都不如。我曾说
过，一张票面为干数的钞票，还不够揩一次屁股呢！”
我从来只认为，母亲的桂林故事，不过是个中国神话而已。故事的结局，也常
常是多变的。比如那张票面上千的钞票，她说，用它买来半杯米，将米煮成一锅粥，
然后用这锅粥与别人换来两只猪蹄，又再将两只猪蹄换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后来
又孵出六只小鸡……她的故事也因此不断得到发展和补充。
有天晚上，我向她要求买架半导体收音机，她没同意，于是我就生了一个钟头
的闷气，一声不吭。她便说了：“你为什么总要惦记一些你从不曾拥有过的东西呢？”
于是，她将桂林故事的另一个结尾给我讲开了。
“一天早上我家来了个军官，”她说，“他是来通知我立即去重庆我丈夫处。
我明白他是要我离开桂林。一旦日本人打到桂林，我们这些军人家属可是没好果子
吃的。可叫我怎么去重庆呢？桂林根本已不再往外地发车了。亏得那位南京小姐，
她通过一个熟人，为我搞到一辆运煤的独轮小板车。
“我把行李，还有那对双胞胎孩子，都放在独轮车上。就在我推车离开桂林的
第四天，桂林失守了。一路上，逃难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日本人在血洗桂林的消息，
那真是太可怕了。直到桂林失守的最后一天，国民党词严义正地表示，桂林是安全
的，是受国军保护的。就在当天日本兵入侵桂林后，满街还散乱地丢弃着关于报告
国军大捷的号外，而它们上边，则躺满着无辜者的尸体，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横
七竖八的。他们多为女人、老人和小孩，真叫人惨不忍睹。毛病就出在他们一直对
国军怀着希望。结果你看，连命都丢了。听到这样的惨闻，我只是咬牙赶路，步子
越迈越急。每跨一步，我就们心自问：他们是不是很笨？他们这算不算有勇气？
“我急急地往重庆方向赶路，直到车轮终于报废了，我不得不扔掉那张华丽的
红木麻将台。那时连哭都顾不上了。到后来，我就将围巾结成两个吊袋环搭在肩头，
两边各兜着一个孩子，两只手各提一只口袋，一边是衣服，另一边是吃食。我提着
它们徒步赶路。走呀走呀，手腕处被勒得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手腕淌到掌心，滑腻
腻的令手指直打滑，我再也握不住任何东西了，于是，我松开了左手，又松开了右
手……
“沿途，人人都是这样，放弃了手里最后的希望。路面犹如是珍宝砌成，价值
连城。成匹成匹精美的锦缎、古书、祖宗尊像、木器家具……还有整笼的小鸭。它
们起先还呷呷地叫个不休，后来，终于安静下来，最后，竟是纹丝不动了。一路上
还有人们扔下的银器。但精疲力竭的人们，对这些眼睛都不扫一下，绝望的人们对
什么都不会动心。最后，待抵达重庆时，我已是子然一身，两手空空然，除了套在
身上的三件漂亮的绸衣。”
“子然一身？”我紧张地喘着气，怀疑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那……两个孩
子呢？”
母亲头也不抬，干干脆脆地表示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以后”了。“你的父亲不
是我的前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话再说回来，今晚的喜福会活动在许家。我一进门，第一个见到的，却是我爸。
“她来了，从来是不守时的。”他对众人宣布似地说。这话倒也不假，其他各位都
早已到齐了。七家人家的成员，大多已七老八十了。他们缓缓地把视线转到我身上，
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大孩子。
我极力让自己镇静自若。上次见到他们，还是在我母亲的葬礼上。那时我悲痛
欲绝，几近不能自持。他们必定会嘀咕，我这样的一个人，怎能取代我的母亲呢？
一个朋友曾跟我说过：我长得很像母亲，举止文雅，有着小姑娘般的清脆悦耳的笑
声及娇嗔的睇视。有一次我羞答答地把这话告诉母亲，她却似受了侮辱般申辩着：
“你与我差远了，你对我了解多少？怕百分之一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像我呢？”她
说得对。因此在喜福会，我怎能胜任做我母亲的替身呢？
“阿姨、伯伯。”我向在座的一一颔首招呼过后，并径自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通常对这些家庭的朋友们，我都是以“叔伯姨”①相称。
爸正在看龚家最近在中国旅游的照片。“看看吧。”说着，他指着旅游团站在
宽阔的石台阶上的团体照。这张相片一点也没显出什么中国的背景，倒像是在旧金
山或其他什么城市照的。但父亲似只是心不在焉地粗粗浏览着这些照片。其实他从
前并不是这样，他以前是很仔细很顶真的。但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想，那是因为母亲故世的缘故吧。
“看这一张。”他说着，手指着一张说明不了什么的照片。
①西方人通称先生太太。——译者注
许家的居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油腻味。在小小的厨房里烹饪太多的中
国菜，油气就很容易积淀起来。我至今记得，每每母亲上别人家或餐馆时，总会皱
着鼻子轻声地，却又说得人人都听见：“我都觉得鼻子给油气黏住了！”
我已有好几年没上许家了。但那间起居室还是与我记忆中的一样，丝毫没有变
动。自从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在甘五年前从唐人街搬到这落日区后，他们便置买
了一套新家具。还是那套奶黄塑料贴面，保养得还有几成新的家具。也还是那张青
绿色的苏格兰布的转角长沙发，和富有殖民时期风格的桌子，是槭木质的，吊灯还
是那盏有裂缝的赝品瓷器，只有那卷广东银行赠送的挂历，是每年调换的。
这些家具我都记忆犹新。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安梅阿姨从来不让我们触摸一下
她的所有家具，除非上面盖着塑料布。每逢喜福会的活动日，我的父母便带我一起
去许家。因为我是客人，因此我也必得看住其他的小孩子，这里有这么多的小孩子，
似乎每次都会发生诸如撞疼头跌痛脚的事。
“你得管住他们，”我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含义就是，如果有谁摔破皮，或者
烫伤啦，不见了，打碎什么了，把什么给弄脏了，不管是谁，反正都是我的过失。
那时，她和安梅阿姨都穿着有趣的硬邦邦的立领中国式衣衫，前胸绣着花卉，这样
的衣服对真正的中国人来说，是太时髦了，而在美国的聚会上穿，又显得太古怪。
那时，在母亲还未与我讲述过桂林故事时，我想象中的喜福会，是一个有着特殊仪
式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集会及电视片中印第安人出征前的典礼，反正有着一套神秘
古怪的仪式。
然而今天晚上，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喜福会的阿姨都穿着长裤，配着色泽鲜艳
的花衬衫和式样各异的、结实的跑鞋。我们围桌而坐，餐桌上端，垂着一盏西班牙
式的枝形大吊灯。乔治叔叔戴上双光眼镜，开始宣读会议记录：
“我们账面上资金为24，825元，约每对夫妇为6206元，每人约3133元，卖出隆
巴罗股票损蚀其中的6又3／4，买进一百股斯密史国际股票，这里要感谢琳达和丁童
为我们吃进这批股票。喷，赤豆汤很好吃。三月份的喜福会聚会，我们不得不暂停
一次。很遗憾，我们亲爱的朋友素云离开了我们，向坎宁？吴全家表示慰问。喜福
会主席、书记乔治？许谨告。”
我原以为，大家会谈及一阵我母亲，念叨着她的种种好处。正因为这样，他们
才让我在麻将台上替代母亲，以作为众人的一种寄托，继续母亲的得之于桂林那个
暑夜的启迪。
不料，众人只是冷淡地点点头表示对合约的赞同，这其中也包括我父亲。在我，
却似觉得，某些新鲜事，已填塞了母亲所留下的空缺。
这时，安梅阿姨缓缓起身去厨房准备吃食，而琳达姨，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则
踱到那青绿色的沙发前坐下，交叠着手，看着那些还围坐在餐桌边的男人们。映映
阿姨——几乎每见着她一次，就发现她增加了几条皱纹，则从编结袋里拿出一件小
小的蓝衣服开始忙活了。
喜福会的叔伯们开始谈论着他们感兴趣的股票。杰克，即映姨的弟弟，颇为热
衷加拿大某金矿公司发行的股票。
“这是对付通货膨胀的最好手法：刀切豆腐两面光。”他挺有权威性地说。在
这些人中他的英语最好，听不出什么生硬做作之处。这些人中要数我妈的英语最糟
糕，而她总强调，她的中文是众人中最好的。她会讲一口标准的国语。
“今晚还打麻将不？”我凑着映姨的耳朵大声问，她有点耳背。
“再过一会，”她说，“待午夜以后。”
“太太们，请过来一会好不好？”乔治叔叔招呼着大伙。
当大家一致同意认购加拿大金矿的股票后，我便去厨房问安梅阿姨，为什么喜
福会要做股票生意。
“我们一直打麻将，赢家将钱拿进，可赢的，却总是这几个人，而输家，也老
是那几个。”安梅姨说着，一边包着馄饨。她夹了一筷拌着姜丝的肉馅放在薄薄的
皮子上，手指简单地一阵拨弄，这张皮子就被捏成一顶护士帽般的形状。“当有几
个叉麻将的高手在场时，你就不会有好运气了。因为早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就决定
投资股票市场，那可不管什么技巧，只讲运气。这一着，你妈也赞同的。”
安梅阿姨数了数堆着馄饨的盘子。她已经做了五行，每行八只。“五八得四十，
八个人每人吃十只，还得做五行。”她自言自语一番后，又开始包了。“大家都变
聪明了。如今，我们都能公平地平摊输赢。我们去股票市场寻觅福气，在麻将牌里
寻觅乐趣。麻将台上的输赢数目很小，赢家拿进钞票，输家则拿餐桌上余下的菜肴，
皆大欢喜。聪明吗？哈哈。”
安梅阿姨手下的馄饨越来越多，她做得飞快熟练，似乎根本不用费什么心思。
我妈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数落安梅阿姨：她从不认真思考她正在着手做的事。
“她一点不笨，”有次妈对我说，“就是没胆魄。上礼拜我帮她出了个主意，
我说，我们去领事馆替你兄弟申请个身份证吧。她一听，便火烧眉毛般立时三刻就
要去办。过后，却又听到她对别人抱怨着：‘谁知道人家的底细？’当时那人就跟
她说，她这样做，会给她在中国的兄弟惹麻烦的。他还说，美国工业联邦政府会因
此把她列入某种名册里，令她以后在美国也会遭到某种麻烦。比如，他们不会让你
享受房屋贷款，因为你兄弟是个共产党员。我就对她说：你怕啥。你已经有了一幢
自己的房子了。但她还是胆小。”
“别看安梅阿姨整日价这般忙忙碌碌，”我妈说，“但她自己都不明白究竟在
忙点啥。”
我现在看到的安梅阿姨，是个七十多岁、矮个头怄背的老太太了。她郁郁寡欢，
迈着瘦骨伶仃的双腿忙碌着。她有老年妇人那种平坦而柔软的指尖。我百思不得其
解，究竟安梅阿姨做了些什么，以至引起我妈对她如此苛求。其实岂止安梅阿姨，
其他朋友，乃至对我爸、妈都觉得有种种的不够、缺陷和失调。她向来以“五行”
的缺损来衡量周围的人。
对“五行”的理解，则是据她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理解。她跟我说：
“火”太盛，则脾气大，比如我爸。妈常常要指责他抽烟的陋习，为此，常惹
得爸暴跳如雷。我想现在他之所以常对妈觉得内疚，一定是自觉当时，从来没有好
好听听妈憋在肚里的话。
“木”少了的人，就不大会有主见，耳朵皮太软，比如安梅阿姨。
“水”太多的人，流向也多，不易集中精力，比如像我：学了半拉子的生物，
又转向艺术，随后，当上个小小的广告代理商的秘书，这时无论是我的生物课还是
艺术课，都只是半途而废。而现在，又当上个自由撰稿人。
从前我从不在意她那一套，将此作为是中国人的迷信，那一套只是适合中国的
社会环境。二十多岁时，我选读了心理学，我便试图说服她，不要对人太苛求，这
不是一种好的教育方法。
“有一所专门研究人的心理的学校说过，”我说，“父母不要老是批评孩子，
相反，却应多多鼓励他们。要知道，人们之所以起而奋之，就是为了要迎合世人的
托付和期望，而当你只是一味地批评，似乎就意味着，你希望的只是失败。”
“毛病就是出在这里，”妈这样说，“你从来就起不来，懒得起而奋之，那怎
么能迎合别人的托付和期望呢？”
“吃饭了。”安梅阿姨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馄饨，快乐地吆喝着。桌上堆着大
量的吃食，晚餐是自助餐的形式，就像桂林故事里的聚会一样。爸正在替自己夹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