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
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
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
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
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
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
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
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
痛苦的语调在劝我。“为什么你不去跟你丈夫说说？……”
“妈！”我止住了她，觉得几乎要倒下去了，“请别再提任何挽回我婚姻的话
了，我不要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我并不是要你挽回你的婚姻，但至少你自己，也应该大声说几句什么。”她
这样对我说。
刚挂上电话，它又响了，那是我的心理医师的助手，那天上午我如前两次一样，
又失约了，他向我询问是否再要另外安排一个日期，我说待我查核一下我的日程表
后再给他回音。
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
“你这几天人跑哪去了？”那是特德打来的。
我开始不争气地动摇了。“我出去了。”我说。
“三天来我一直在给你挂电话，甚至还去电话公司询问了这边的线路有无问题。”
但我立时就明白，他之所以这样焦虑，并不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只是因为当他
急于要了结某些事时，一切令他等候滞阻的，都使他不耐烦。
“你知道吗，已经两个星期了。”很明显的，他在生气。
“有两星期了？”
“你既没去兑支票，也没把离婚协议书给我。我希望大家都办得漂亮一些，露
丝。为此事，我已找好了一位律师。”
“是吗？”
接下去他气也不换一口，就道出他的真正目的，那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卑
鄙。
他要我签了名后将离婚协议书还给他。他要这座房子。他要尽快地将一切手续
办妥，因为，他马上要再结婚了，与另一个女人。
半天，我才迸出一句：“哦，你和别人在合伙欺骗我！”真是奇耻大辱，我差
点要放声哭出来。
几个月来还是第一次，遭遗弃后还是第一次我突然觉得解脱了。得了，没有什
么再需要优柔寡断了。顿时，我又觉得一种失重，在一片迷津中，只听到空中传来
阵阵不可抑制的笑声。
“什么事这么好笑！”特德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我说着，还是忍不住咯咯地笑着。话筒那边特德的沉默，令我笑
得更不可抑。
“对不起，特德，最好你下班后过来一趟。”我强忍着笑把话讲完。
“你我之间，已没什么可多谈了，露丝。”
“这我明白。”我嗓音的冷静，令自己也吃惊。“我只是给你看些东西。别着
急，你会拿到你要的离婚协议书的。相信我。”
其实当时我自己心中毫无计划，等他来时，我究竟要对他说些什么。但我知道
我只是一心想在离婚前，再与特德见上一面。
我给他看的，就是那个花园。那天他是在傍晚时光到我这里来的，那正是一个
多雾的夏日的傍晚，我把离婚协议书揣在风衣口袋里。特德穿着一身运动便装，待
他环顾着那个废败的毫无生气的花园时，我发现他的身子，也在籁籁颤抖。
“一片荒芜。”他心疼地轻声啧啧着，一边努力将被蔓延到路径上来的黑莓藤
缠住的裤管挣脱出来。此时我猜出，他正在估摸着，要使这里恢复原状，大约需多
少时间。
“我倒喜欢这样。”我说着，不经心地拍拍一只长得硕大的萝卜。盘盘杂草，
已攀爬到我们房子的墙边了。
特德从地上拾起一把掉落的梅子，一扬手它们就越过篱笆，掉入邻家院子。
“离婚协议书呢？”他终于开口问。
我将离婚协议书递给他，他信手把它塞进口袋。这时他转向我看着，那目光，
我一度还以为是充满柔情和爱护之意的。“你不需马上就搬出，”他说，“我知道，
你至少需一个月时间才能找到合适的住处。”
“我早已找到了住处。”我立时接嘴道。因为就在霎时，我已明白我将住在哪
里了。他眉毛一扬，惊喜地一笑，然而那笑容未及展开就消失了，因为此时我说了
一句：“就是这里！”
“你说什么？”他尖声叫着。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我重新说了一遍。
“谁说的？”他气势汹汹地把手臂往胸前一抱，斜着眼盯住我，那架势，说明
他准备大大地发作一场。过去只要他一摆出这样的架势，我就会吓得六神无主。
不过现在，我一点也无所谓了，既不害怕，也不生气。“我说的，我就呆在这
里。我的律师也这么说，如果你要想得到我在离婚协议书上的签字的话。”
特德连忙掏出那份离婚协议书，发现四个×还在，没有我的签字。“你到底准
备怎样？”他问。
这下，我用足全身的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着他说：“你反正不能就这样，
把我从你生活中拎出去这么顺手一丢。”这正是一切的关键所在。
我看到了我想看的后果了，特德慌乱了，他肯定没料到，我怎么一下子如此强
硬起来了。
那晚，我梦见自己在花园中游荡着，薄纱一样的淡雾，波浪似地在花园上方飘
拂着，摇荡着，给树丛添上一种奇幻的迷茫之感，朦胧中，看见妈在小心地俯身照
料着一棵棵花草，那样地细心，犹如在照看着一个个婴儿。看见我，她对我挥挥手：
“看，我早上刚刚把它们种下，为了我，也为了你！”
哦，妈妈！
——吴精美的故事
五个月以前，在一次为庆祝中国阴历新年而举行的蟹宴上，妈送给我一个护身
符，那是一块垂在金链条上的玉，这块玉不是我自己看中的。它几乎与我的小手指
一般大小，绿白两色相混，精工细作地雕刻着许许多多花纹。依我的目光看，它作
护身符不大合适，块头大大，颜色也太绿，而且太矫饰。因此我就顺手把它放进我
的一只漆器盒中，过后也就忘记了。
然而这些天我却想起了它。我弄不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我妈在三个月前
去世了，再无人向我解释它的含义。她去世那天，正好是我过三十六岁生日的前六
天。
现在我天天佩戴着这块玉，我想这上面雕刻的图案，一定有它们特定的意义，
因为那些线条和花纹，对中国人常有某种特别的解释。当然，我尽可以向琳达姨、
安梅姨或其他中国朋友请教，但我深信，她们所讲的，远远不会就是我母亲所想表
示的。即使她们跟我解释过，那上面的石榴花纹，表示妈希望我能多子多孙，可多
子多孙了，又怎样呢？
因此，我也分外注意别人颈上的这种类似的饰物——那种和我一样的约两寸大
小的垂物，是椭圆形的，滴绿生青。但我们很多人，佩戴着它却对其含义一无所知。
例如上个周末在一家酒吧里，我发现有个侍应生，他颈脖上也吊着这么相似的一枚，
我便指着我自己颈脖上的那个问他：“你这东西是哪来的？”
“我妈给我的。”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他妈要给他这个。自然，那已侵犯他人隐私了，活像个包打听。
这种问题，只可以由一个中国人向另一个中国人发问。反正在一群黄皮肤黑头发人
中，两个中国人之间，才有种自家人的感觉。
“在我离婚后，她把这给我了。我想自有她的道理的。”
但我却从他话中听出，他自己都对这枚吊饰的意义有所怀疑。
就在去年的新年饭上，妈一共煮了十一只蟹，每人一只后还可以有个人多吃一
只。那是她和我一起在唐人街上买的。我爸妈的住处，离我供职的广告公司只相隔
六条马路，因此一周中，我倒有两三次，在下班后弯到他们那里去，妈总烧好一桌
好菜等着我。
那年的中国阴历新年是周四，因此我早早地下班后，便陪着妈去采购年货了。
妈七十一岁了，仍旧健步如飞，小小的身子挺得笔直，腋下夹着只彩色塑料包，我
则拖着小拖车跟在她后面。
每次我们在唐人街踱步时，她总要议论一番其他的中国女人。“香港太太。”
那次看着两个打扮讲究，穿着貂皮黑大衣的太太走过时，她便低声嘟哝了一句。当
另一个戴着手编绒线帽、穿着男式衬衣的女人走过时，她则不屑地翻翻眼睛：“广
东人，乡巴佬。”而她自己，则穿着浅蓝色的化纤长裤，上面是大红的绒线衫、外
罩一件小孩子穿的绿色羽绒外套——很是与众不同。她是1949年到美国的。自从19
44年她从桂林战火中逃出后，她北上重庆，便在那里结识了我爸，然后他们又颠沛
到上海，再从上海出逃到香港，然后从那里乘船抵达旧金山。她跋涉了好多地方。
她边走又边向我抱怨我们二楼的那个房客：“……真个是，甩也甩不掉他们……”
早在两年前她就借口有中国亲戚来住，而要赶出他们，但那对房客就是不理会她，
说他们将按期付清房租，却不会迁出：除非她的中国亲戚真的到来。从那以后，我
就不得不耐着心去听妈编派那两个房客的坏话了。
“那个男人，每倒一次垃圾，要用那么多的垃圾口袋，这不是存心要我破费吗？”
那位太太，是个黄头发的、很有艺术家气质的女人，一次曾经把自个房的墙壁
漆成吓人的大红和大绿。“真是太可怕了！”妈至今提起还心有余悸。“而他们一
天，不知要洗上几次澡，起码要两三回，哗啦哗啦的，整天只听见水龙头淌着水！”
“上个礼拜，”她说着说着又来气了，“那个外帮人还诬告我，”她一律把黑
头发的高加索人称外帮人，“说我将毒药拌在他家的猫食里，要毒死他们的猫。”
“哪只猫？”我确实见过，常有只大耳朵的雄猫跳在我家厨房窗外，对着我妈
张牙舞爪。
“这只死猫，常在我们门口翘起尾巴拉尿，臭死了！”妈不住地怨声载道。
一天，我看见她提着一吊滚烫的开水，在楼道口追着那只猫。因此我怀疑她说
不定真的会干这种事。但我决不能去帮别人的腔。
“那只猎后来到底怎么了？”
“它走了，不见了！”她幸灾乐祸地呵呵笑着。
在唐人街的斯托克顿，我们几乎逛遍了每一家水产店，寻找最新鲜的螃蟹。
“千万不能拣进死蟹，”妈用中国话警告着我，“连叫花子都不吃死蟹的。”
我用铅笔伸进蟹篓去拨弄它们，看看它们是不是生龙活虎的。其中一只蟹在挣
扎时，挣断了一只脚。
“放回去，”妈在一边轻声暗示我，“吃缺脚蟹，在新年是不吉利的。”
但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用广东话与妈交涉着什么，妈的广东话，与她的国语
一样的糟。反正，两个拉呱了半天，那只缺脚蟹连同它的断脚，一起给塞进了我们
袋里。
“没关系，”妈自圆其说，“这只缺脚蟹是作为外快给我们的。”
我八岁那年，我妈请生日饭那天，也吃过一次蟹，其中一只蟹，与我建立了感
情，它会顺着我的铅笔指点一路爬过来，可未及我给这个新宠物起名，妈已把它扔
入锅放在水里煮了。我恐惧地盯着温度逐渐升高的大锅，清晰地听见它们在里面的
挣扎声，我看见一只鲜红的蟹脚从锅盖里伸出来，我尖叫了一声。我但愿它们，没
有足够的智商可以区分烫水洗澡和慢慢烫死之间的区分。
为了庆贺中国新年，妈特地请了她的老朋友琳达姨和龚田夫妇，不用询问，妈
就知道，龚家那帮孩子准也会跟着来。他们的孩子们，我是指三十八岁的儿子文森
特，他还住在自个父母家里，还有他们的女儿薇弗莱，她与我年纪相仿。文森特打
电话来询问，他能否把女朋友丽莎勒姆带来。薇弗莱则说，要把她的未婚夫里奇也
带来。里奇与她在一家公司做税款代理人。她还问及我爸妈那里有无录像机，因为
她还要把她与前夫所生的四岁的苏珊娜也带来。万一苏珊娜坐不住了，就可以放
《木偶奇遇记》给她看。同时，妈提醒我，应该把我的钢琴教师钟先生也请来：他
还住在老地方。
所以这样的人数再加上爸妈和我，一共十一个人。可妈当时，只算了十个人的
份。因为她认为苏珊娜根本只是一个小孩子，不能把她算进去，至少就蟹而论，没
有她的份。可妈却没考虑到，薇弗莱可不是这样想的。
一盘煮得通红的蟹刚端上桌，薇弗莱第一就给自家女儿挑了一只最好的饱满扎
实的螃蟹。然后，又把第二好的，放在她的未婚夫里奇盘里，第三好的，则留给她
自己。她做这些，内行得很。因为她早从她妈那里，学到了这套拣蟹的本事。于是，
以此类推，她的母亲，自然也给丈夫，她儿子及儿子的女友，还有她自己，拣了好
的螃蟹。轮到我妈，盘里还剩下四只蟹，妈把四只中看着最饱满的一只，夹给了老
钟。因为他快九十岁了，完全该受到这样的尊敬。然后，她将第二好的，送到我父
亲盘里。现在，盘里只剩下两只螃蟹，其中一只就是那第十一只断脚蟹。
妈端起那盛蟹的盘送到我跟前：“拿吧，已经凉了。”
我不太喜欢吃蟹。自从八岁那年，看见活生生的蟹给煮成鲜红色后，我便对蟹
再也提不起兴趣了。但我不能拒绝妈送上来的食物，因为这通常是中国母亲表现爱
的一种方式。她们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
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干和螃蟹……
我想，我应该取那只断脚蟹。然而妈却大声阻止着我。“不……不，你拣那一
只。我一点都吃不下了。”
桌上每个人的盆里都很热闹：敲蟹壳，剥蟹肉，唯有妈面前的盘子，显得冷清
清的。餐桌上唯有我注意到，妈先撬开蟹壳，鼻子凑上去闻了闻，然后端着盘子进
厨房去，待她再走出来时，蟹已经不见了。
大家吃得开心，话题也来了。
“素云，”琳达姨用一只蟹脚指指我妈身上的大红毛衣：“你为什么要挑这颜
色？你不能穿这颜色，这显得太年轻了。”
妈却把这触霉头的话当补药吃。“我在开普莱尔买的，十九块钱，比自己编结
的还合算。”
琳达姨点点头，似以这价钱，那颜色还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