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往肚里咽。
我急忙穿上衣服，跑下楼梯跑到前厅，我母亲已准备要离去了，一个佣人正在
替她把箱子搬出去。舅母则攥着我弟弟的手站在一边观看。“妈！”我失声叫了起
来。
“看你，”舅舅一下惊叫起来，“把女儿都给教坏了！”
母亲低着头向我瞥了一眼，我禁不住眼眶一热，眼泪淌下来了。我想，妈妈一
定看见我哭了，因此她把胸一挺，显得比舅舅的个子还要高，她向我伸出双手，我
立即拔腿向她奔去。她以一种慈爱平静的口吻对我说：“安梅，我并不强求你，我
只是对你说，我要回天津去了，你能跟我一起走吗？”
舅舅立时咬牙切齿地说：“跟着你？让这小姑娘跟你一样？安梅，别以为你能
看见什么新鲜的世面。你坐上一辆崭新的马车，但前面拉车的，还是那只老驴，你
一生，就像你前面这只老驴！”
舅舅那番话令我更铁了心要走。因为我切切实实知道，在我前面所能看见的，
就是我舅舅那幢黑魆魆的令人压抑不快的房子，那儿充满种种莫名其妙的我永远无
法理解的恐惧。我缓缓回过头去看妈妈。
舅舅顺手抄起一只瓷花瓶：“你真准备跟着她走？你将一辈子抬不起头了。”
说着，将花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哗”一声，碎片溅了一地，我吓得打了个哆嗦，
母亲轻轻将我揽过去。
她的手是温暖的。“走吧，安梅，我们得赶快。”她说着，抬头看看天色。
“安梅！”舅母在我身后悲哀地呼唤着。“算啦！”舅舅一下打断了她。“算
啦”，在中文里，就是完了的意思，“她早已变了。”
在我即将跨向一个崭新的生活时，我开始怀疑舅舅所说的：我将永远抬不起头。
于是，我试着把头抬起，我抬起来了。
这时，我的目光触到被舅母牵在手里的弟弟，他正在一边嚎陶大哭。母亲不敢
把弟弟带走。一个儿子，是永远不能走进任何异姓人的家里的，否则，那会真正毁
了他。但我知道此刻他还想不到这些，他之所以恸哭，只是因为受了惊吓，因为觉
得委屈，因为母亲没有把他带走。
舅父的话没有讲错，当我看见哭得喘不过气的弟弟，我的头再也抬不起来了。
我们雇了辆人力车，匆匆地往火车站赶去。在车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可怜
的安梅，只有你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我听了后觉得很是骄傲。
直到上了火车，我才了解，新生活离我，还是十分遥远，这使我很是恐慌不安。
我们在路上一共花了七日七夜：一天火车，六天水路。一路上，我频频回顾扔在身
后的逐渐逝去的道路，一边听母亲兴致勃然地讲述天津。
她数落着小吃担上种种好吃的：元宵、煮花生等等。而母亲最爱吃的，是一种
中间打上一只鸡蛋的薄煎饼，然后在上面涂上一层黑糊糊的豆瓣酱，再把它卷起来，
就这样火热滚烫地拿在手里吃！
她还细细向我描绘了这个港口城市和它的可口的海鲜，并认为要远远超过我们
在宁波所能吃到的。那硕大鲜肥的蛤肉、对虾、螃蟹，还有各种海鱼和淡水鱼，完
全是一流的，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港口呢？
而在这个港口里，还有各个外国租界：日本人、白俄、美国人、德国人……但
他们都是各管各，不相往来。他们各自保持不同的生活习惯：有的讲究清洁卫生，
有的邋邋遢遢，连他们的住房样式，也各自不同，形状色彩各异：有的漆成粉红色，
也有如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一样，还有那种漆成白色的木头雕花屋顶，看上去就像
象牙屋顶一样。
在冬天，我将会看见真正的雪。母亲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寒露季节。那时便
要下雨，然后渐渐地，雨珠会变成片片白色的花瓣，那就是雪。不过没有关系，她
会把我包裹在毛皮镶边的大衣里，裹得暖暖的。
第五天，船开始驶近天津港，黄浊的水波不时拍打着船舷，随着天津港的靠近，
水波的颜色开始变深，最后变成黑糊糊的，而且，船身开始剧烈地晃动着。我觉得
害怕，而且恶心。这污黑的水流，让我忆起舅母所说的：把自己的脸皮扔入大海里。
那污浊的水流，那么脏，那么奥，人一沾上它，怎么还洗得干净？舅妈说过，那会
砧污了我，我真怕她的话会应验。我躺在床上，惶恐地盯着水面，我发现母亲的脸
一下于变得阴沉起来。她只是扭头望着黑魆魆的海面发呆，我心头越发沉重和惶惑
了。
那黑浊的水流真的改变了母亲。本来，她穿着一身中国式的孝服，可待快靠岸
时，她再回到顶屋甲板的起居室时，却似完全换了个人。她描了浓浓的眉毛，各向
两鬓高高地挑上去，还涂着黑眼圈，衬着那张脸越发显得苍白，再配着二片血红的
嘴唇，显得完全是个陌生女人了。她戴着一顶棕色小毡帽，帽檐上横插着一支棕色
羽毛，前额上，垂着两排整齐的刘海，远看就像一对漆器的木雕品，身上穿着一件
领口上镶着直垂至腰间的白花边的棕色长裙，腰际别着一朵绢制红玫瑰。
这是十分犯忌的，因为，我们还在戴孝呢！但我只是一个小孩子，我能说些什
么呢？我怎么可以指责自己的母亲呢？看着她如此毫无顾忌地华服盛妆，我为她感
到羞愧。
这时，母亲拿出一只奶油色的大纸盒递给我。“打开它！”我看见盒子上印着
“英国精制各式时装？天津”。母亲只是不出声地盯着我笑：“快点呀！”直到好
多好多年以后，我用这只奶黄色的纸盒来贮藏信件和照片时，我还是十分困惑不解，
当年，母亲在与我分隔开那么久以后，怎么会确信，我会跟着她走，而当我跟着她
走时，我需要穿一身完全不同的新衣服？
一打开盒子，一切我的不安，为母亲感到的羞愧，顿时都消失了。盒子里，是
一套崭新的粉白色的裙子，另外，还配着一双长统白丝袜、一双白皮鞋及一只白色
的大绸结。
但是，盒子里的一切对我，都太大了一点。我的肩膀简直可以从领圈里耸出来，
腰身大得可以装下两个我。可我不在乎这，她也不在乎。我扬起双臂笔直地站着，
她拿出针线替我把宽大部分缝小，又用软纸塞进我的皮鞋尖。穿上这样一身新的装
束，我感觉上似乎也长出了新的手和新的脚，而且，需要用一种新的步子走路。
不过马上母亲的脸又转得阴沉了。她叠着膝坐着，默默地眺望着越来越逼近的
码头。
“安梅，你要准备着过一种新的生活，你会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你将有一个新
父亲，许多新的姐妹们，还有一个小弟弟。你会穿好的、吃好的，高兴吗？”
我只是点点头，没有做声，我想起了远在宁波的弟弟，他哭得那样伤心！我母
亲夏然住口，再也不提什么有关我将面临的这个新家庭的事，因为这时铃声响了，
船上的听差报告着，船已靠岸了。母亲很快地叫过搬运工，把我们两只小箱子指点
给他，同时付了他们小费。她做得那么顺手，好像天天在做似的，对这一套已十分
得心应手。随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打开另一只盒子，我看见里面躺着五六只死狐狸，
它们张着小嘴，瞪着一对亮晶晶的眼睛，后面，拖着一条蓬松的尾巴。母亲却把这
骇人的玩意围搭在她颈脖上，然后紧紧拉着我顺着人流下了甲板。
“安梅，跟上，你怎么走得这样慢！”她频频对我说。我拼命拖着双脚跟上，
可我的鞋大大，使我觉得十分吃力。人群乱哄哄的，人们提着沉甸甸的柳条箱或包
袱，吆喝着在人群中抢着道，也有穿着打扮与母亲一样的外国女人，挽着他们丈夫
的臂肘紧张地移着步子；有钱的太太们大声训斥着跟在他们后面的女佣人和听差……
天色已近中午了，虽然外边很暖和，可天上却布满了灰云，层层叠叠的。
我们站在马路边等了半天，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力车不时从我们眼前掠过，可
就不见一个来接我们的人影。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自己招了一辆人力车。
母亲和车夫讨价还价了半天，我们终于登上了车。一路上，她不住地抱怨着飞
扬的尘土，街上的臭味，坑洼的路面，被耽搁了的时间和她的胃病，然后，她又把
抱怨引到我身上：我的新衣服上已经有了一个污点了，我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还
有我的扭扭歪歪的蛇一样的两只长统袜。我试着要改变她的话题，便不时跟她打岔，
一会指着个小公园问她那是什么地方，一会指着拖着长长的两节车厢的电车……
她更不耐烦了：“坐好，安梅！别看热闹。我不是带你出来看热闹的，我们只
是回家去。”
待我们终于到家时，两人都已精疲力竭了。
二
打一开始起，我就料到我的那个新家决不会是一般的小家小户，母亲早就跟我
说过，那个叫吴青的男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专门经营地毯。他住在英租界的一
幢华屋里，那是天津市最上等的地段，离马场道不远。
那房子，是外国人建造的。吴青十分洋派，喜欢洋货，因为是外国人令他发财
的，所以为什么我母亲也必须穿西式衣服。中国的暴发户，都喜欢表现出一种与众
不同的阔气。
但待我真的来到吴青的家门口，还是给那种气派给镇住了。
他家的大门，完全是石头砌成的中国式拱门，乌黑油亮的黑漆大门，配着一个
高高的门槛。门内的院子，着实让我开了一番眼界月B里既没柳树也没飘香的肉桂，
更不见楼台亭阁或荷花池之类，只见沿着砖石砌出的宽阔的走道两边，是两排葱葱
郁郁的矮冬青，冬青后边分别是一片碧毯般的草地和喷泉，过道尽头，是一幢西式
的三层楼洋房，每一层都凸出一个长长的铁栏杆露台，房顶四周，伸出四只烟囱管。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巴结地迎出来：“太太，你回来啦！没想到！”声音尖尖的，
把我耳膜都刺疼了。这是杨妈，母亲的贴身女佣。她一口一声地称母亲“太太”，
这是中国对主妇的尊称，这样显得母亲像是吴家的正宗太太，而不是小老婆似的。
杨妈一边大声叫其他佣人来帮我们拎行李、泡茶和放洗澡水，一边急急地对母
亲辩解着：“二太太说过，太太您至少还得待一个星期才回来。看呀，竟没有能来
接你！二太太她们，去北京走亲戚了。哎呀，这是您的女儿吧？多漂亮，跟您长得
一模一样，她害羞了。大太太，还有她的女儿，去庙里烧香去了。还有……”
房子里陈设讲究，令我眼花缭乱：一个大圆弧的楼梯很气派地透迄而上。天花
板上，精雕细刻着各种图案。错落迂回的长廊通向各个房间，一间套一间的。在我
右边就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置满了抽木家具和沙发，而这大房间又通向另一间狭狭
长长的房间，也是布满各种家具古董，一道又一道的门框，弄得我晕头转向。屋子
里不时来回闪过几个人影，杨妈就在一边介绍着：“喏，那年轻女人是二太太的贴
身娘姨，那一个，什么也不是，只是大司务助手的女儿，这个男人，是管花园的……”
我们上了楼，来到一间大起居室内，再往左穿过门厅，踏进另一间房间。“这
就是你妈的房间，”杨妈骄傲地对我说，“你就睡在这里。”
房里第一样抓住我视线的，是一张豪华的床，它看着又沉重又轻曼，上面垂着
玫瑰色的帐慢，四角支着四根深色锃亮的木质龙柱，龙柱底座是四只蜷伏的狮于。
我一头栽入凉飕飕的床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发现那柔软的褥子，比宁波床上
的还要软十倍。
坐在这样一张床上，我觉得自己成了个小公主。房间里有一扇落地玻璃窗直通
阳台，窗前，是一张与床配套的同样木质的圆桌。一个佣人早已把茶和甜点准备好，
此刻，他正怄身替我们生火取暖，那是一种烧煤的小火炉。
这里不像我们宁波舅舅家那般寒酸，实在太阔气了。我不明白，母亲嫁了个如
此有钱的男人，为什么舅舅还要骂她不要脸呢？
正在我纳闷之时，突然听到一阵冷脆的铿锵之声，接着响起了一阵音乐，那是
床对面一口大红木钟发出的，只见钟门突然打开，里面现出一间挤满宾客的小房间，
一个戴着尖帽子的大胡子坐在桌边饮汤：一、二、三……边上一个穿蓝衣服的姑娘，
也一再俯身给他加汤：一、二、三……而另外一个穿裙子和短外套的姑娘，则前后
摆着身子拉小提琴，她老拉着一首听起来不甚愉快的曲子，以至许多年以后，我依
旧还能记得那旋律：尼——呵！啦，啦，啦，啦——尼——那！
这是一只十分奇妙的钟，只是在第一次听到它报时辰时，我觉得很新鲜，再多
听了，我就觉得那报时声十分讨厌，弄得我晚上都睡不好。渐渐地，这养成了我一
种能耐：凡对我毫无意义的一切叫唤，我都能听而不闻。
开初的几天，我真觉得快乐无比，当我与母亲一起躺在这张宽大柔软的床上时，
我想起留在宁波的小弟弟，心里十分为他惋惜难过，不过，这房内每一件新鲜事物，
很快又分散了我的心思。
我惊异地看着水龙头一开，热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抽水马桶也使我觉得新奇，
只要水一冲就行了，不用佣人去清洗它们。这里每一间屋子，都像母亲房里一样精
致讲究。杨张氏向我一一介绍着：哪一间是大太太的，哪一间是二太太的，有些则
仅仅只是客房。
不过很快，我就觉得一切新鲜的东西已不再新鲜了，我很快就厌倦了。“呵，
这道菜我前天已吃过了。”“这甜点心我已吃腻了！”我不时向杨张氏抱怨着。
母亲重又变得快乐了。她穿着中国式旗袍，嵌着白镶边，那是为外婆戴的孝。
白天，她指点给我看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并教会我它们的名称：浴缸、白朗尼
照相机、色拉叉、茶巾等。晚上，我们便围炉闲谈，谈论着各个佣人：某人聪明、
某人勤快、某人忠心耿耿等等。我们在火炉上烤鸡蛋、烘山芋，空气中弥散着一股
甜香。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再没过到比这更快乐更舒服的日子了：没有烦恼，没有恐
惧，也没有欲求，我的生活，就像那床玫瑰色的大床褥一样温暖舒适。但很快，我
就不快乐了。
就在两星期后的一天，我正在后花园踢皮球，只听到远远传来一声汽车喇叭声，
花园里两只狗顿时撇下我，快乐地叫着奔了出去。
一直坐在我身边看着我玩的母亲，脸色霎时变了，只见她霍一下站起身，匆匆
走进屋子。我奔出去，只见大门口停着两辆乌黑油亮的人力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
的汽车。一个男佣人忙着在人力车上卸行李，另一辆人力车上，跳下一个年轻侍女。
佣人们全都出来簇拥在汽车四周，锃亮的车身映出他们一张张谦卑恭敬的脸面。
司机打开车门，先跳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留着短发，后面烫着几道波浪。这女孩
子看着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全身是成年女人的装束，配着长统丝袜蹬着高跟鞋。我
看看自己沾着黄绿色草汁的白裙子，觉得很难为情。
随后，佣人们慢慢扶出一个大块头男人，他个头不高，但很肥胖，气喘吁吁的，
看着比我母亲要老多了。他的前额油光光的，鼻翼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