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叶挺在国民党部队任高官。这当然被叶挺所谢绝。这一回，既然叶挺主动表示愿意出任新四军军长，蒋介石求之不得，当然马上宣布了委任命令。然而，毛泽东却对叶挺脱党后的情况所知不详。这样，毛泽东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叶挺。毛泽东要博古、叶剑英“提出保证”之后，这才决定“叶挺是否能为军长”。为了了解叶挺，毛泽东邀叶挺前往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叶挺到达延安。经过长谈，毛泽东知道了叶挺两次党内处分的经过，知道了叶挺脱党的经过。毛泽东的疑虑消失了。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高悬起“热烈欢迎叶挺军长”的大标语。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致答词。他说了这么一段自疚又自奋的话：“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疑惑冰释，从此毛泽东对叶挺投了信任票，再也不需要博古、叶剑英“保证”了！就这样，叶挺走马上任，成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双重任命的新四军军长。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叶挺 项英先后掼纱帽
至于项英，与蒋介石没有什么瓜葛，倒是跟毛泽东有极深的渊源……项英原来是武昌的织布工人，从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便加入共产党。翌年他成为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此后，由于北伐军打下武汉，武汉成为革命中心，加上共产国际强调提拔工人出身的中共党员，项英在中共的地位急速上升，从中央委员进而政治局委员，进而政治局常委，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
一九三○年底，项英进入江西红区。他一度支持过毛泽东，又一度狠狠整过毛泽东，内中恩恩怨怨，曲曲折折。不过，有一点他是很不错的，那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之际，他奉命留下打游击，他坚决服从。这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留下来很可能如同被置之死地。他居然在蒋介石重兵“围剿”之中，求得生存，在中国南方孤立无援之境游击多年。他手下的游击队，也就成了后来新四军的骨干。
不言而喻，在新四军成立之后，叶挺虽为军长，但不能不处处听命于项英。一个非中共党员而又在新四军中毫无根基的叶挺，受到了项英的排挤。叶挺曾自云，是“夹在车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两面受挤”。这两面受挤，一面是蒋介石从上往下压，一面是项英从下往上顶。当然，还不仅是叶、项关系紧张而使叶挺不快。当时，曾受命于延安而充当“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的李一氓如此回忆：叶挺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有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李一氓：《我亲身经历的皖南事变》，《大江南北》，一九九三年第一期。
“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叶挺的心态。所谓居士，即居家修行的佛教徒，乃“庙外人士”。居士去当方丈，本已不合适，何况管的是一个大庙子！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面受挤的叶挺在百般无奈之中，借口送李夫人回澳门，离军出走，向蒋介石辞职。蒋介石呢？正觉得叶挺上任之后不听他的话，如今叶挺要辞职他求之不得。蒋介石问叶挺：“谁继任？”叶挺答曰：“叶剑英。”蒋介石摇头。他要委派国民党将领出任新四军军长。
毛泽东闻讯，焦急万分，马上发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一面向蒋介石表示，中共坚决反对另任新四军军长；一面紧急约见叶挺。
周恩来与叶挺在北伐时有着深谊，在发动南昌起义时并肩战斗，何况最初又是周恩来建议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解铃还须系铃人”，周恩来的一席话，自然使叶挺释服，回心转意。叶挺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双方都认可的新四军军长。既然叶挺愿重返原职，一场风波也就告罢。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在重庆放出“空气”，说是要趁春节回老家浙江绍兴省亲。其实，他是受毛泽东委托，陪着叶挺回“老家”——新四军。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来到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国共磨擦日深，新四军成了国共矛盾的焦点。就在这时，项英因受到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的批评，极为不满。在一九四○年五月，项英三次电告延安，请求撤职——他也要掼纱帽了！项英犯了什么错误呢？这在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一月所作出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得明明白白。袁，即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决定》指出：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这份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是在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对于史实尚未完全弄清时作出的，今天看来有偏颇之处；不过，从中却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项英与毛泽东之间的深刻矛盾。项英在一九四○年五月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写道：“为了保证中央方针与党及革命的利益，我郑重请求中央，立即派一政治局委员到四军及东南局负领导之责。目前斗争局势正是紧张复杂，为了不致使鄙人重演一九二七年之错误，而影响党与革命之发展和胜利，应公开宣布撤我之职，是属必要。”项英在同月十二日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又声言：“我有不同的意见，在今天斗争环境下，为党的利益，不必申辩和争执，只有改换领导为有利。”项英在同月二十九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那话中透着一股怨气、傲气：“我认为对一个较负责同志（就是一个老党员罢），有错误应公开批评和指斥，不要含而不言的曲折婉转……”项英的眼中没有叶挺，乃在所料之中。然而，项英眼中也没有毛泽东！这，当然跟他在江西红区时和毛泽东那一段恩恩怨怨有关，也与他的自高自大分不开。据云，项英在赴延安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归来，曾对二支队政委洪雪村说过这样的话：出席会议的十二个政治局委员中，十一个在江北，就我一个在江南。他们十一个才管江北那么一点点，我一个人管江南一大片洪雪村一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谈话，马宁、黄泽兵整理，未刊稿。！项与叶不和，项跟毛对抗，使新四军失去了坚强的核心。蒋介石却恰恰把攻击的目标指向了这支核心涣散的中共部队……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下令解决“N4A”
安徽东南，青弋江在山间蜿蜒。江畔的泾县，离宣城不远，向来盛产宣纸。自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起，新四军军部移驻于此县云岭。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也随军移此。从此，这里成了江南红区的中心。
十三个自然村，分布在云岭东西长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新四军军部驻罗里村，政治部驻汤村。散布于各村的有参谋处、秘书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法处、军医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敌工部、总务处、《抗敌报》编辑部……组成了一个“大庙子”。在那里一驻，竟驻了两年半光景。蒋介石视之为眼中钉，早就想拔去。
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九月六日，已获知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毛泽东便发出了“红灯”讯号：“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引者注：胡服，乃刘少奇的化名）准备自卫行动。皖南尤须防备。”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足以表明，中共的谍报工作何等厉害。蒋介石的密令刚在重庆下达，坐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的毛泽东马上就知道了，并立即给皖南发出了指示。紧接着，十月八日，毛泽东给皖南又发一电，说得更为明确：“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新四军军部应该“北渡长江”。三天后，项英电复毛泽东：“军部困难北移。”此后不久，“皓电”、“佳电”相继发表，新四军是否北移，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形势顿时紧张。十一月十四日，国民党军令部拟订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老样子，蒋介石又骂中共为“共匪”了，又要“剿共”了。老调重弹，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国共火并又要开始。
消息灵通的毛泽东，在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叶挺、项英，仍指出新四军军部必须北移：“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但是，项英在翌日电复毛泽东，列举了北移的一大堆困难。项英在电报中说：“我们意见，极短期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时留皖南为好。”十一月二十八日，项英再度在电报中坚持己见：“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就在项英一次次跟毛泽东在电波中切磋之际，宝贵的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国民党的部队，正在朝泾县合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给项英下达命令：“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移完。”就在这时，国民党部队加紧了部署。十二月三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翌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向蒋介石呈报：“若江北匪伪竟敢进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立即将江南N4A予以解决。”所谓“N4A”；N即NEW；英文中的新，A即ARMY；英文中的军队，N4A即新四军。蒋介石在徐永昌的呈报上批了个“可”字。这就表明，蒋介石下定了解决N4A的决心。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在致顾祝同的密电中，明明白白写道：“至限期（一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战火已迫在眉睫，项英仍希望从顾祝同那里拿到“开拔费”之后才开拔。十二月十三日，项英致毛泽东电报中称：“我们的态度是不发饷弹即不开动。”
如此电报往往返返，一再延宕，毛泽东实在忍无可忍了。就在蒋介石规定的期限到来的前五天——也真巧，这天是毛泽东的四十七岁生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给项英等发来了口气极为强硬的命令。这一命令，表明了毛泽东的预见力。现全文照录于下：各次报告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共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才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直至收到毛泽东此电，项英这才不敢对毛泽东软磨硬顶了。毛泽东此电末句“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六部分：皖南突变蒋介石在圣诞节演了一幕轻喜剧
严峻的形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蒋介石已调集了七个师八万多人，合围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三个团九千余人。力量的悬殊，意味着“N4A”命运乖戾。“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构筑了碉堡，摆好了阵势。就在这个箭在弦上的关口，在重庆，蒋介石演出了一幕轻喜剧。
那是在“历史性”的日子——十二月二十五日。这天既是圣诞节，又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获救”的日子。蒋介石倒是记起四年前在西安事变中奔走的周恩来。于是，他约见了正在重庆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翌日，便发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会见蒋介石的情形。如今，可以从周恩来的电报中，得知蒋介石的谈话内容。
周恩来在电报中写道：“昨日蒋因数日来心绪不佳（军何跋扈，夫人不归，粮价日涨，我们无复电），不断骂人，而过冷淡的圣诞节的背景中见我，蒋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周恩来提及的“我们无复电”，是指何应钦、白崇禧在十二月八日发表批驳“佳电”的“齐电”，中共不作回复。“齐电”洋洋数千言，痛斥中共，并以命令式的口气，要中共限时限刻“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毛泽东却说：“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令，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不急了。”毛泽东还如此形象地勾画了蒋介石：“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介石的心中，的确很着急，因为他限定的新四军北撤期限十二月三十一日，眼看就要到了，可是毛泽东还不吭一声。不过，这一天蒋介石似乎对周恩来表现出特别热情，提起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以见面谈话为好。”这么看来，蒋介石对中共还是挺感谢，颇有感情的。果真，蒋介石的话，也说得热乎乎的。蒋介石说：“抗战四年，现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新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引者注：即一九二七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很难过。”这番话，由蒋介石讲出来，真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