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
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麽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麽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有的为张承先工作组定调子。张承先到北大五十多天来，挂帅真正教育同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由北大的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
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麽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麽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就会前进，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麽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麽呢？我们提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这五条，它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而不能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和能否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所材料是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以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麽？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的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
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麽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麽样？课程怎麽样？专业怎麽样？教科书怎麽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麽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麽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说嘛，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应该！）这叫什麽“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麽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麽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麽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
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麽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
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麽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实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
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麽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农民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主义，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罗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