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个还是有的。”
“你可能过分乐观了，你刚才也看了，我要的人有非常具体的要求，你能复述一遍吗？”
“一、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研究领域有突出建树的专家，即必须是数学家。”
安在天点头。
“二、必须懂俄文，最好在苏联留过学。”
安在天点头。
“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最好是党员。”
安在天又点头。
“四、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
“对，单身最好。主要是这四条，最重要的是前三条。总之，我的原则是人不要多，越少越好，一个最好。这不是人海战术，人多力量大。这是一个数学家破解另一个数学家精心布置的迷魂阵，不论是布迷魂阵的数学家，还是破迷魂阵的数学家，都是百里挑一，非他莫属。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百里挑一，非他莫属的人。”又在一沓文件里抽出一本，约有10页，递给孙书记，“这是我们专门组织专家研制出来的两道数学难题，也许对你们数学家来说并不难，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其实，那是由两部已经破译的中级密码做出来的高等数学题，它当然不是密码的全部，但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对数学的某种热情和对密码的某种亲近。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是考察人选惟一有效的方式。
孙书记看完以后将文件还给安在天：“只有符合四项条件的同志，才能作为候选对象，来做这两道题。”
“对，然后我们根据各人的解题情况再作商议。”
“好的。”
“四项条件，谁符合、有多少人符合，只有你孙书记知道，我听你的，宁缺毋滥，不凑数儿，多了未必是好事，少了也未必是坏事。明天上午你就组织他们来考试，三个半小时，形式开卷，各人都可以带资料，但必须独立完成。中午，参加考试和监考人员的伙食由我提供，按每人2元的标准叫食堂准备。另外，参考和监考人员每人发3元钱的补贴。这是200元，你先拿着，多退少补。这是介绍信，食堂可以到附近任何粮站或肉店买10斤大米和十斤猪肉。”
孙书记看着厚厚的一沓钱和一页真假难辨的介绍信，受宠若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安在天：“中午的伙食必须保证两菜一汤，菜必须有荤，主食是大米饭或细粮馒头。”
“行。”他低头看手表。
安在天笑了，说：“从你身上，我看到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你都会下意识地看手表，这表明你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也总是不轻易表态，深思熟虑后才作出回答。”
孙书记也笑了，起身往外走，以至于一直到他拉开门出去，也没有和安在天道声“再见”。
窗外，风更大了，吹得窗户嘎吱作响。
早晨风停了，天空一片蔚蓝，没有一丝云彩。
食堂边门前，领导模样的人正把介绍信和钱交给一个小伙子。领导说：“千万别丢了，丢了就连肉骨头都买不到了。”
小伙子不耐烦地：“都多大人了，丢不了。”
“你别放在外头，里面衬裤还有没有口袋？”
小伙子不理他，跳上三轮车，兴高采烈地出发了。
领导冲他背影喊了一句：“穿上我的棉猴吧，打个掩护。”
小伙子已经骑到了前门，他远远地看见一个熟人，嚷道：“张师傅，中午我请你吃肉。”
张师傅不屑地“呸”了他一口，骂道：“狗嘴里吐不出个象牙来！吃肉？剁了你还差不多。”
招待所餐厅，大约有十来张餐桌，这会儿有一半的桌上都坐上了人，有男有女，几个老外，童副处长也在其中。
孙书记和安在天在排队打饭。孙书记说：“给票领餐，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一小碟咸菜。各人都一样，有的老外领的是双份……人员定了，7个人，5个男的，2个女的，年龄都在30到45岁之间。”
安在天问：“什么时候开始考？”
“八点半，就在招待所二楼，每人一个房间，我已经封了半边楼。监考人2个，加上你我，4个人够了。”
“来的人都自愿吗？”
“都是自愿的。大家都很认真，连夜做了准备。”
轮到安在天了，他递进饭票，从窗口接过饭菜，一转身，却不小心撞在了一个人身上，馒头掉在地上，稀饭也洒了出来。
是一个女人，她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问：“要帮忙吗？”
没等安在天回答，她已经蹲下身子，将馒头拣了起来。
安在天接过说：“谢谢。”
女人转过身去，对窗口说：“张师傅，能再给我一点儿稀饭吗？就一点点儿……”
安在天找了一张桌子坐下，孙书记也跟了过来。
安在天喝着半碗稀饭，将馒头剥了皮，吃了起来。邻桌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被安在天撞着的那个女人，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在天，目光大胆又热烈，好像已经认识了安在天，是熟人了。她的年纪也许有30岁，也许还要大，嘴唇涂得红红的，穿着一条黑呢裙，头发用一块白手绢扎起来，很洋派的样子，有外国专家的时髦和艳丽。
她冲安在天暧昧地笑了一下。
安在天看见了，却视而不见，他平静地收回目光，继续吃饭。
此人就是黄依依！
安在天再次抬头时，黄依依已经走了，他的桌上，放着一碗没有动过的稀饭，显然是留给他的。
二楼临时考场。走廊里横了一张桌子，写了“考场”牌子，象征性地封了半边楼。
安在天和孙书记上来，监考者对孙书记说：“孙书记，按照你的要求，房间里电话都拔了。”
有一男一女两位参考者提前到了。安在天和他们寒暄后，对孙书记说：“我上去拿试题。”
安在天上来，愣住了。
黄依依站在301房间门口，见了安在天，还是刚才梦幻似的一个甜甜的笑容。安在天也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问：“找我吗？”
“是啊。” 黄依依的声音和笑容一样甜美。
“有事？”
“你不是在招人嘛！”
“你是干什么的？”
黄依依把头天真地一歪，道：“你猜呢？”
安在天：“我不想猜。”
黄依依略显尴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颜，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凶巴巴的，好像我是坏人。我不是国民党的女特务，我是爱国知识分子，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数学教授，周总理还接见过我呢！”她敲敲房门，落落大方地要求，“开门，请我进屋吧。”
安在天的手已经伸进口袋掏钥匙，临时又放弃了，冷冰冰地说：“对不起，我不能请你进屋。”
黄依依：“为什么？屋里有秘密吗？”
“对。”
“哦，我知道了，是考试的试卷在屋里，怕我偷考题？那这样吧，去我房间，我就住在320房间。”
“对不起，我没时间。”
黄依依突然拉下脸来，咄咄逼人地说：“你是真的没时间，还是不想见我，难道你也那么势利？不让我参加考试，也不让我了解情况。”
黄依依的声音惊动了童副处长，他打开门，见安在天不理会他，只好装着要出去，带上门下楼去了。
安在天问：“你想了解什么情况？”
“就是为什么不让我参加考试。”
“那你应该去问你的领导。”
“可我的领导要我来问你。”
“抱歉，我现在确实没时间了，考试马上就要开始，可试卷还在我手上，我要马上拿下去。”
“那你给我定个时间。”
“只有等考完试了。”
黄依依坚决地说：“不行，那我不是没机会了，我来找你，就是要争取这个机会。”
既然是要求来考试的，安在天的态度也转变了，变得体谅她，他耐心地劝慰道：“你最好还是先跟孙书记沟通一下。”
不料黄依依断然不从地说：“我才不跟他沟通呢。我相信你跟他沟通的结果也不会好，他不会给你推荐你真正需要的人，他没这水平。”
这一“将军”让安在天对她产生了兴趣，他想了想，说：“这样，我先下去，回头我来找你。你房间有电话吗？”
“有，号码就是房号。”
“那你等我电话。”
“一言为定。”
她脸上露出孩子般认真的笑容，扭着腰走了，高跟皮鞋发出清脆的响声。没走两步，她又停下了，回头问：“嗳，稀饭喝了吗？”
“喝了。”
“那你还不谢谢我？”
安在天不置可否，“哦”了一声。
二楼考场，参考和监考的人都已进入角色，各司其职。考场静悄悄的，仿佛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听得见。
各个房间都房门大开，孙书记逐个转着……
安在天返回房间，他将外间的布置做了调整，主要是把两只沙发分开了，一只靠窗，一只靠门，然后才给黄依依拨了电话。
安在天：“那个谁，你过来吧。”随后打开门，然后坐在靠窗的沙发上。
很快，随着一阵鞋跟声的逼近，黄依依出现在门口。
安在天起身，道：“请进。”
黄依依落落大方地进来，开门见山地问：“怎么样，商量出结果了没有？”
安在天请她坐，说：“商量什么？”
黄依依坐下说：“是给我机会还是不啊？”
安在天也坐下说：“我跟谁都没商量。”
“你没跟孙书记商量？”
“我连你姓甚名谁都不知道，怎么商量？”
“你下去没向孙书记打听我？”
“向你本人打听不是更好吗？”
黄依依笑了，说：“就是，你不能找他打听我，我到了他嘴里，就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四不象。你看，是人都来应试了，就没我的份，凭什么不让我来应试，我哪一点比不过下面那7个人？我不是吹牛，我比他们都优秀。”
“你还是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黄依依，不叫那个谁，博士学位，曾是大学里最年轻的数学教授，现在是数研所最年轻的研究员。著名的爱国人士，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课题研究获过奖；去过苏联镀过金；单身，年龄三十有二……你看，我哪一样不符合你要人的四个条件？”
安在天笑了。
“你呢，也让我认识一下吧。”
“我叫杨小纲。”
“哪个单位的？”
“也是一个研究所的。”
“你们要人是去做什么呢？”
“做一个数学家能做和作为一个公民必须做的事。”
“别说得这么酸溜溜的好不好，杨先生。”
“这里没有先生，只有同志。”
“这又是一句酸话。”说完，黄依依径自大笑起来。
适时，窗外吹来一股风，把茶几上的试题吹开了一页，露出了题目。黄依依对上面的符号显然很是敏感，她扫了一眼，问：“这是你在做吗？”
“不是我做，是我要的人做。”
“这就是你选人的试题？”
“是。”
“我能看看吗？”未经同意，她已经拿在手上，看了起来。
安在天：“这可不是光靠大胆和笑声就可以解答出来的。”
黄依依答非所问：“这是一道数学游戏题……题面有意复杂化……出题的人肯定心理变态……就是说他不正常，存心整人……”她像进入了无人之地，自言自语地，一边跟梦游似的，飘飘然地坐直了身子，嘴唇无意识地惊动，完全是一副半梦半醒的样子。
这就是安在天最初见到的黄依依，他惊诧于黄依依的这种突然的变化，从刚才喜笑颜开的样子，到现在恍若隔世的样子，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起承，没有接口，像她身体里有个神秘的开关，可以自由地转换状态。
黄依依迷迷糊糊地一会儿，突然又似醒非醒地抬起头，对安在天说：“我可以破这题，但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带走吗？要么我就在这儿做？”
“你带走吧。”
黄依依迫不及待地走了，这感觉和她刚才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
安在天送她到门口。
不料，黄依依突然回头，叫了一声：“杨小纲！”
安在天：“什么事？”
“我要是将题破了呢？”
“我就录取你。”
黄依依高兴地跑了回来，伸出小手指说：“拉勾！”
安在天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指。
黄依依用小手指勾住安在天的，说：“拉勾，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说完，她掉头就跑了。
·18·
第十二章
考场静悄悄的。
监考官在走廊上转着，参考者有的在伏案书写，有的在抽烟，都是一种苦思冥想的状态。
靠近楼梯的房间，临时做了监考办公室。孙书记对安在天介绍说：“……黄依依曾在世界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手下工作过，是个小有名气的数学家。”
安在天眼睛一亮，问：“是创建美国兰登公司的冯·诺伊曼吗？”
“是他。”
安在天凝固了目光，似乎听到自己的老师安德罗在对他说话——当今世上，冯·诺伊曼博士是最深不可测的破译家，他有两个脑袋，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他收罗了大批亚洲学子，为的是领略吊诡的东方智慧。
安在天下了结论：“那她以前可能接触过密码！”
孙书记问：“为什么？”
安在天：“冯·诺伊曼是破译密码的大师，二战时曾破译德国陆军和空军好几部密码，还破译过日本人的密码。世界上只有他既可以破东方的密码，又可以破西方的密码。所以有人说他的脑袋比爱因斯坦还复杂，还深不可测。”
“……黄依依在冯·诺伊曼手下工作，应该是二战以后的事了……”
适时，楼梯上响起黄依依的脚步声。
安在天：“这好像是她的脚步声……”
孙书记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明知故问：“杨同志跟她，是刚在食堂里认识的吧。”
安在天没理他，出屋来看，他或许以为她来找他交答卷了。
孙书记看看手表：“她10点有课。”
安在天只看见了黄依依的一个背影，果然是抱着讲义夹，下楼去了。
童副处长打开门可以看到对门301房间。门缝底下塞着东西，露出一个纸角。他走过来，蹲下，他完全可以凭着这个露出的角，把东西取出来。但他没有取，反而耐心地把露出的一角塞了进去。这样不但看不到，而且也完全取不到了，只有进门才能看见、取到。
黄依依抱着讲义夹往外走，阳光下，她扎着的手绢像极了一只白色的蝴蝶。
监考办公室里，安在天站在窗下，看着越走越远的黄依依。
孙书记接着说：“……黄依依当初留学是公派，是国民政府教育部保荐她出去的，时间应该是1946年，抗日战争之后。她出去后，先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数理学博士学位，好像就在这期间，她认识了冯·诺伊曼，他们的缘分，得益于她打了一手绝世无双的好算盘。”
安在天感兴趣地：“她打算盘？”
“她的绝活儿是祖传的，她爷爷曾被慈禧太后称为‘两广第一算盘’。黄依依三岁就开始跟爷爷学珠算，15岁赴广州上中学时，算速之快已经和年迈的祖父相差无几。老祖父临终前，将一个价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盘传给了她，从此她便带着这个宝贝，跟所有的珠算高手华山论剑，无一失手。在一次博士论文答辩的中间休息时间，她从身上摸出算盘，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一下子使那位数学巨人看得如痴如狂。之后，她便顺利地做了冯·诺伊曼的助手。”
安在天说：“她是哪一年回国的？她说周总理还接见过她。”
“这是真的，不过不是单独接见，而是很多人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人事部、外交部、教育部、中科院等六部联合发表公开书，欢迎海外爱国人士归国建设新中国。该公开书由周总理签发，上面具体点到了21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黄依依。她是第一批回来的，总共有11个人，周总理专门接见了他们，当时她在那批人中最年轻，也是全国最年轻的女研究员。”
安在天：“这是哪一年的事？”
“1953年。”
“然后就到了这里？”
“没有。她先去了一所大学，之后又到莫斯科呆过半年，去年才回来，回来后不知为什么没回原来的大学，而是来了我们这儿。听说她在苏联有个绰号，叫‘伏尔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