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电话机响了，铁院长不耐烦地，接起来道：“谁？讲！”
铁院长忽然把绿色电话扣了：“安儿，到上海了？见到人了吗？怎么样？”
华主任忙凑了过来。
“特务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铁院长听到消息很吃惊，他又转过头对华主任，“罗山死了！”
华主任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唯一的可能就是，罗山接了华主任的电话，听说要请他出山，觉得很光荣，很不了起，然后就跟人去炫耀，到处和同事告别呀合影留念的，被特务知道了。因为历史上有污点，他在上海音乐学院一直没有得到领导重用，好容易有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肯定得意忘形。这是他的命数。接下来，就要看他推荐的那个人有没有这个命了。
安在天继续在电话里说：“……人之将死，其言必善。罗山不会随便给我推荐人的，他临死都没跟他妻子孩子说一句话。铁院长，再给我一次机会。不是我们害了罗山，是我们的敌人害了罗山。我会注意安全的，我们现在就在上海市公安局，这里的同志会全力帮助我们……”
挂了电话，金鲁生问：“怎么说？”
安在天松了一口气：“同意我们先去看看。”
“我知道铁院长的意思，他怕抓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别忘了，你同样是701的宝贝。出师不利，他担心你再出事。”
安在天问小钱：“有没有那个‘灰长衫’的记录？”
小钱还在翻卷宗，说：“没有。”
黄处长：“我们会发动所有的力量，在全城之内搜捕‘灰长衫’。”
金鲁生：“黄处长，需要你派一辆车，送我们去青镇码头。”
“这没问题。”
安在天：“还有，罗山是为我们的事被特务杀害的，你们能不能派人去医院，帮家属料理一下后事。”
黄处长：“这也没问题，我马上派人去。我派我爱人去，她是搞人事的，知道怎么说话。”
金鲁生：“我需要一支射程比较远的手枪。”
黄处长拉开抽屉，摸出一把手枪：“这把行吗？”
金鲁生老道地：“这是德国C5手枪，行。暂时借给我，多给我一些子弹。”
黄处长从铁柜里取出两盒子弹问：“够吗？”
金鲁生只拿了一盒说：“一盒就够了。请提供你们的值班电话，有事好联络。”
黄处长写了一个，递给金鲁生。
金鲁生收好了：“跟值班室说一声，万一有我们的电话要特级处理。”
安在天：“我们单位有事，可能也会通过你们来找我们，请帮忙转达一下。”
金鲁生：“那就这样，我们马上就出发。”
黄处长问：“要不再配些警力，跟着你们？”
金鲁生：“不用，人多目标也大。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不能跟任何人说起我们的去向。对不起，我这是职业病，不相信别人。
黄处长理解地：“没关系，我也是这样，干我们这行的都这样，只相信自己。”
吉普车内，安在天和金鲁生换了装束，都是普通办事干部的样子，听小钱介绍乌镇的情况。
小钱开车，很是健谈：“……乌镇不远的，到了青镇坐船，一顿饭工夫就到了。”
“那得看是谁吃的饭，换了我，三顿饭工夫也到不了。”金鲁生回头看安在天，“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能返回上海。”
安在天默默看着窗外，见金鲁生跟他说话，忙收回视线。
金鲁生：“哎哟，我都忘了，我们还没吃早饭呢，饿了吧？”
小钱：“哪里有小吃店？这一带，我不熟……”
安在天不假思索：“笔直走，前面大拐弯，有一个卖松糕的。”
小钱吃惊：“你这么熟？”
金鲁生一下反应过来了，他说：“你家就住在附近？”
安在天：“前面左手那栋红楼，二层，晒着小孩衣服的那间就是。”
金鲁生对小钱：“开慢一点儿。”
安在天眼睁睁地看着左手边的车窗外面……
金鲁生爱莫能助地看着他。
安在天一直看着那栋红楼，直到脖子转不动了，才回过身来。忽然间，他一下子愣住了——车的前方，一个少妇正蹲在马路边上给小男孩系鞋带。
小钱按了一下喇叭。
少妇站了起来，把小男孩护在身后。车子从他们身边开了过去。
透过车后窗玻璃，少妇拉着孩子的手过马路，越来越远了，安在天始终没有回头……
机要处办公室，丁姨正在暗自垂泪。铁院长骂骂咧咧地进来：“干什么？”
丁姨：“看见了还问？”
铁院长：“哪儿凉快去哪儿呆着，捣什么乱！安副处长是去执行任务，他是‘招人小组’的副组长。”
丁姨：“罗三耳已经死了，你就不怕安儿也被特务盯上？”
铁院长：“革命，就得有流血牺牲。你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了，还要我给你补课！”
丁姨：“安儿的父母已经为革命流血牺牲了，他那么小就去了苏联，经历过二战，蹲过德国人的集中营，他身边的同学，死的死，残的残。我们要对得起死去的同志，他们没有看到解放的这一天，可我们得让他们的后代不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还能与共和国一起长大，好好地长大，好好地活下去！”
铁院长也难过了，他说：“这由不得你！”
丁姨一下子捂住了脸。
车子行驶在乡间路上，窗外，是江南水乡特有的风光。车内，金鲁生看着后视镜，不断过去的乡人、牲畜。没有汽车。
金鲁生对安在天说：“没事，我一直在看着！绝对没有尾巴。就是有尾巴，也被小钱甩掉了。”
安在天还在吃松糕，他说：“我小时候就爱吃松糕，吃了自己那块，还吃我爸的，所以老挨我妈说……”
不知是金鲁生这个判断，还是车窗外如诗如画的风景，抑或松糕意味深长的香味，当车驶出上海城区，安在天的情绪马上好了起来。
青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
正是中午，码头上人不多，有四、五只小木船泊在水面上，有人在用临时搭的土灶烧饭。小钱去售票口买票，却发现里面没人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船夫从船上跳上岸来，尾随着他。
船夫问：“是去乌镇吧，我送你们去。”
小钱没理他。
船夫又说：“轮船刚走，下一班要三个钟头后才来，我送你们去，半个钟头就到了。”
安在天问：“你是什么船？”
船夫一指自己的小木船：“没问题的，保管你上船好好的，下船也好好的。”
“多少钱？”
船夫伸出四个手指头。
小钱：“才半个小时的路，就要这么多？”
船夫又改成三个手指头。
小钱：“不行，两万块吧。”
船夫：“你们三个人，坐轮船还要三万块呢，我专门送你们一趟才两万块，没道理的。”
小钱：“你这破船哪能跟轮船比？”
船夫还想申辩，金鲁生也过来了，干脆地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你少要五千，我给你两万伍，行不行？”
船夫开心了，说：“行。”
小钱：“那我……”
金鲁生：“你跟着我们去了，车怎么办？”
“那我在码头上等你们，你不是说今天就能返回吗？”
金鲁生：“我们在乌镇，事不多，但也不会少。车停在青镇码头，目标太大了。你先回，到时我们再联系。”
小钱对船夫：“你好好把他们送到，我认得你的。”
船夫应着，前面带路往船上走，一路上都在喊着：“谁去乌镇，五千块，马上开船了！”
从河上远远地看过去，乌镇码头明显比青镇码头简易许多，也荒凉许多，只是一个用木头架起的小台子而已，加上三、两只停泊的破渔船，网子堆成一团，了无人影，像走进了一个被世界几乎遗忘的地方。
安在天和金鲁生下船，站在小台子上，举目望去，显得格外孤单。
安在天：“这就是乌镇吗？怎么看不见村子？”
船夫一边数着钱一边回答：“不会有错的，你顺着石板路往里走，就会看见村子的。乌镇沿河而扎，比上海城还要古老……”
安在天和金鲁生上岸后发现除了密麻麻、绿幽幽的桑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好顺石板路往里走。石板路泛着青光，一直沿桑林延伸下去。拐过一个弯，前方有一个像舞台一样搭起的井台，有妇女在打水洗衣服。
安在天用上海话问：“大姐，这是乌镇吗？”
妇女抬头，看是外面来人，热情地说：“你们找谁？”
安在天：“你们村里是不是有个人，他耳朵很好……”
妇女马上打断他的话：“你找阿炳？”
“……是阿炳吗？”
“那还用说，他的耳朵是风长的，尖得很，说不定我们这会儿说的话，他全都听见了。这个时光他肯定在祠堂，你们去那里找他就是了。”妇女说着，伸手往前指了一下。
安在天以为她指的是眼前能看见的一栋房子，说：“是这栋房子吗？”
妇女踮起脚尖，又指了一下：“你个子高或许看得见，有两个大圆柱，门口停了一辆三轮车。”
安在天惊讶地说：“这么远他能听见？”
“他什么听不见？他连鬼的声音都听得见。”
安在天和金鲁生都愣在那里，安在天小声儿地：“他怎么可能是人呢？老美的CR…60步听器还差不多。”
“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见到鬼了。”
乡间的茅房，金鲁生站在里面解手，肩以上暴露在墙头。
金鲁生：“你先去祠堂找阿炳，我跟邻居打听一下他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面貌。”
安在天开玩笑地：“那我的安全谁来负责？”
金鲁生：“你是见鬼又不是见人……”
祠堂是乌镇古老和富足的象征，飞檐走角，檐柱上还雕刻着逢双成对的龙凤和狮子老虎。岁月荏苒，从随处可见的斑驳中，不难想象它曾经的沧桑。闲人很多，主要是老人和带孩子的妇女。显然，这里已经成了村里闲散人聚集的公共场所。
一个瞎子坐在小板凳上，抱着拐杖，露出一脸憨笑。安在天从瞎子身边过去，他尽量装得闲来无事，但一身打扮还是引起了四周人的注目。他转悠着，窥视着，想从人群中找出阿炳。一个个人看过去，似乎是，似乎又都不是。
安在天走进正堂，里面有两桌人在打“车马炮”，还有一桌人下棋。妇女在刺绣，还有人在打瞌睡。
安在天继续在人群中猜着、找着，忽然他下意识地一低头，一个孩子藏在他的身后，正在扯住他的袖口，想看他腕上的手表。
安在天把手表摘下来，递给孩子：“见过吗？”
孩子想接又不敢接，说：“我三叔有。”
“看看，跟你三叔的是不是一样？”
孩子羞怯地接过了手表。
“一样吗？”
孩子摇头。
安在天拉住孩子的手，问：“阿炳在这里吗？”
“他就在外面，你没看见他吗？”
“没有啊。”
“那你跟我来。你找阿炳干什么？”
“听说他耳朵很灵光……”
孩子奇怪地回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肯定不是我们村里人。你别跟他说你不是我们村里人，看他能不能听出来。不过，我想他一定能的。”
孩子拉着安在天出了祠堂，径直把他带到那个瞎子跟前，大声喊起来：“阿炳，来，考考你，他是谁家的人？”
他就是阿炳？安在天傻了。这个瞎子安在天刚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他看上去不但是瞎子，还像是个傻子。安在天万万想不到，罗山给他举荐的居然是这么个人。阿炳听孩子说要考他，似乎等待已久，立即收住憨笑，一脸认真地等着安在天开口说话。安在天一时不知所措。
孩子对安在天：“说话，你，快说话，说什么都可以。他是瞎子，你要说话，他才听得出来。”
金鲁生也赶了过来，挤在看热闹的人群中间，密切注意着事态变化。
安在天犹豫着：“这样不大好吧，好像我们合在一起欺负阿炳……”
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见阿炳突然朝空中奋力一挥手，叫道：“不是。他不是我们村里人！”
阿炳的声音闷闷的，像从木箱里滚出来的。
孩子存心逗阿炳：“哈哈，阿炳，这回你错了，他就是我们村里人！”
阿炳自信地：“不可能。”
孩子：“怎么不可能？他是我在北京工作的二叔。”
阿炳坚决地：“不可能！”
孩子：“就是！”
这一回阿炳否定得很坚决，而且还很生气，越来越生气，咬牙切齿，几乎像疯子一样地发作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骗人……你骗我……你是个骗子！你骗人！你骗我！你……你……你们家的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骗子！骗子！……”
阿炳骂着骂着，脸变得铁青，浑身跟抽风似的痉挛不已，给人整个感觉既像个孩子，又像个疯子；既可笑，又可怜；既蛮横，又脆弱；既痴弱，又癫狂……
旁边人都围了上来，不过大家对阿炳这个样子似乎已经习惯了。
安在天和金鲁生面面相觑。
一个老者走到阿炳身边，像哄小孩子一样，道：“是他骗了你，阿炳……他是个骗子，大骗子，三爸等一下就帮你抽他一耳光，很脆的……啊，没错儿，他就不是村里人嘛，我们阿炳的耳朵怎么会听错……阿炳的耳朵比所有人的眼睛还好用……好了，阿炳，安静，安静……”
三爸穿着周正，面容清爽，像个城里人。与此同时，他假装抡起巴掌要打孩子耳光，实际上只是褪下他的裤子，在他屁股上拍了一下：“我打你耳光，让你骗阿炳，让你骗阿炳……”
孩子夸张地“啊呀啊呀”一阵叫唤，提上裤子，一溜烟地跑了。
阿炳终于安静了下来。
安在天看着眼前的一切，一脸的茫然。金鲁生也是同样。
三爸走到安在天跟前：“同志，你是从哪里来的？”
安在天刚想回答，突然想起手表还在那个孩子的手里，叫道：“我的手表！”
“手表怎么了？”
安在天：“刚才那孩子拿去看，没还我呢。”
三爸：“没事，没事的，那孩子是我的堂孙，你放心好了，不会丢的，我这就带你去找他。”
安在天客气地说：“麻烦你了。”
三爸：“是我堂孙麻烦了你。走，我们走。你贵姓？”
安在天回答：“免贵，姓安。”
三爸：“我姓陆，这村里90％的人都陆。”
两人在众人的目光中离开祠堂，金鲁生悄然跟在后面。
一样的石板路，显得古老又殷实。安在天和三爸边走边说着话。在他们后面，金鲁生像幽灵一样，时隐时现。
三爸：“同样是上海话，城里和乡下的口音不一样的，我听安同志的口音，应该是城里人。”
安在天笑了：“所以听出我不是村里人，不光阿炳，谁都听的出来。”
三爸：“那你小看阿炳了。阿炳的耳朵是风长的，只要有风，最小的声音都会钻进他的耳朵里。他知道的东西比村里任何一个明眼人都多。庄稼地里蝗虫成灾了，半夜三更小偷进村了，谁家的媳妇养野男人了，甚至谁家老屋的地基下沉了，他全都知道。我们都说，阿炳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是耳朵，因为你即使把他耳朵用棉花堵住，堵得死死的，他也同样听得见。”
安在天：“看大伯的穿戴，你也是城里人吧？”
“我是从乌镇出去的，在上海工作。老母亲最近身体不太好，所以回来看看。人越老越怕死，见一面少一面。”
安在天问：“你在上海哪个单位？”
“上海音乐学院。”
安在天意外地：“有个人，罗山，大伯认识吗？”
“怎么不认识？我还是他系里的书记呢！”
安在天欲言又止。他明白了，事实上，罗山也是通过三爸知道阿炳的。他在犹豫，要不要把罗山的死讯告诉三爸。
三爸：“罗山的绰号叫‘罗三耳’，是全上海、可能也是全中国最好的调音师，上海城里的乐器，少说有一半他都摆弄过，一年光挣这个钱，比我全年工资加起来还要高。然而阿炳，你看见的，可怜的样子，凭他的耳朵，我想也可以当个乐器调音师。所以，我专门请罗山去红房子吃了一次西餐，希望他收阿炳做个徒弟，好让他有碗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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