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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有机会读了一批苏联解秘档案，时间跨度为“二战”胜利至 70年代。这批档案涉及面很广，反映了许多极重要的问题。这还仅是解秘档案中的一部分，相信若干年后，这些档案会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公开。
当然，当代中国史并不就是中苏关系史，苏联解密档案主要涉及中苏领导的上层交往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以及50年代的中苏经济联系。有关中国内部更复杂的情况，还有待中国学者对中国各种材料进行分析。我有一个看法，这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只限于制度框架上，致于中国制度的运作方式，毛泽东的决策对中国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型塑作用，对国人生活状态的全面的支配，是任何外来影响，包括苏联的影响，都无法与之相比的。
三、使用领导人文献集、年谱应注意的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老一代革命家的文集，专题文集以及年谱等文献资料。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选集》、《周恩来外交文选》、《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叶剑英文选》、《习仲勋文选》、《张闻天文集》、《王稼祥文集》、《彭真文集》、《陆定一文集》、《李维汉选集》、《万里文集》、《陶铸文集》、《董必武文集》、《邓颖超文集》、《廖承志文集》、《胡乔木文集》、《邓力群文集》等等。
这些文集都有重要的价值，提供了一种基本资料和基本线索，但它们也有局限，即相关研究不能仅凭这些文集作唯一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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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政治人物，一般都不是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他们的文字有时只是党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发表。有些文字并不完全表示他们的真实思想。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的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
国内有些学者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集，用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来研究1949年后的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的30年，将30年的复杂性全部消解，使之平面化。
2。 政治人物的文集系都为以后所编，其中一些文集，有些表述是根据以后的情况而加以修润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因此，使用这类文集，要谨慎、小心，需注意考辩、核查。
下面稍微谈一些对毛泽东有关文集的解读问题。
除了上面谈的毛泽东的不同文集，“文革”期间红卫兵编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也很有价值。其中所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除个别外，大多未编入大陆出版的毛泽东的各种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
毛泽东的各种文集都极为重要，因毛泽东在长达几十年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其思想、态度决定党和国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即李慎之所言，30年天天写的是毛，说的是毛。
最近20年也出版了一些领导人的年谱，即有《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前部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年谱。
领导人年谱的重要性：
1。 详尽。逐年、逐月反映传主的活动、言论。
2。 年谱的编写一般都使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甚至政治局会议记录。
3。 编写年谱的单位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等。
近10年出版的领导人年谱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这就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并非有事必录，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有大量地省略，对涉及敏感问题，都回避了。
四、从地方志、回忆录、口述史料观察社会的基层
过往的研究只注意上层的决策和政策的形成，对地方、基层关注很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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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基层，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的真貌和全貌。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即有同一性，更有差异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地方、基层的观察，能反映民众的生存状态。
中国历代都有修志的传统，民国以后因战乱，修志传统中断，但亦有不少地区修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盛世修志〃。中央有地方志指导委员会，省、市、县政府设立地方志办公室。近29年来，出版了大量的省、市、县、镇志。它们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对了解该地方的一般情况十分有用。
专业志和大型丛书也是重要的资料来源。专业志十分重要，全面反映了某一地区某一行业的发展情况，如江苏林业志、水利志、钢铁志、粮食志、人口志等，价值较高，一般都较真实。
《当代中国丛书》是1985年前后由胡乔木、邓力群发起编写。《当代中国》1949—1985年的地方卷，每省一卷。中央级的行业志，如中国的气象、中国的农机等等，以经济发展为主，已出版20卷（绝大部分行业）。虽有宣传色彩，但提供了基本情况。近年来，广州中山大学李若健教授利用地方志，研究1958—1961年的社会动荡和社会控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回忆录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又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史料。研究者运用这类史料时需加以特别的注意。建国以来，回忆录出版有两个阶段：1949—1979年，1979至今。关于第一阶段，出版的个人回忆录较少，多为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有些回忆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有问题。
在这一阶段，出版了两套大型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1962年下半年，党内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王超北事件”和小说《刘志丹》事件，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基本中断。1964年后，有关刘少奇的回忆文章较多出现。
出版回忆录的个人一般是重要的领导同志或革命前辈。吴玉章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请李新同志帮忙。陶承《我的一家》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都是由何家栋执笔。朱德在1963年想写回忆录，找康生。毛泽东知道后，表示不赞成，此事告吹。
“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的少量回忆录完全是为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杨成武《林总教我做师长》、钟赤兵《跟随林总的日子》。
50—70年代，由于中国的史料不开放，西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十分重视这类回忆录，但那个时期的西方中国学刚起步不久，所以他们的论著存在着较多的史实错误。如，《星火燎原》中有一篇回忆录，称1933年毛泽东、王明、博古检阅瑞金红军，以讹传讹，连西人的论著都说王明曾从苏联返回，再回莫斯科，以至王明事后专门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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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时代写回忆录是一件高危险的事情。1962年下半年，以李建彤的《刘志丹》为突破口，将习仲勋、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打成反党集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有三种因素：（1）党的实事求是方针的恢复； （2）邓小平、胡耀邦重视抢救史料；（3）也有高级领导同志表示：将带秘密去见马克思。
从80年代至今，大批回忆录问世。涉及中国革命、建国后历史的各个方面，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重要史料，但使用时须小心，应进行鉴别。
1。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
2。 主人公受自我认识方面的局限，即作者的主观性是否有节制的问题，即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
3。 亦有人借写回忆录泄私愤。
所以应参照其他资料，对回忆录进行考辩。尽管如此，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
近20年来，所出版的大量回忆录，可大致分为几类：
1。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录；
2。 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回忆录；
3。 地方领导人的回忆录；
4。 有关外交问题的回忆录；
5。 某些当事人就重大历史事件纂写的回忆录；
6。 新闻出版界负责人的回忆录；
7。 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的回忆录；
8。 重要历史人物家属的回忆录；
9。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外国人的回忆录；
10。 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人的回忆录；
从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角度纂写的回忆录也有下列几类：
1。 有关当事人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的回忆录；
2。 有关“胡风事件”的回忆录；
3。 有关“反右运动”的回忆录；
4。 有关“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的回忆录；
5。 有关“文革”的回忆录；
6。 有关五十年代几所著名高校大学生生活的回忆录；
上述这些回忆录大多集中于政治人物和文化名人，山西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宋云斌先生在1949以后的30年的日记，出版社给它起了个比较通俗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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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叫《红尘冷眼》，其实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的命运。宋云斌先生是浙江省的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也是民主同盟过去的一个高级领导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学者，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对那个时代很宝贵的个人的叙述。
政治人物和文化界名人的相关回忆肯定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这类材料中较少看到普通人和底层民众的生活。90年代中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天涯》杂志最先开辟了“民间语文”的栏目，陆续刊登了一些普通人的口述材料或当年的文献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间书信》，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据我所知，近年来一些普通人都在纂写他们的回忆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有一本《50—70年代基层政治运动记实》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萧牧，1949年是一个21岁的青年，听信去台湾可读台大的宣传，和同窗好友胡里胡涂去了台湾，很快又因思家返回大陆的家乡，从此一辈子在基层被整，被斗，那个当年和他一起去台湾的好友，几十年后成了台湾的名诗人洛夫。萧牧的回忆录没有出版，是自印本，对了解了解、研究建国后基层一系列重要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我认为研究者应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回忆录，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毛泽东的时候，应该重视，考虑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感受的问题。这个方面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不重视的。当然对那个时代，不会有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费尔巴哈说过：“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五、结语
综上所述，当代史的资料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档案的开放步伐很慢；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有关资料既多又杂。从资料的情况上讲，对当代史进行研究的基本条件已具备，海外对中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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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越来越集中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因为这是离当下不远的时代，对认识今天和未来的作用更大。
对当代史的资料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需要史识的修养和眼光；同时也需要研究者具备历史学的基本功底，即真正能够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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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①
2004年2月至7月，我应邀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担任客座，此前我虽多次去过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但数这次居留的时间最长，故而对台北所藏资料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和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台北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档案馆，台北所藏的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又和一般历史资料不同，它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资料，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军事对峙，台湾对大陆50—60年代资料的搜集主要是用于“反攻大陆”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资料在使用范围上有着极严格的限制，随着台湾社会在90年代后加速转型，今天这些资料中的一部分已对公众开放。
台北所藏有关大陆20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主要收藏于5个单位：“国史馆”，“党史馆”，政治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国防部情报局”，以及 “司法行政部调查局” （1980 年改为“法务部调查局”）的“荟庐”，现分别叙述如下：
原“国史馆” 1947年成立于南京， 1957年在台湾复馆，是台湾最重要的档案资料收藏单位。该馆收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有台湾各重要军情单位上报的有关大陆情势的报告及蒋氏的题签，批示。1948年冬，淮海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已预感国民党在大陆的江山不保，下令将有关他个人的重要函电，文件秘密转移到台湾。1949年，蒋介石的这批资料转移到台北远郊大溪头寮宾馆，次年成立“大溪档案室”， 所以蒋氏资料又称“大溪档案”。 1979年，“大溪档案”被转移到台北市阳明山的“阳明书屋”。 ② 1995年2月，蒋氏资料由“国史馆”接收，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1998年，“国史馆”出版《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两册，起于1923年，止于1972年，横跨蒋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