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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日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换文由“二十一条”产生，是在日本最后通牒胁迫下签订的，不能视为有效，自中国对德宣战后，情况业已大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改约已势在必行；再则，中国对德宣战后，中德间一切条约已告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亦失效；纵令该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该约亦有明文规定，胶州租借地不准转让，胶州铁路可以由中国收回等。……本全权代表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界地及其它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
别说，人家顾先生的表现真的好像比大耳切子来的好，牧野转而表示，我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我们，再由我们归还中国。
中国代表怎么能信流氓的话呢，本来就是德国强占我的，现在把小子打趴下了，直接归还我们就是，你日本人在中间过一手是何道理？
别看中国几个代表正闹着内讧，但对外争取国家权益的问题上，立场还是鲜明和一致的，他们坚持《中日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换文是在日本胁迫下签署的不合法条约，并且将中日密约的相关条文提交给了和会，以证明自己是被胁迫的。
日本人可能开始对中国代表的强硬态度准备不足，有些手忙脚乱，但很快压住了阵脚，开始反击，
即因中国对德宣战结果，1915年之中日条约可告消灭。但在宣战后订立之1918年9月24日协定之效力，则无论如何不生稍微影响。认定1915年的条约同1918年的续补协定，不但同样完全合法，且具永久之意。对于中国代表提出的情势变迁原则，日本代表宣称，国际关系常在转变，如允缔约国一方，任便修改其所不悦之约章，则可使一切条约变成废纸，而条约之解说与适用，将陷于永远不稳定之境。
日本这套说辞，比之前的流氓言论显然高明了很多，确实使中方有些百口莫辩，日本人说了，你们要是不尊重条约的合法性，我现在就退出和会，不和您们谈了，你中国不是给我找事吗？来来来，咱们回去单独过招，你少在这当怨妇哼哼唧唧。1918年这次续签，据说段祺瑞因此而争得了日本的2000万贷款，而这却使中国代表陷入被动。
中国方面开始提出将山东直接归还，但在日本的强势下，退而接受先由五大国共管，日本一概拒绝，山东就得先给我，给了我之后，我一定归还中国，美国代表兰辛就说了，那你给人家写个保证啊，日本人说这不是不信任我吗？有辱我们国家尊严，我不签。最后，与会各国决定，就按日本人说的做吧，山东先由德国交给日本，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所有权益，然后再由日本还给中国，这已经是1919年4月29日了，中国在山东问题上一无所获。
《凡尔赛条约》就这么着出炉了，内容一大堆呢，山东问题只是整个条约的一部分，诸位大哥的意思是，小兄弟你就认了吧，我们事那么多，哪有闲工夫和你在个小问题上扯个没完啊，你看看人家德国，当初不比你强不比你横啊，现在混的还不如你呢，现在你欠德、奥的庚子赔款不用给了，也算没让你白忙和，这事就这么定了吧。这庚子赔款是当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后，咱大清朝答应陪给人家的钱，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白银9亿八千万两，意思是他们来咱家打砸抢，人吃马喂的损失不小，所有费用得咱家给人出。过去的事不多说了，说现在，人家这《凡尔赛条约》真不是针对你中国的，你看把德国给整的，不仅使德国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而且对欧洲的德国疆界也做了很大变动。德国丧失了原有国土的 1/8，全部人口的1/10。条约禁止德国实行普通义务兵役制，限定陆军不能超过10万人，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艇。至于莱茵河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由国联占领5年、10年和15年，确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要说咱这境遇确实比德国好多了，咱该知足哈，可转念一想，不对啊，我是战胜国啊，怎么沦落到和战败国比高低争上下了，不过德国人可不像中国人这么好脾气，被人这么狠狠的涮了一道，心里埋着火呢，20年后，出了个叫希特勒的人，这才要引起一场空前惨烈的浩劫，此乃后话，按下不表。
此时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四面楚歌，大家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把中国的利益给了日本，日本不就可以少要点其它利益吗，所以便宜日本就是便宜大家，既然是便宜大家的事就是正义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应该提到，在和会上中国并非完全孤立，在顾维钧的斡旋下，美国总统威尔逊极其代表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只不过那时的美国说话远不如现在气势。
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公正待遇的消息于5月1日传回了国内，第二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将此情况通报给了学生。北大人向来有“论政”的传统，加上学生向来是最有正义感也最容易冲动的一个群体，所以爱国热情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马上开始了紧张的串联。
5月4日星期日，上午十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3000余学生聚集到了天安门，然后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誓死力争，保我主权”、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开始游行，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
这学生运动啊，召集容易规范难，大家年轻气盛想法多，又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所以散乱是必然的。大家游行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军警开始阻拦大家了，游行示威可以，但也需要守一个规则，使馆相当于人家国家的领土，外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你们这么乱哄哄的就往使馆区闯，万一哪位一激动砸人一块玻璃，或者干脆冲进人家使馆，这都是侵犯人家国家主权的事，所以，警察出来阻拦合情合理合法，可学生们不干啊，中国的领土我们中国人倒不能进了，我们就是要让老外们看到，你们欺负我们，我们决不答应，当时的总指挥是傅斯年，就是前文咱们提到过的让毛泽东很不爽的那位，他现在是学生领袖，他和军警们进行了交涉，内容无非是保证遵守规则之类，希望能让我们进入东交民巷，我们要向列强表达我们的心声，可军警不干，你说你保证，你拿什么保证，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出了事，谁兜着。就在僵持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嗓子，咱们去赵家楼，把那几个国贼揪出来。赵家楼是什么地方啊？是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公馆所在地，头天晚上大家串联商议的时候，就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这个游行应该是普通的和平示威，而有的人却认为应该采取暴力行动，对这帮军阀不给他们弄点事，他们也不会有所触动。他们准备弄的就是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为什么该着这几位倒霉呢？首先这几位都参与了二十一条的谈判和签约，再次这次巴黎维权陷中国代表团于被动局面的，是1918年和日本签署的那个续约，日本也就是抓住了这点，说服了与会其它国家，让大家相信和中国政府关于山东问题是有协议的，而且这个协议不是在武力威胁下签署的，是合法有效的。而负责谈判和签署这个协议的人就是这哥仨，我们说了，其实续了这么个约，其目的就是向日本借款，不过日本人的钱是好拿的吗？两派学生争的面红耳赤，最后准备弄出点动静的学生就自己去设法搞到了曹汝霖家的地址。
今天好了，使馆区不让咱们进，和平方式不好使吧，走，咱们弄点暴力的去。大家群情激昂，喊着口号冲向赵家楼，军警们一看，小傅同学，别跟我们交涉了，你那帮兵没人听你的，我们也不陪你磨牙了，得赶快向上边汇报了。傅斯年极力劝阻同学们，可哪有人听啊，直接就把傅总指挥给晾二股道上了。
等到了曹宅，人家已经是深沟高垒大门紧闭了，学生们喊了通口号见没人搭理，已经有一个身手敏捷的同学砸碎了大门旁的一个窗户，率先跳进了院子，这个人叫匡互生，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北师大，据说他还会些武功，又有几个学生和他一起跳了进去，打开大门，众学生呼号着一拥而入。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人，匡互生把曹宅内窗帘啊、字画啊之类的易燃物集中起来，就要点火，北大学生段锡朋一见急忙阻拦，这段锡朋也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可匡互生根本不听，你算干什么地，我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负责，熊熊大火就燃起来了。
大火一起，人们四散奔逃，有学生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竟然是章宗祥，原来头天晚上这帮学生就拿到了曹汝霖和章宗祥的照片，没想到在曹宅竟然撞见了章宗祥，原来这章宗祥与曹汝霖相交甚密，本来是驻日公使，这使正好回国，就寄宿在了曹宅，学生进来的时候，他和曹汝霖分头躲藏，发现起火后，急忙往外跑，被学生们一通叮当五六，直接打进了日华同仁医院，看来熟悉地形太重要了，你看人家曹汝霖就全身而退。
这件事上，傅斯年，段锡朋等学生领袖还是理智的，用合法的手段去敦促政府，声援政府，以抗击不平等待遇，是一个不错的选项，毕竟任何人当权也不想受人欺负。你一帮学生打砸一通，放一把火，确实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会有利于宣传，可这是违法行为，如果我们还不想@@推￥翻&政府，如果我们还想在政府框架内解决问题的话，就应该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当我们用违法行为取得小胜的同时，丢掉的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基石，以破坏法律的行为去促成进步永远是舍本求末。任何时候，能从违法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永远是权贵阶级，而尊重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才是维护百姓利益的根本。
这会儿的北洋政府总统是徐世昌，巴黎和会那边的谈判一直让他忐忑不安，代表团受到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压力肯定都会转嫁到他大总统身上来，正郁闷着呢，学生们开始闹事了，竟然还敢光天化日殴打国家要员，烧了部长的府第，大总统自然也无二话，依法行事——抓。
5月5日，大规模罢课开始了，抗议政府，要求政府释放爱国学生。这时候5月4日学生们散发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注17】开始在市井传播，这个宣言有两个版本，白话部分是罗家伦写的，文言文部分是许德珩写的，写的是铿锵有力，极具煽动性，使越来越多的市民了解到了巴黎和会的真相。同一个宣言要白话文言各写一个，也颇具五四特色，因为五四前后正是白话文运动时期，之前基本都是文言，之后大多采用白话，而五四时期则二者并行。第一天行动后，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许德珩、闻一多、张国焘等以他们积极和沉稳的表现，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成为了学生领袖，这些二十啷当岁的青年才俊，日后要不成了高官要不成了大学者。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没有长者的瞻前顾后，爱国，打着爱国的旗号，做着爱国的事情，这就是学生。
纷纷扰扰的的运动在半个月后达到了高潮，19号，总罢课开始了，不上课的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号召大家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可以算作成语了，自五四时代被提出以来，几乎成了历届愤青的通用政治口号，但自该成语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19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妳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从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来看，这几位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理智的。之后，北京的学生运动不再进行暴力破坏活动，而是在法律范畴内据理力争，寻求支持，五四运动最后的胜利和他们当时采取的策略是分不开的。而放火的匡互生虽然依然积极，但太过激进和毛糙的表现却不能使他赢得更多的支持，于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5月7日，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出面斡旋，徐世昌很给教授们面子，把学生放了回来，可此时的学生们哪里还有心情坐在教室里读书啊。讨论政￥治又不不是讨论自然科学问题，别管对不对，几乎是人都能插的上嘴，我们都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一说闹学潮，人人心里长了草，在爱国热情支配下，精神是亢奋的，体力是用不完的。蔡元培老先生有些左右为难了，他当然爱国，他当然愤恨于列强对我中华的羞辱，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认为一帮毛头孩子喊喊口号能起什么作用，学生是应该安心读书的，只有读好书，才能救中国，所以他阻拦劝说学生们重回教室，可是心里长了草的同学们，谁又听他的呢，不听拉倒，我老人家去也！！！老头走了，去了杭州，妳们爱怎么闹怎么闹，与我无关。别的校长是否和蔡校长一个想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纷纷采取了统一行动——辞职。
没有校长的学校是自由的，能够为国为民鼓与呼的学生们是快乐的，运动蔓延的速度很快，各地学生联合会，教职工联合会纷纷成立，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相继罢&课，学生是单纯的，他们虽然没有长者的深思熟虑，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