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前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1卷，第73～74页。
上述情况说明，红七军团的北上抗日和红六军团的西征，虽然都是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并且实际上承担了先遣队的任务，但因为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战略意图，所以，均被称为“突围转移”或“突围西征”。
1934年9月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决定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为了准备红军主力的转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9月13日发布了《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
9月29日，《红色中华》第239期发表了由张闻天署名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这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实际是当时红一方面军要突围西征，准备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与政治命令》。
10月9日，中央发布《野战军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巩固部队，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加强政治军事训练及群众等工作的指令》，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
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000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
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称之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
12月12日，中央领导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于危机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问题时，做出了改变行军路线转兵贵州的决策。
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到黎平后的进军方向，到什么地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问题。19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
1935年1月15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做了改变，决定继续北上。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红军胜利地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渡过了金沙江，实现了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战略决定。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战术的认识，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5月22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41页。据考查，这是最早使用“长征”这个提法。此后，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才有“长征”的提法。
1935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其中写道：“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
9月12日，中共中央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这样写道：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
在此决定中，使用了红军“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的提法。
9月22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其中这样说：
经过两万多里的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红军指战员是一定能够以自己的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战斗经验，来战胜北上抗日途中的一切困难！9月2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甘肃定西地区通渭县榜罗镇。第二天，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又提及“长征”这个词。他说：
我们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
毛泽东这样先后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和连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到“长征”这个词，因而“长征”的称谓，便在红军中广泛使用起来。
10月，过了岷山，红军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镇）。在中央红军即将与陕北红军会合之际，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了《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其中写道：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26页。
10月30日，中央红军所有非战斗单位前往陕北苏区中心瓦窑堡，战斗部队则向延安地区甘泉县前进。11月5日，中共中央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召开了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对红军长征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
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符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
同志们，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有8万人，现在大约只剩下1万人了，人数虽少些，但留下的都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据杨成武：《忆长征》，第254～256页；《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86～287页。
12月13日，毛泽东率军到达瓦窑堡。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再次论述长征。他说：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2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9～150页。
12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其三大主力何时胜利会师
红军在长征中，先后有五次会师。第一次是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二次是9月15日红军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第三次是10月底红一、三军团在陕西甘泉地区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第四次是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胜利会师；第五次是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是何时在会宁胜利大会师结束长征的？对此，有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于“10月上旬，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胡依马编：《我们的总司令》，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第409页。第二种说法是10月19日，战士出版社于1983年8月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就是这样记述的。《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13页。第三种说法是10月20日〔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四种说法为10月22日力平等著：《红军长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68页……这几种说法，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
1935年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五个纵队，先后由甘肃的岷县、漳县等地出发，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
10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西征军，即第一师，攻占了会宁城，迎接四方面军。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会宁的青江锋、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
10月9日，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城。
10月10日，朱德、张国焘等抵会宁，受到红一师师长陈赓及部队的欢迎。
10日这一天，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毛泽东、周恩来电告他们，要迅速通过通渭以便在通渭与会宁界石铺之间休息，做好经界石铺再往北进的准备。这说明，红二方面军在这天尚未到达会宁城。
而徐向前、陈昌浩在这天致电毛泽东，却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已胜利地实现了。”蒋建农、郑广谨著：《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51页。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记载，中革军委收到徐向前等的报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10月10日联名向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好了举行对于中国的新的大规模的进攻，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空前未有的危急存亡地位的时候，我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境内会合了。”表示了对红军广大指战员的“热烈的敬意和欢跃的贺忱”。《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然而，严格地讲，三个方面军在10月10日是没有“大会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记载，红二方面军渡过渭水到达通渭，途经界石铺，就到会宁城了。从通渭到会宁，其距离是很近的。除此，红四方面军已于9日攻战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如若从通渭抵达会宁，已无敌人堵截，可很快顺利到达，所以便说已“大会合”。
其实，红二方面军于11日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快到会宁城的时候，中央和军委让他们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威胁胡宗南部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的防御任务。直到10月19日，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其总指挥部（由红军第二军团兼任），才进抵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和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大会师，宣告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对此贺龙撰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作了详细记述。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上述《红军长征简史》一书记载，红军长征三大主力部队是在10月22日大会师的，此说是不准确的。据红旗出版社于1997年1月出版的《长征途中的毛泽东》一书记载，10月21日，军委和总政治部向三个方面军领导发出的电报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为着政治上动员全军执行新的伟大任务，为着使全军完成团结于共产国际、党中央与军委的路线之下，为着使全军从政治上、军事上提高一步，中央与军委决定从11月1日起至7日止以十月革命节为中心进行7天教育，计划全军同时于11月7日举行庆祝会合誓师抗日与庆祝苏联胜利大会，依照情况举行大的或小的集会，宣读中央致各军贺电，全苏区也同时举行大会。”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如若是22日大会师的，军委和总政治部于21日发出的电报，不可能提前一天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途经十一个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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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回忆录》记载，1935年11月5日，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到达象鼻子湾对部队讲话时说：
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见《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6～287页。
红军长征途经11个省，过去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以及许多专家、学者都是这样说的。国内外出版的许多著作，也都是这样记载的。
然而，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写的《毛泽东军事年谱》记
载，193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曾经致电红四方面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告诉他们：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正在迅速发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已取得初步成就，“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编：《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30页。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奉党中央命令，正式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辖第二、第六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改编而成的红三十二军，计13000余人。
据红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长征日记》以及关向应、王恩茂等同志的日记及红二方面军文件整理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日记》记载：1936年7月6日，红二方面军从四川甘孜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北上向阿坝挺进。
从甘孜出发时，原预计10天到阿坝，但没有想到，从甘孜到阿坝，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空气稀薄、气候无常的水草地。除此，途中得不到给养补充。部队到达四川与青海交界处的西倾寺时，完全断了粮，干部战士只能以野菜、草根充饥。于是，便决定改变行军计划，北入青海，边筹粮，边前进。
就这样，从7月9日起，红二方面军分两个梯队，先后从四川色达县自强沟进入青海省班玛县任玉地区，北进百余里至尕昂沟和塔加里折东向阿坝前进，部分部队渡过多柯河直抵青海省久治县白玉寺附近。
红二方面军在青海省班玛、久治两县境内活动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曾与马步芳部敌军喇平福团发生数次小规模战斗。直到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