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长沙赴京，同行者较多，其中有李维汉和罗章龙。李维汉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罗章龙撰写的《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记述了他们于8月15日与毛泽东等离长沙结伴赴京的情况。
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中写道：8月15日，在长沙登船北上，16日到达汉口，然后改乘火车。“当火车到河南郾城县，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润之、我、陈绍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一二天。润之对许昌很感兴趣，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荒凉。他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并作诗纪行。”从许昌回到漯河，被冲坏的铁路已修复，于是又乘火车，于8月19日（农历七月十三日）到达北京。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从湖南到北京）》，《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510～516页。罗章龙所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无疑是准确可信的。
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1）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从长沙第一次到北京后，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与李大钊相识。那么，他们第一次会见是在何时？对此，长期以来有以下三种说法：
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
8月下旬，经留法勤工俭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路海江、贺明洲编著：《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63页。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其记载是这样的：
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页。
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也是毛泽东于“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页。
经过多方面查证，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李大钊第一次会见的时间应为1918年9月，而不是8月下旬，也不是10月。其理由：
第一，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开始住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杨昌济家。与毛泽东同来京的其他人散居各处。后来，为了便于学习和商讨问题，毛泽东便离开杨家搬到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地安门内的三眼井吉安夹道7号，与蔡和森、罗学瓒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虽然每个月只有几元钱作为生活费便可维持生计，但也无法解决，因此必须找个工作挣点钱。正如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所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到首都的，非马上找到工作不行。”《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3页。基于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拖延两个月之久，到10月份才经杨昌济介绍认识李大钊，请求帮助安排工作。
第二，8月19日，毛泽东到北京后便忙碌起来，四处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于8月下旬请杨昌济帮助寻找工作，认识李大钊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于1990年3月出版的《青年毛泽东》记载，毛泽东是于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时间应为这年的9月。3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即北京沙滩的“红楼”）当助理员，其职责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刊者的姓名。显然，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工资每月仅有8块钱。但当了这个助理员，不仅解决了毛泽东的生活费问题，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获得许多有益的知识，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毛泽东于1936年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40～41页。
那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是谁批准决定聘用的？
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对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杨昌济介绍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认识了他钦佩人之一，李大钊。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毛泽东被派在图书馆做助理员。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174页。
1996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是这样记述的。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41页。
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6月号刊登的《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一文则认为：
李大钊在杨昌济引荐相识后，为了帮助毛泽东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他答应帮毛泽东找工作。当时，他并没有应允可以在北大图书馆为毛泽东谋一职位。李大钊是在得到北大校长批条后，才决定聘用毛泽东的。莫志斌：《毛泽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史实考》，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6月号。
那么，这位为毛泽东写批条的校长是谁呢？
对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是蒋梦麟写的批条，其根据是蒋梦麟的自述。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即李大钊——笔者注）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引自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写》，第59页。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是蔡元培写条子批准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北京大学校史》的记载：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时，他和蔡和森又给蔡元培校长写了封信，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于是在李大钊的积极安排下，毛泽东做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84～85页。
上述两种意见，哪一个是对的？要弄清这个问题，显然必须搞清楚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准确时间和当时谁在北大任校长。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曾先后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在北京的时间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是他第一次到北京的事，准确时间是于1918年9月底被批准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
1918年9月底，谁任北京大学校长呢？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北京大学开始执行校长职务，直到1927年7月。从蔡元培任此职时间来看，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时，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事。
有的专家、学者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因此，正如上述蒋梦麟所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经查证，蒋梦麟此说有误。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的确曾辞职由蒋梦麟代理他的职务，其原因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不仅无理拒绝中国提出的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正义要求，还进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原在我山东的全部权益。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慨。1919年5月4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学生发起，联同北京各大专院校的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要求严惩亲日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到镇压，许多学生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不顾个人得失安危，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不仅拒不执行教育部要他开除为首“闹事”的学生的指令，反而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带领各大专学校的校长及北大部分教员，与反动当局说理、交涉，保释被捕学生。这些学生被释放后，蔡元培没有丝毫的责备、抱怨，而是率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被释放学生的归来，实际上是对反动当局的再次示威。对蔡元培的这些表现，政府当局极为不满，把他视为学生“闹事”的总后台，并于5月8日下达命令，要对蔡元培进行追查，甚至还扬言要暗杀他。基于这种情况，蔡元培于5月8日晚送出辞职呈文，9日晨5点半即悄然离京，出走天津，前往杭州。
蔡元培递交辞呈，离京经天津到杭州后，北大校长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1919年7月23日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曾登载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消息。
蔡元培于5月9日留下辞职声明，悄然离京，在北大引起巨大震动。于是群情又起，为挽留蔡元培留任，北大广大师生与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开展斗争，坚决拒绝新任校长到职。这一行动，得到北京各学校师生的响应，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在北京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请蔡元培复任。
1919年9月10日，蔡元培离杭北上，12日抵京，20日正式到北大视事。在蔡元培离京去杭州的4个月中，北大校长的职务就由当时任北大总务长的蒋梦麟代理。
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具体时间为1919年5月8日至9月20日；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时间是1930年12月至1945年10月。而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是1918年9月底的事。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由李大钊直接分派，或手持的蒋梦麟的批条“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都是不符合实际的。确切的说法应当是：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李大钊的引荐，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批准，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
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工读主义”或“工学主义”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先后组织成立了工读互助团。
北京工读互助团是成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个工读主义团体。它是由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王光祈等17人发起并募集经费，于1919年底成立的。其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就是说，在这个互助团内“绝对实行共产主义”。显然，这是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成立的群体。因此，时过不久，便宣告解体。
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其主要负责人王光祈，于1920年2月29日又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3月5日，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这个互助团。
那么，毛泽东是何时和在何地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对此，湖南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的《湖南人民革命史》是这样记载的：
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了陈独秀、彭璜等人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5页。
其实，毛泽东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情况是这样的：1920年2月29日，王光祈离京赴上海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在离京前，将此情况通知了毛泽东。上海工读互助团于3月5日正式成立，毛泽东是知道的，但因驱张事宜缠身不能离开北京，所以没有参加成立会。但他正式报名参加，并且同意作为发起人之一。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就是以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联名发表的。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才直接参加互助团的活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是1920年5月到上海后才参加互助团。而实际上，他尚未到上海，就报名参加了互助团。因此，应当说他是在北京报名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的。其筹务会，他没有参与。3月5日的成立会，他联名发表了《募捐启》，说明他已正式参加。
毛泽东早年巡游是哪一年的事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曾作这样的自述：
1919年初。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前往上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到天津后不知道怎么再往前走。可是，正如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还登上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后来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哟！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碰到了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就这样，我完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29页。
毛泽东在这段自述中说，他在1919年初前往上海。然而，查阅《毛泽东年谱》和其他有关毛泽东行踪的史料，可看到其中记载毛泽东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即毛泽东第一次赴京期间，曾到保定迎接由陈赞周、邹鼎丞带领的第二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送蔡和森等30多位留法预备班学员去蠡县布里村参观；同萧三、罗章龙到天津大沽口观海，看要塞炮台等，但没有他离京到上海的记载。上述毛泽东所说离京前往上海的时间，显然是误记。
1919年3月，毛泽东曾从北京到上海。上述毛泽东所说，是否这一次呢？对毛泽东�